笛韵书茶吧-->致

壹

再次回到故乡南流那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

南流早已面目全非。我走在新的街道上，穿过陌生的街巷，走在陌生的人群里。而过去的南流，早已湮灭在时间的深处。

我走过东门口西门口，走过陵宁街水浸社火烧桥大兴街十二仓，还有我的沙街龙桥街灯光球场和县体育场，旧医院宿舍太平间留医部以及大园，我还走到遥远的纸厂，站在河边眺望陆地坡，对岸的船厂早已不在，沥青的气味也已消失。

雷红，雷朵，吕觉悟，这些我少年时代的女友早已远走他乡。雷朵有将近二十年没有联系了，她在社会之外，早已不跟任何人来往。她的生活是一个谜，一个黑洞。多年来，她抗拒着社会坚硬的车轮，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高中的同学，只有姚红果偶有短信，而她在N城，也很多年没回南流了。我给安凤美打过数次电话，每次都是电信局的录音，她的电话因欠费已被停机。

亮堂的高速公路崭新而陌生，两边没有旧时的房屋，不时看到新鲜裸露的泥土，有一种雨后的艳红，两旁的水泥加固网看上去像连续不断的大叉，生硬、粗暴、有力，泥土被隔成菱形，但仍散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土腥气。

高速公路，这种逢山劈山，遇田平趟的气概让我心里一震。九十年代有一次，我从南流坐汽车到N城，早上七点出发，晚上七点才到，风尘仆仆十二小时。从北京到南流县，则要整整三天三夜，现在已经不是那条旧路了，除了连绵的香蕉林、偶现的水塘和裸露的红土，就再也没有熟悉的房屋墟镇了。

一切陌生茫然，心里既空旷又拥塞，百感交集，一个过去的故乡高悬在回故乡的路上。

忽然想起一部越南电影的名字，《回故乡之路》。已经忘记多少年了？高中毕业三十年，初中毕业三十二年，一次都没有想起。一部黑白片，它说的是什么？

不记得了。回南流想要见到的人，同学，高中全班，初中全班，小学全班，还有，幼儿园全班，从来没有合影。早就烟消云散。

张英敏说，高中毕业二十年，我们大家都回来，到学校礼堂门口集合。她反复念叨：一定要记得呀！现在毕业整整三十年了，有人还记得，但礼堂已拆，即使回来，也只能在废墟上集合。

没有拍全班毕业照，初中没有，小学也没有。幼儿园倒是有，那是我们的上一届，我和吕觉悟被老师从合影队伍里拉出来，大班只有我们两个人不到毕业年龄，不让毕业，要再读一年。我和吕觉悟先哭了一鼻子，又互相鼓励一番，然后就去后园捡尤加利花去了。吕觉悟说，明年我们再照也不迟。

第二年却没有照相，因为文革开始了。十年，小学初中高中，一九七六年，所有的人都在农村。七七年底，七八年，高考恢复，然后是落榜，大部分人落榜，我们班情况最好，六十三个人有四个人考上了大学。

是因为孙向明么？

孙向明不知今在何方？

孙向明，这个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外乡人，我们初二的时候，他来到了南流镇，带着湛江口音的普通话，降落在南流中学闷热局促的校园里。他的声音干净而有磁性，就像他本人在课堂上所讲的磁场、磁铁、磁粉、磁力线，等等，一切带有磁的东西。他的皮肤比当地人白且细，眼睛细长，单眼皮。这影响了全班女生对男性的审美，我们坚信，双眼皮大眼睛的男人是很难看的，只有像孙向明一样，单眼皮细长的眼睛才最好看。

此外，还有，他的洗得发白的军装，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衣服，圭江大木桥，运沙子，种花生，沼气池，插秧，割水稻，种红薯，种甘蔗，晒谷子。

排球、篮球、乒乓球。拔河。排练演出。

梅花党！这个最让人心醉神迷的字眼从茫无际涯的中学时代、最纷乱最无头绪的年月冲出来，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剑，一下就劈开了乱麻一样的三十年。梅花党的故事，是我们中学时代最传奇、最迷人的故事，它经由孙向明的嘴讲出来，带着他的湛江话的腔调，以及他北大毕业生的神秘感，以及沉浮在河边、沙子、菜地、稻田，绿色秧苗和金黄色稻谷之上的悬念，到来。

每次劳动，孙向明就讲梅花党的故事。下午，从学校出发，扛着锄头，或者推着一辆空木车，十几个女生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挤着碰着，就像一堆蚂蚁，齐心协力运送一根骨头，专注忘我。每个女生都仰着脸，左侧仰或右侧仰，或者，倒着走。

邱丽香紧挨在孙的左边。

她边走路边用右手拨着自己右边的辫子，辫梢在孙的肩膀上跳动，而她的肘弯也总是要碰到孙。她平淡的脸因为仰望孙向明而浮起一层淡淡的光泽，那是深怀爱情的人内心的光。她专注地盯着他的脸，嘴唇微微开着，随时准备呼应孙向明的每一句话。她说：哦，原来是这样。她拍拍胸口说：呀，吓死我了！她会咬牙切齿地指责故事中的某个人，好像跟她有着直接的杀父之仇。她惊呼兼安抚，并且总是一再追问：后来呢？后来呢？

她永远走在孙的左侧，好像那是她的专门位置，一个他人无法占领的王位。

邱丽香帮孙向明拿着一把铁锹。那是她视为圣物的东西，平时就放在孙向明宿舍的门背后，有时孙不在，门虚掩着，她就私自闯入，一个人在孙向明的宿舍里转来转去，东看看，西摸摸，床底的藤条箱子，脸盆架上的脸盆和毛巾，书架上的书，无非是物理教科书，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此外有一本全国交通地图册。邱丽香喜欢摸这些书，她用一根手指头，碰碰这本，又碰碰那本。

邱丽香打扮孙向明的铁锹，她在木把上缠上了好几道塑料绳，细细圆圆像粉丝那种，粉红色的细塑料绳子，邱丽香自己就爱用这种细绳子扎辫子。她把孙向明的铁锹打扮得像一个傻大姐，满心欢喜。然后她站在校门口，看到孙向明扛着铁锹走过来，她就抢过来，扛在了肩上。

只有她一个人扛着铁锹，人人都甩着手走路。很快她就跟不上了，她被挤到了一边，而她们，全都围着孙向明，挤着碰着他，他的后脑勺在她们的背影中越去越远。谁都不知道她被甩了后面。孙向明也不知道，他一点都不知道，他根本就把她忘了！邱丽香一下跑了起来，她冲进这片背影中，她肩上的锹撞到了别人，然后她就紧挨着孙，她的前方和后面，有铁锹把顶着，就都不能走别人了。

光着脚，南流镇从四月到十一月是夏天，大多数人都光着脚。梅花党，这样好听的故事，谁会留意脚下的路呢，总会有人踩着锋利的瓷片、玻璃、木刺、竹刺，或者，屎。鸡屎、鸭屎、狗屎，也有猪屎和牛屎。镇上的居民都养鸡，机关里也有人养。在南流的街巷，鸡屎鸭屎狗屎，随处都是。

连牛屎也都有。农民把牛从圭河对岸赶过来，过了桥就是公园路了。我们就是走这条路到十二仓气象站。我们从学校出发，如果是六月，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树就会开满树艳红的花，地上有花瓣，我们光着脚踩在花瓣上，嘴上吱吱喳喳一眨眼就走到东门口，东门口通向五条路，最左边的那条就是公园路，路不宽，但安静，也干净，只是偶尔才会有牛屎。有一幢房子有点神秘，县文艺队经常在那里排练节目，有歌声传出，手风琴、二胡和笛子，它们交错传出，或者隐没在众声之中。我后来才知道，这房子最早的时候是教堂，后来拆掉了。

梅花党的故事总是走到这里才开始讲，因为东门口车太多，交通复杂。过了东门口，到公园路了，公园路安静人少，也没有车，好了，女生们一声紧一声地催，她们说：孙老师，快讲呀，快点讲吧！孙向明便说：好，讲。大家屏息凝神，紧盯着他的嘴。这嘴却闭着。大家又催说，讲呀讲呀，再不讲就造反了啊！孙向明这才问：上次讲到哪里了？马上有人答道：讲到王光美的旗袍上有一朵梅花。

王光美的旗袍上有一朵梅花，这样的情景太让人心往神驰了！多么奇异！又是多么神秘！带着遥远而高贵的气息，降落在南流镇平凡的日子里。王光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已经被批倒批臭了，在漫画里其丑无比，又丑又妖，是全国最妖的一个形象，一个妖精，正因为其妖，像一朵有毒的花，我心里隐隐的有点喜欢她。在我看来，有一个妖精，政治漫画才变得不那么枯燥了。大家都知道她是美蒋特务，但她身上的旗袍有一朵梅花，真丝的旗袍，高洁的梅花，跟一个巨大的秘密有关，我们沉迷其中。

王光美、郭德洁，梅花。

郭德洁是谁？有人问。

你们连郭德洁都不知道吗？孙向明很吃惊，他看看我和雷红，我们是医院子弟，又看看吕觉悟，她爸爸是水利局干部，他又看张英敏和丁服，还有姚红果，她们脸上也是茫然。姚红果家在县委会大院，她爸爸是教育局副局长，她说：谁知道郭德洁啊，她又不是郭凤莲。

那你们知道李宗仁吧？孙问。一时也无人应对。孙正要说话，我和吕觉悟几乎同时说，我知道李宗仁。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听同一个人说的。小学我们两人同班，有一个女生被取了外号叫孙中山，女生说孙中山就孙中山，孙中山是好人，却有个男生说孙中山是坏人，女生不服，当即问班主任，班主任被问住了，她说，我下次再回答你们吧。女生抢白老师，说：毛主席还跟孙中山握过手呢！老师也不含糊，说：李宗仁也跟毛主席握过手，还上过天安门呢！说过她就开始上课了，上的是毛主席语录，“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隐约觉得，孙中山可能是好人，李宗仁可能是坏人。

李宗仁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有人踩到屎，那一定是邱丽香，如果有人扎了刺，也一定是邱丽香。邱丽香是一个大倒霉蛋么？是。她是一个容易被人捉弄的人么？

这是我和吕觉悟、雷红三个人的结论。

她踩到屎，我们不心疼她；她扎了刺在脚上，我们也不心疼她。我们每次去孙向明宿舍总是碰到她，她就是我们的敌人。她有点胖，她爸爸在猪仓当会计，经常要给收购的生猪过磅，小学的时候一放学她就到猪仓去，身上有一股永远洗不掉的猪屎味，于是，她的外号就叫猪仓。

再也没有一个女孩子的外号比这更难听的了！猪仓，猪的仓库。她还被叫过原子弹，还被叫过冲击波。冲击波这个外号还有点形象呢，不知是谁先叫出来的。邱丽香的乳房比一般女孩发育得大，她跑步和走路，前面两团扑腾得厉害，她坐下来，前面则鼓鼓的让人脸红。她为什么会那么大呢，真难看，像个妇女！

冲击波的外号不记得是谁取的了，我们年幼无知，以给同学取外号为乐。

我们沿着东门口、公园路、水浸社、木器厂、石灰街、火烧桥、搬运社一直走到大兴街，大兴街上最著名的房子是俞家舍，那是一个大宅院，四进、有楼、回廊，有奇异的带圆柱的隔断，拱门和带花纹的台阶。二00五年夏天，母亲告诉我，俞家舍就是我的出生地。

但三十年前我并不知道这个。我紧跟在孙向明的右侧，我的旁边是吕觉悟，我的前面是雷红。梅花，梅花暗道，旗袍上的梅花，王光美、郭德洁，它们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幅神秘的织锦，织锦在我们的头顶飘，五迷六道，走到哪里谁又知道呢！我们走过了俞家舍，走过了大兴街，但我们浑然不觉。只觉得刚刚出了校门不久，猛一抬头，怎么就到了十二仓，这么快！我们不想这么快。到了十二仓，再走一段土路就到气象站了，就得劳动，就得散开。

谁能舍得呢，我们的梅花党。

我愿意成为梅花党的一员，或者，侦破梅花党的一员，敌我双方我都愿意成为。我最愿意当王光美！万众侧目，在遥远的北京，化身为无数个妖精，旗袍飘飘，花环缭绕，隐蔽的梅花，像星星一样。当郭德洁也不错，郭长得什么样？她很漂亮吗？从海外归来，海外就是天外，让人无从想象。还是当王光美吧。当王光美！

多么反动！多么不可告人！

又是多么奇怪。小学的时候，女孩子之间吵架，最狠的一句骂人话就是：你是王光美！这意味着美蒋特务、永远跟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连在一起，永世不得翻身，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但是时过境迁，革命时代已经到了末尾，已经很久没听见有人打倒王光美了，她消失已久，不知去向。忽然，孙向明的梅花党把她带来了，她出现在一朵梅花中，成为我的秘密。

怀有同样秘密的还有其他人么？那些生涩的女生，豆蔻年华，却像绿豆中的铁豆，煮多久都煮不开，白白受党教育多年，是非不分，脑袋里是一锅糨糊。

我们是爱王光美，还是爱孙向明呢？

贰

雷朵有许多年不见了。二十多年。没有任何联系。她自绝于社会，生活在正常的秩序之外。

高中二年级是我最孤独的一年，孙向明已调回他的家乡湛江，从此再也不能见到他。初中我跟吕觉悟、雷红同班，三人是死党，同进同出。但高中我跟她们不在同一个班。

没有孙向明，没有吕觉悟和雷红，没有考试，文艺队没有排练新节目，也没有排球赛。这一年我不再当班干部，被选掉了，因为我的日记不健康，被人偷看，之后公诸于众。在班上我没有朋友，我离群独处，不把自己当成班里的一员，对所有事情漠不关心。我脱离班集体，不在自己班的宿舍住，自作主张，搬到低一年级的雷朵她们班的宿舍。那一年，初中重新恢复三年制，我高二，雷朵初三。

我是怎么搬到雷朵她们班的宿舍住的呢？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在高中，她在初中，我们班的宿舍跟她们班的隔了两幢楼。不知为什么，没有人干涉我。

我对雷朵说：我们早上要起来跑步，要锻炼身体。六点半，你一定要起来！她很乖，她说好。早晨六点半，我们在街上跑步，一前一后。天刚蒙蒙亮，清洁工正在扫地，街上洒着水，尘埃扬起，我们跨越大大的竹扫帚，一跳一跳的，一直跑到人民饭店，那里热气腾腾，包子粽子油条馄饨豆浆，香气诱人，此起彼伏。如同听到号角，我们饥饿的胃开始苏醒，胃伸了个懒腰，像狗一样。我们的腿也开始灌铅了，灌的是铅字，印刷厂那种铅字模，一粒一粒的，是累字和饿字，咔嗒咔嗒往腿里灌。三分钱一碗，肉粥，一人一碗，然后溜达回学校。

还有散步，这个词如此文雅，代表着文明的生活方式，超越了南流镇的平常日子，这是我自少女时代始一直热衷的事情。我总要叫上雷朵，我说，吃完饭散步去。她说好。我说一吃完就去。她说好。我说等太阳落山再去。她说好。她听我的，特别乖。我们不说话，一路走到东门口，过了东门口我就让她说说话，她问我：散步是要说话的么？不说话就不好吗？我说是。于是我们就开始说话。

东门口、西门口、新华书店、照相馆、文具店、百货公司、糖烟酒公司、服务公司、华侨大厦、工商联，转了一圈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就从水浸社电影院这边转回来，或者从灯光球场工会那边回，有时也走到大兴街，但大兴街太远了，我们一般不去。宁可去沙街，去河边，但河边的路不好走，桥也不好走，走到半截，也就回来了。

长盛不衰的话题，是爱情。

雷朵的初恋。她的心上人。她饱含爱情的声音和面容，她的眼睛，波光潋滟。

雷红和雷朵，两姊妹都是美人，但在我看来，雷朵的美更单纯拔俗。她天生就适合当一个爱情对象，谁都会爱上她的。而一旦有人爱上她，她就被点着了。她的心一点点燃烧着，但她克制，不让蔓延成大火，内心的火光映照着她的脸，那是不可名状的光泽，就像另有一束月光，白天黑夜，单独笼罩着她，安静、温润，使她看上去就像一种稀世的花草。

在我们交往的七八年时间里，她爱过两个人。她爱上谁，就让谁来找我。她对我的判断力深信不疑。

先是文良波，后是喻章。

文良波和雷朵同班，全校画画最好，是未来的画家。他的连环画甚至出版过，他的目标是G省第某届美展。他的老师在N城，每个月他都要到N城见他的老师，他背着大大的画夹，带着一个月的习作，从南流镇赶往玉林，乘七个小时火车到省会N城。一天一夜，他再回来，带着老师的指点和作业，面容坚定，一往无前。

他还会拉二胡，是校文艺队的乐队成员。他个子高高的，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他的字写得很好看，后来，雷朵的字跟他写得一模一样。他的信也写得很好，他含情脉脉，是个情种。一九七五年的春天，两人的地下恋情如火如荼。

我和雷朵在街上走，忽然，她紧张起来，她拉拉我的衣角，说，他来了。我问：谁？她小声说：他。文良波。说到文良波三个字的时候她的声音骤然虚弱下来，好像溺了水，奄奄一息。她紧紧挨着我，僵着脖子，目不斜视，走过了艰难的一段路程，直到文良波完全消失。到了西门口，她颤抖着声音问：他走远没有？他回头没有？然后她突然软下来，双手捂着胸口说，我走不动了，我要歇会儿。

她说：爱一个人就会怕，越爱就越怕。

她怕往回走会再碰到文良波，我们便决定既不往左拐走公园路，也不往右拐走灯光球场，而是一直走到大兴街，这与我们回家的方向完全相反。她抓着我的手，一直往前走，越走越远。我们不再讲话，她的心咚咚跳，快要跳出来了。她的心跳通过她的手传到我身上，我知道，这跳动就是一种叫爱情的东西。

既折磨，又享受，它盛开在雷朵身体的深处，隐秘、奇异，它浓烈的气息吹过我的少女时代，成为我生命中的光华。

她让文良波来找我。

文良波就来找我，他到我家，让我看他的画，他在一旁很斯文地坐着，很谦虚，也安静，他是一个好青年。他带来的画有写生，有素描，也有创作。他的素描不错，毕竟磨了许多年，从八岁就开始了。但他的创作平平，看不出有什么特点，在我看来，它们太平淡了，让我无从夸奖。不过还好，我是一个外行，对于外行的看法，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文良波仍然微笑着，仍然谦虚，他跟我谈起了文学，认为只有通过文学才能提高自己，画出来的画才能有深度。他的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然后他就走了。他一走雷朵就跑来问我：怎么样，他怎么样？她神情紧张，等着我的裁决。我说好，不错。

她便放心了，然后她就兴奋起来。他说他将来要做大画家，大画家的画特别贵，能卖很多很多钱，然后，她说，我们就会经常到国外去，还会有别墅，我跟他说我喜欢大海，他就说我们要在海边买一幢别墅。大海边，多好啊！我喜欢白色的房子，在悬崖上，太阳一照，闪闪发光！我从雷朵的眼睛里看到了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的大海，看到了那幢当时不存在，将来也永远不会存在的房子，它就在那里，在雷朵的脸上，虚幻，浮动，像梦一样。

在一九七五年，这些都像痴人说梦，天方夜谭。在今天的雷朵看来，这一切都俗不可耐，但在一九七五年，它们遥不可及，因而带上了一定的彼岸色彩。大海，我们只在电影和图片上见过，大海边的悬崖，海边白色的房子，我们对这一切的虚构就如同对天堂的虚构。

到达天堂的路口上有文良波，他白净，微笑着，谦虚。雷朵崇拜他，他们热恋。

恋人的神情永远藏不住。树叶不断地生长，花不断地开，没有什么能挡得住。他们的笑容跟别人不一样，迷迷蒙蒙的，把眼睫毛都打湿了，却不知道水珠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带着笑意，却与旁人无关，嘴唇是红的，额头是亮的，眼睛更亮，声音柔软，接近音乐。

大家就都看出来了。

两个人像金童玉女，是上天特别关照的人，赏心悦目，真是天生就应该是一对，如果他们不是一对，可就辜负了天，也辜负了地。同学知道了，慢慢地，老师也知道了，到后来，家长便也知道了。没有什么不好啊，是有点早，但良性发展，健康，也没有出事，学习也没落下来。

但两人的恋情戛然而断，只停留在中学时代，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真是世事难料，变幻莫测。为什么会分手，是因为喻章么？文良波曾经痛心疾首么？雷朵曾经撕心裂肺么？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上了大学，雷朵上了师范学校，她的信无法描述，我给她的信也日益稀少。

喻章长得很像印度人。

黑肤，高鼻子深眼窝，神情严峻，对人有震慑力。很奇怪，他不是那里的人，他就是玉林人，而且不是某个大院的，就是玉林街巷里长大的孩子。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怎么就是玉林本地的人，他很奇怪的，他应该来自远处，一个我们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印度。但他就是玉林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他以另一种风格来到了，不由分说，带着雷朵一生的命运，以及日后他们的孩子们的命运，以雷霆万钧之势到来。

雷霆万钧，我想到的就是这个词。

像风暴一样，他摧毁了雷朵原有的一切价值观，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原来有意义的不再有意义，艺术、工作、生活，成功和失败，生和死。

先是工作，雷朵师范毕业后当小学的美术老师，喻章不工作，她养着喻章。后来她有了孩子，她也辞职了。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有一伙人，有饭大家吃。他们认为多食是一种愚蠢和浪费的行为，节食则可保持头脑清晰，增强精神。所以他们每天中午吃一顿饭，晚上只喝清水。有时喝一碗米汤。

雷朵后来又生了孩子。一九九八年我听说她有两个孩子，二00五年夏天，雷红说雷朵有三个孩子了。雷朵和喻章两个人早就放弃了任何职业，三个孩子都不上学，由他们自己教育。早年他们在桂林的漓江边住着，很多年过去了，二00五年夏天，我听雷红说，他们现在在昆明郊外生活。他们有饭吃。但我始终不知道他们靠什么为生。种菜？养鸡？还是养了猪呢？

脱离了现代社会，在乡下养一群猪，每天剁猪食，煮猪潲，还要清猪屎，这是我所想象的，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所拥有的日子。不然就是养一群鸡，一只公鸡，十几只母鸡，或者更多。每天把鸡赶到山坡上，或田里，晚上再去赶回来。这是我三十年前插队的时候干过的事情。但喻章雷朵不杀生，他们不吃任何动物。那就让他们种一片玉米吧，纯粹的、美的、有益的植物。宽大的叶子，头顶着红缨，饱满而结实，甚至也是多情的，诗意的。整个山坡种满了玉米，不需要太多的劳作，却绿叶红缨，蔚为壮观。我的朋友雷朵，她头戴大草帽，站在玉米中。

她让人心疼。一个美好的女性，为了喻章，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她献出了自己。这是所有人的看法。

他们不会养猪，不会养鸡，也没有种一大片玉米。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有饭吃。就是这样。

像邪教一样。

用了二十年时间，雷红终于接受了雷朵的生活方式。整个八十年代，整个九十年代，每次提到雷朵，她就说，太邪了，简直像邪教，好好的一个雷朵，为了一个喻章，不要工作，落到这个地步。二00五年夏天，雷红终于说，雷朵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好。

一开始，喻章只有十八岁，他不是我们认为的邪教领袖（所谓邪教领袖，也只是雷红想出来的一个骂人的词，喻章抢走了她的妹妹，不如此不足以出一口恶气），他只是一个美术青年，像文良波一样，画素描，搞创作，画着油画。他的画上永远都是浓绿的森林，林中有一条小路，或者是山坡，色彩仍是各种绿。

他来到N城，把画拿给我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N城，寻访同道和知音。我那时已经大学毕业，在N城工作，他和雷朵也从师范毕业，雷朵当上了小学教员。雷朵让他来找我，他看上去很沉静，却能说出许多自己的见解，那是文良波所没有的，而且一辈子都不会有。

八十年代风行现代派，现代派如同一匹猛兽疾驰过大地，文学、音乐、美术，一切艺术门类，无不以现代派为最高价值。但喻章喜欢俄罗斯巡回画派，他甘愿落伍，猛烈否定毕加索以来的各现代派画家，异常坚定自信。他一个中专生，没有多少学养和见识，却如此有自己的主见，这使我刮目相看。第二次来，他不再带画，他谈宗教，却不是我们认识肤浅的那种。我只能听他说，基本无法对话。

后来他就不来了，我们也不再通音讯。

他带着我少女时代最珍贵的朋友，渐渐远去，头也不回。他们在这个社会失去了影踪，像两颗珍珠，沉入了大海。他们永远也不会再探出头来了。

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清理旧物，发现了一封喻章写给我的信，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信，用很黑的铅笔，写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字很疏朗，天头地角都不留空，左右两边也都顶到头，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他。他在信中说，艺术不是一种用来出人头地的东西，也不是荣华富贵的筹码，艺术存在于天地之间，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

有一段时间，我和雷朵互称姐妹。我们写信，她称我为飘扬姐姐，我则称她为雷朵妹妹。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在六感插队，她在念高中二年级。我到玉林参加一个通讯员学习班，一日上午，忽然有人进来冲我说，那个，李飘扬，你的妹妹来了，他身后一闪，雷朵就蹦出来了，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吃惊之极，目瞪口呆，无论如何，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她就在那里，门口，阳光明媚，从天而降，一个人。

我问她：你怎么来了？她说，我一想，我就来了。我又问：你一个人来的？自己坐班车？她点点头。又问：学校请假没有？她点点又摇摇头。她整个人光亮明媚，也如同阳光。

所有的人，也都脸上一亮，不知道从哪里蹦出这样一个女孩子，那样美好，那样不可思议。主事的是个老头子，他问雷朵：小家伙，你是从哪里来的？雷朵也不怕生，她落落大方说，我是李飘扬的妹妹。老头又问：叫个什么名字呢？她朗声应道：我叫雷朵，雷电的雷，云朵的朵。老头说：好，好，这名字真漂亮！又问：你也写东西吗？雷朵抿嘴一笑，说：我不写东西，我画画！老头连声说：好好好！好好画，好好画，哪天把你的画拿来我看。又连连差人叫来一个专职美编，把雷朵一番介绍。美编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没说什么，转身就回办公室找出一个厚厚的速写本，送给了雷朵。

一个十足专业的速写本，厚厚的纸张，宽大的开本，雷朵一遍遍摸着这本子，把它贴在脸上，又紧紧抱在怀里，她脸上笑成一朵花。

那是最灿烂的日子。空气中满是蜜蜂的声音，甜丝丝的，纯金般的音色终日缭绕。

我最后一次看见雷朵是一九八四年，我从N城回南流，路过玉林，我到雷朵供职的小学去看她。她当时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房子里，室内陈设简单，仅一床一桌，有两只木箱。她和喻章已经结婚了，但房间里没有多少喻章的痕迹。她还没有辞职，她心态平和宁静。我说，在小学里当美术老师是很轻松的。她笑笑。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们两家都搬了，不再住医院的宿舍。有段时间她们家住在教育局的宿舍，在陆地坡那边，要过圭江大桥。每次回南流，我都要过桥去找她们，没有电话，只能碰。我没有碰到过她们一次，一次都没有。

她们的母亲是一个忧郁的大眼睛女人，神情淡漠。雷红不在，她说。雷朵呢？雷朵也不在。我以为过年，她们至少会回来。但她们一个都没回来。雷红当时正陷入一场昏天黑地的爱情，在八十年代，很是惊世骇俗，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两人私奔到外省，她放弃了稳定的职业，N城的户口，与父母闹翻。

我一次也没有找到过她们。后来她们家就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即使找到雷朵，我们精神上也早已远隔重洋。

雷朵啊，李飘扬，时光夺走的东西，就再也不会归还你们了。

叁

二00五年夏天，我站在南流中学的水塔边，在八月的太阳下，与自己的少女时代迎面相撞。我看见十五岁的自己，在水塔边冲脚，她的脚沾满了沙子，水塔旁的木棉树正开花，肥厚浓红的花朵在蓝天下。

清凉的水流注在我的脚面上，水花四起。我穿着蓝裤子，光脚丫，地上有一层薄薄的水苔，我单腿站立，水花四起。水塔旁边就是孙向明宿舍，他的窗口正对着水塔，他就要来了，他将端着他的脸盆，那上面有大红的喜字，俗不可耐，这是南流百货公司里仅有的花色，他的毛巾是红白相间的彩条，他的拖鞋是人字拖，蓝色的。

再也没有比人字拖更性感的拖鞋了！本地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穿木板拖鞋，老人和孩子，统统都穿木板鞋。用木头削成厚厚的鞋底，再钉上一条三指宽的胶带，黑色的，比汽车轮胎薄一点，里面织着棉线。我们管这叫木鞋。

木鞋拖在地上，发出嗒哆嗒哆的声音，清脆而嘹亮，有一种亚热带小镇的气象，喜庆、放荡、洒脱，我无比喜欢。我愿意此刻我的脚下就贴着某一双木板鞋，脚面光裸，脚底下的木板坚硬、平滑、微凉。我将穿着它，重新回到我的南流，拆掉的房屋将一一复原，我的凤凰树、我的沙街、我的码头，将像倒放胶带的电影，在时间中重新复活，所有的事物，在凤凰树叶和花瓣纷飞中，缓慢地站起来。

我或者在南流的上空行走，穿着过去岁月的木拖鞋，我听见自己的脚下击打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嘹亮而旷远。我从上空俯瞰南流镇，看见三十多年前的自己，站在木棉树的水龙头旁边，水花从脚背上飞起。

人字拖，像人字的拖鞋，简洁而性感，夹在脚拇指和二指之间，每走一步都要夹紧。那上面的脚白皙瘦削，棱角分明，有雕塑感。还有汗毛，使人无端心跳。孙向明的脚天生就是用来穿人字拖鞋的，再也没有人能把人字拖鞋穿得像他那样好看的了。

他就是在水塔边把我做的游标卡尺折断的。

我没有见过一个老师这么粗暴，我不明白，他凭什么。我完全懵了，意外，震惊，全身的血往头上冲。接着又像有人在后脑勺打了一闷棍，血一下子又四处逃散，头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到水龙头开着，水哗哗流，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这把游标卡尺，是我们物理期终考试的考卷。书面考试废除了，强调实践，自己动手。

三合板是从哪里找来的呢？抑或是松木板？杉木板？母亲单位有木工房，永远都有，有一段时间，木工房就设在饭堂里。比正常条凳长两倍的长条凳，有两块砖头那么厚，上面布满了刀斧的痕迹，一头有一细铁条，绑着墨线，摇着墨盒的把柄，墨线就会不断地吐出来，再用手一弹，木头上就有一道笔直的墨线了。锯子吃进墨线，一进一出，锯末从窄小的缝隙漏下来，木头渐渐被锯开。有不同的锯子，齿疏的，齿密的，长短大小不一。还有刨，长刨、短刨，圆刨，斧头，凿，尺子，在工具箱里，闪闪发亮。

我喜欢看刨木板，比起锯木头的逼仄吃劲和断裂，刨木板有一种舒展，优美而从容。叉开腿骑在条凳上，本来不雅，但他伏在木板上，好像在倾听木头说话的声音，又像木头散发了一种隐秘的香气，他伏得这样低是要闻这气味。木头说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木工知道，他一下一下地推着刨子，把全身都送出去，一高一低，刨花又软又薄，曲着卷着，从刨子开口处滑出来，一片又一片，撒娇似的，带着好看的木纹，奇异，美妙，从不重复。木工有时也会迷进去，他小心地摸一摸光滑的木板，再刨几下，再摸一摸，它是谁呢？是他的老婆吗？大概，他有时就把木头当成他的老婆吧。

刨花堆积，木香弥漫。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曾经在条凳上刨过一小条木板么？我是否找到过一块木质紧密花纹好看的木板，央求木工师傅帮忙刨光呢？我是那样重视这把卡尺，我希望做到最好。我希望把它拿给孙向明，我说，我来交卷了，他看到它，眼睛一亮。然后，我心里就能开出花来。我找了各种木板，松木、杉木、樟木、苦楝木，但我没有能力摆弄它们，刨子在木工手上很轻盈，到了我手上就很重，刨花不长，寸草不生。我只好找来三合板，用铅笔在上面画出卡尺的形状，用刀削，一点点的，又用砂纸打磨，粗砂纸磨三遍，细砂纸磨三遍。又仔细画上了刻度，又刷上了清漆，透明，油光水滑，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要知道，我根本不是一个手巧的人。

孙向明对我太严苛了。

我无端觉得他应该宠着我，无论如何。

那个毫无道理的十六岁，一个傻女孩，她觉得人人都应该宠着她，事实上，她已经被宠坏了，她真是欠人当头一棒啊！她是不知道，生活迟早要教训她，晚教训不如早教训。

在这之前，已经交过两种作业，原子模型和化学反应炉剖面模型。反应炉模型两人一组，我和张英敏自由组合，两人找来硬纸壳，做了反应炉外壳，又在纸上画了焦炭和火，交上去，化学老师立即给了A等成绩。我的旧影集里还保存着一幅装模作样的照片，我和张英敏一人一边，反应炉模型在中间，是夏天，两人都穿着短袖衫，她的是格子的，我的是鸡蛋清的颜色，照片上看是白的，那是我母亲的衣服。我剪了短发，张英敏是小辫子，她永远都是细细的小辫子。两寸的黑白照，是到西门口的照相馆照的，花了七角六分钱。

照片上面还有游标卡尺，被我拿在手上。我们得意洋洋，手捧我们拙劣的杰作，在星期天的上午，从家里出发，从东门口走到西门口，凤凰树正在开花，在校门口和操场里，那花瓣真像凤凰的羽毛啊，艳丽的红色，映红了半边天。如果我们回头，就会看到这片红色，但我们头也不回，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树，每到六月就会开花，我们从来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我们小时候它们就在那里，它们将永远在那里。只有被雷电劈中，它们才会死去。而雷电是不会劈它们的，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做过坏事。难道不是吗？

我们头也不回，走得飞快。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走得飞快，时光从我们的耳边嗖嗖掠过，留下了那张两寸黑白照。

原子模型我是这样做的，找来铁丝，用乒乓球做了原子核，又用玻璃珠做电子，圆的底座，椭圆的轨道，看上去很不错。只有游标卡尺的事实在太糟，孙向明是这样不满意。他把我的游标卡尺折断之后，要求我重做，而且第二天就要交。我已尽最大努力，他却如此严苛，我难以承受。委屈，屈辱，不服。

我没有补做。我坚决不做。我愿意事情变得更糟糕，反正已经很糟了。

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好，很多事情都让人不开心。就是那时候，我的日记被人偷看了。这事有些诡异，平时我的日记从不放在教室里，我放在宿舍，是雷朵她们班的宿舍，跟我们班的宿舍甚至不在同一幢楼。下午如果不劳动就会是自习课，没有多少作业可做，也不再考试，自习课漫长无聊，大家串位说话，我则喜欢在日记本上乱写。

这有什么不好吗？我没想过。潜伏在深处的文字很容易冒出来，像我不为人知的秘密友人，鱼贯而入，盘踞在我的本子里。它们悄悄吐气，喘息，却被人听见了，这个人，她哪里来的如此敏锐的嗅觉呢？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