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诗报》1—4期文论选(1988年12月-1994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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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诗报》1—4期文论选 意识的空间——对女性诗歌群体的冒险分析 肖晓英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唐亚平、伊蕾等掀起的黑女人之风席卷了诗坛。然而，这个危险的信号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反而群起而效之。女人，女人们该向何方？面对女性诗坛的种种打量,有必要谈谈我个人对中国女性诗坛的一些看法。 ·每一朵云下都有一个诗人，但不是女的 以《中国现代主义诗评大观1986-一1988》所收集汇萃的，中国诗坛上主要现代流派及它们当中的代表诗人、可悲得很，女诗人寥寥无几。而狼烟四处的诗坛、竟没有一个女人是纵火者，真可谓是阴衰阳盛。人类社会总是把女人慷慨地划入弱者的地位，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弱者是既定了的。而纵观早先的整个中国现代主义诗坛，我无法为自己以及为自己的同性们乐观。 在现代诗歌运动中，女人、女诗人无法以集团的面目出现，不管是什么黑女人之风也罢，什么流派、什么主义的女诗人也罢。那是后人观其作品后统而划之的。孤寂、沉默，笼罩着女性诗坛，那在诗坛上空飘来飘去的白云下面竟没有一个女人敢自称一个天下。 女人与集团意识的相悖性 女诗人在第二代诗人中（以《大观》为蓝本） 所占比例为1/ 6，在第三代诗歌群体中，所占比例更是少得可怜，其中绝大部价群体中女性所占比例为零。我想，也许是前段 时期，女人们太理智的缘故罢。诗人有很多共同点：表现欲为之最。男人们是这样、女人们同样也是这样。当男人 在自我表现欲不能充分发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集团力量。以集团垒积起一个庞大的空间，给人视觉上造成一种压迫感，使其瞩目；使其不得不接受。但是，女人们却不会这样，集团力量无法击毁女人自身的致命弱点：忌嫉。法国哲学家叔本华曾在《爱与生的苦恼》“论女人”一章中写道：“女人是精神上的近视者，她们直觉的理解力对周围的事物观察力非常敏锐，但远距离的东西无法人目。”而集团意识，我无法把它归入近距离的水准线上。笔者去年末在成都，曾与几位现代女诗人交谈过，其对异已颇偏颇激的诗观以及违背集团意识观，无法让人确信，假如让三个女人在一起、会不会能够以一个群体存在？！ 我很遗憾，在诗坛的1986年到1988年，长达两年之久的新诗繁荣局面中，从跑道上的各级接力赛到领奖台上的团体冠军里竟没 有一个真正的以女性出现的集团，这无疑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强化女性意识 随着新诗潮以及反传统诗歌语言、意识运动的多元爆破到主流线条的清晰、平稳发展，男人们把“诗到语言止”（韩东语）作为一个驿站，而女人们呢？还紧闭门窗在写字桌上营造着自己的感觉空间，形成了女人们独有的也被人恭维具有“女性特征”的女性意识创流“黑女人之风”“独身女人卧室”“黄皮肤旗帜”席卷了整个女性诗坛。于是众女人群起而效之，众准女人也击掌叫绝之。以远古时候的涂山民女“候人兮，倚！”到八十年代中叶的“今天太阳真好，去找几个男人来玩一玩”，女人们进入了一条宽阔但没有阳光的迷谷。 其实，把迷谷之误归罪于女人，未免有些过分，正因为女诗人们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久的压抑下写作，所以一旦有机会，被压抑的逆反心理，便狂悖地爆发出来，使人难以拾。 具体在作品中表现为： 上述女诗人和众多的女诗人，她们改变了历来女性诗坛的：孤独、死寂和小心翼翼。但终究设有能逾越人类自我设置并不断强化女性意识障碍。 诗歌评论界的功与过 叔本华把女人仅仅作为一依附物的存在， 而现在我们的诗评论家们又刻意地把女人们推崇为一种封闭型的本体存在。最令人遗憾不己的是。我们的诗歌评论界总是以女人再论女人。他们把女人归入一种既定的框架中去褒去扬，从根本上否定了和忽略了诗歌的不确定性，否定了女人写诗进入高层次的权利。 在封建社会，女人争女权，争地位尚属一种革命，而现在呢？尤其是在艺术的领域中，我不能理解。 ·女性诗歌集团意识的觉醒 当然，女性诗坛还不至于到了悲哀以极的景地。无论如何，在公元一九八八年将过去的时候，从中国四川升起了一颗诗坛上前所未有的新星——《女子诗报》。她集全国众多女诗人，作者面覆盖四川、新疆、甘肃、江苏、安徽、北京、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广东、福建、河南、河北、海南岛等省。这个由女人们迅速汇集而组成的群体刚出现就以她的独特风姿和对艺术高层次领域中的大胆驱进向人们宣告：女性诗坛的个体封闭性创作的时代己经过去了。 在这里，我有必要谈谈摊放在我面前的这张第一家代表中国女性诗歌集团出现的报纸。尽管，她绝对是女人写女人编的东西，但是，我却嗅不到她们字里行间的脂粉味、烟花味，我为她们叫好！也为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而幸运。我想，这也是众多的《女子诗报》这个群体中的女诗人们力求达到的诗创作与诗歌高层次的审美需求同步运行的创作根本目的。我无法从历史上任何一家刊物上找到与之共同的地方。 此时，我又不得不为早先那些过分爱惜女人们的诗歌评论家们悲哀了。他们不得不掉过那此对女人的“性压抑和小女孩无聊无常情绪”（晓音语）过于热情的眼睛，重新调整焦距，来判断这个强有力的女人集团群体。 无疑，其结果是惊喜的悲哀和意味深长。 当然，在我将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想把永恒的桂冠套在《女子诗报》这个女性群体的颈上。以我所知、曾使诗歌脱离了政治枷锁的“朦胧诗群”在汇集一年半之后便各奔东西，以反“前文化”为宣言，与传统文化积极相对抗的“非非主义”群体在基本完成了“非非”诗歌理论实践系统工程的建造后，四年后的今天，面对这个使“诗歌回到声音”（尚仲敏语）的群体，我无法乐观。但是，既然有水，就预示着有江河，就预示着有广阔的海洋。 我只希望《女子诗报》尽管历史和形势决定了她是第一个出现的女性集团，但不是最后的一个。 1989、3于西昌长安街 原载<<女子诗报>>第二期(1989.5) 意识的空间 ——《女子诗报》如是说 肖晓英 女人的诗歌 想起女孩，我们便会想起阳光下面那些带着雨霖的花瓣和花茎上面，那些美丽的伤口。我们乞求着美丽永远驻足于我们形而上学的理想宫殿。一种对丑陋的唾弃和恐惧，使我们陷入了诗歌的陷井而危机四伏。 关于女人的诗歌，在我提起笔来之前，门外早已对此是喋喋不休。我也不这样认为：我的这篇文章，能使这场争论了多年的话题不再是热门。但是，做为一群正在写着诗歌的女人，我和我的伙伴们却永远地进入我们这个历史的纪页而将被人们津津乐道。 88年冬天，在成都的“非非诗人”杨黎曾真诚地说：“我喜欢的女孩，应该是漂亮和弱小的，包括她们笔下的诗歌。”可是，面对着《女子诗报》这个女性诗歌集团中的女人们，我却无法让她们同时也让我自己停止那些令人骇然，令男人们敬而远之的诗歌创作。 远古的神话里：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因而有了罪恶的人类。 而现代的女人们，用诗歌与传统与异性为女人们标榜的楷模针锋相对，结果会是什么呢？ 自1985年女性新诗潮的开始到1989年的有所节制，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意识觉悟到达登峰造极的诗作，以贵州女诗人唐亚平的《黑色洞穴》河北女诗人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四川女诗人翟永明《静安庄》、靳晓静《妓女》、晓音《图腾》、潇潇的《树下的女人和诗歌》、安徽女诗人白梦《在生死之外》、福建女诗人黄静芬的《没有男人的日子》等为先驱的诗歌。她们笔下的诗歌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女性的高度觉悟以及女人在人类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和占有的重要位置。 正是这一批在中国诗坛女性新诗潮发展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的女人们使原本狭窄的脂粉诗歌道路变得开阔起来。 可是，我们的人们乃至整个人类，对每首诗歌的女人们，总是强调其精神和健康都来不得半点闪失，哪怕是女人笔下再柔软不过的诗歌。难怪，有人要把她们的诗歌恭为“妓女诗歌”和弥漫着黑色烟雾的“巫术诗歌”。 远大背景中的女人 男人们崇尚江洋大盗式的英雄好汉，而在中国女性新诗潮开始之前，女人们常在自我欣赏的心态下自我怜悯、自我迷恋，早期在她们的诗歌里极少有以局外和嘲谑式的叛逆心态来进行诗歌写作的。 在继抒情女诗人舒婷之后，中国女性诗坛上还出现过一大批以奉献、归顺为创作主题的诗歌，让：你是太阳、我是花瓣；你是大树、我是露珠一类的作品屡屡出现在我们眼前。 有人说过：“诗歌行为的最终目的，是穿透现实对存在的遮蔽。”可是，那个时期，我们的诗歌却总是把本已被我们背离或正在背离的（且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东西又回归到一种既定的诗歌原则中去，让其成为高深莫测的客体，再心甘情愿地受其束缚。 悲壮崛起的女性意识 也许是女人肩负着较男人更多的双重痛苦，所以，一旦觉醒便不遏止。自1985年到1989年间诗坛上出事了一大批歇斯底里自虐式的诗歌作品。令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些诗歌给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诗歌发展正常的秩序挑占性地提出了一个頗让“文化”为难的问题。 去年8月，在去大西北的旅途中，我在成才绵阳、广元、西安等地见到了靳晓静、潇潇、阿明、赵琼、凌鸿、何俊等活跃在中国诗坛的女诗人们，当我们彼此不再是通过信函、照片认识对方，而是真实地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女子诗报》艰难地跋涉过了三个年头，同时也为我们各自頗为糟糕的景遇而尴尬万分。 现实就是这样：女人如果成了既定模式的对抗物，那么就将注定终身不幸。尽管，她们在中国新诗潮运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使传统的女性诗歌美学原则土崩瓦解，但是，一种高层次的苦难和孤独也同时在瓦解和吞蚀着她们的意志和肉体。即使有《女子诗报》这个覆盖了中国诗坛每一个角落的女性诗歌群体，作为《女报》中每一个参与者的现实和远大精神支柱，也不能让她们赢弱的日益强壮起来。 （注：此处删去50字）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由于精神恍惚，不慎跌成脑震荡的靳晓静，在成都送我上车时，还阿Q式地频频告诫我：“要好好地活！” 诗歌的女人 去年10月，在四川西昌邛海边的一间小平房里，晓音、靳晓静、钟音、枫子、苏林、等《女子诗报》的女人聚在一起，在那个天空中有着一颗硕大月亮的夜晚，靳晓静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地进行着她已研究了8年的心理研究实体实验。晓音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绘她“晓音帝国”里那远离城市的“两亩地”，而钟音却又在神侃她“一米八、披肩发、又写诗又画画的”择偶标准。 总之，那个夜晚，大家唱歌、跳舞、喝酒、抽烟或是沉默，可是，整整一个夜晚，竟然没有谁提及到自己正在写着的，且已这之付出巨大代价神圣无比的诗歌。 自那个夜晚之后，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悲哀，至今不能自拔。 在理想的诗歌帝国里，我们极端蔑视那些表里对抗的文化人，尤其是依附和仰仗男人鼻息活着的女人。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往往要屈从于我们的对立面，我们无法与自身的内心和谐。在矛盾与困惑交织的网中。我们悲壮地奋争着。 由此，我们日益迷惘也日益反动。 原载《女子诗报》第三期(1990、3) 女性意识·女性诗歌·《女子诗报》* 向卫国 1、 “女性意识”作为女性文学的深层背景 作为人类主体的另外一半，女性甚至比男性更早地经验过辉煌的历史。但是，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母权制必然地没落了。其后数千年的父权社会把女性排除在文明史之外，甚至女性是否有意识与感情也遭到过怀疑。而一部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几乎被男性所独占。 但是，文化，它包含着人类的内在心理机制，这种机制从属于一种自然的力量，超越社会和历史的拘囿。女性意识的产生标明了即使在倍受压抑的条件下，女性的心理机制的发展也并没有落后于男性，其重要意义不仅在心理学的领域，而且在文学的领域有更突出的表现： 女性意识直接充当了女性文字发展的深层的文化心理背景。 女性意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体→群体→个体(主体性)三个阶段。 女性意识最初的萌芽表现在个别先进女性（主要是少数的知识女性）对自我人格独立的要求，是一种微弱的个体意识。文学上出现的则是要求婚姻爱情自由和个体解放的女性形象。但是，这种单一的个体力量是无法与强大的父权制抗争的。“娜拉走后怎样?”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中国，直到五四时期的子君（鲁迅小说《伤逝》中的人物）还在重复着娜拉的道路。 反观历史，从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女性们认识到了群体的力量。于是，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一种独立而持久的社会运动出现在西方世界，并几致演变为全球性运动。中国虽然没有过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但它作为政治运动的—个相关部分，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而完成了。妇女们有组织地向男性世界发起挑战，争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实践的权利。与此同时，“女强人”出现在西方文学中，她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甚至比男人更强健的体魄。它反映了妇女们的一种群体性的理想追求。 廿世纪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各种理想相继变为现实，女性意识又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群体的对外权利的争取，再次转向个体的内心世界，但它不是简单地对第—个阶段的复归，而是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性的个性意志的追求。女性作家、特别是女性诗人不再去塑造特定的和超常的女性形象，而是倾向于自我内心感受和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她们对自己已经没有了“弱者”的感受，完全作为一个与男性对等的人出现。美国的西尔维娅·普拉斯、 俄国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智利的以其“富于强烈情感底蕴的抒情诗”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斯特拉尔……这样的名字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比如，普拉斯，她的探索已经超越了人的悲欢，深入到生命意识的最底层一一死亡，自觉地去探索和体验死亡神秘的欢乐与痛苦：“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拉扎勒斯女士》）。 至此，女性文学（诗歌）随着女性意识的发展而达到新的高度，但它并没有就此止步。 2、中国女性诗歌与女性意识的演变 中国的妇女解放是整体的社会革命的附产品，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没有一个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妇女组织。因此，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有它的独特性，即没有一个女性内部的自觉的“群体”意识的发展阶段。这与中国的农业社会的性质也密切相关，因为具有内省条件和能力的知识女性是如此的缺乏。 因此，与全球的女性意识发展相关的中国女性意识就呈现出这样的形态：个体（五四时期）→“零”→个体（新时期）。 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五四时期，它是伴随着政治革命和西方思潮的介入而发生的。最初也只是少数的知识女性一种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此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性作家，但跟同时期男性作家相比，她们是那样的孱弱，不过吟唱出了一系列风格各异的“爱情咏叹调”而已。诗歌方面，更加贫弱，唯一的代表是冰心。其诗虽然文字清新、隽雅，但最多只是一种浅层的对真善美的赞歌，停留在一种社会伦理层次的外在行为的认识和追求，没有能够深入到人的复杂幽深的内心世界中去。 建国以后，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的前提下，中国妇女一下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自此，她们陶醉于表面的“男女平等”口号而蜂拥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不及思考也没有能力思考这一转变的实质性含义及其对女性作为社会存在的深刻影响，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从此和男人一样了。然后就和男人们一道投入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实践斗争。女性意识即使曾经有过，此时也完全消融到社会的主导意识一一阶级斗争意识和政治斗争意识之中去了，女性意识退为“零”界状态，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除了几部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小说和几部样板戏，几乎空白；女性诗歌则干脆是一个彻底的“零”。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并非就是不存在的。新时期开始（1976），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和积久的压力，女性意识迅速觉醒。但它不管其后以怎样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其起点却悲剧性的是那个历史造成的“零”，甚至没有超越“五四”的高度，继续表现为个体的思考，思考的中心问题还是以爱情婚姻为突破口的个性解放问题。因为，中国的知识女性们在近30年来的现实体验（社会角色、爱情角色）后，无比惊讶地发现以往坚信不移的社会平等地位早就发生了倾斜，因而重新陷入迷惘。这从张洁等一批女性小说家的小说人物可以看出。女性诗歌却是以舒婷为代表，从她这里开始了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新纪元。 舒婷最初的作品是对祖国的赞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对女性人格独立充满信心的鼓动（《致橡树》）等。但实际上她的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比如她的《船》这首诗写道： “一只小船／不知什么缘故／倾斜地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诗人对身处的位置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是一代人整体的怀疑。而作为一个女性，她对那本应该与“自由”相伴随的“真挚的爱”的绝望，正是意味着，女性意识再次成为“问题”，妇女们扮演的远不是她们理想中的角色。她的诗终于发生了变化，开始走向更深入的思考，并“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沉默，是走入内心的开始。 一群更年轻、更敏感的女性诗人在迅速地成长。她们具有更强烈的女性个体意识，她们深刻地反观自身，从不掩饰内在的欲望和像男人一样强烈的扩张意识。八十年代初开始，她们中的代表人物先后以所谓第三代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诗坛，并立刻以轰动性的效应， 引起世界瞩目。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翟永明的《女人》、《静安庄》以及稍后出现的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不仅令男人们惊讶不已，连女人们自己也面对它们目瞪口呆。或许这正是她们对自己从来“肩负着较男人更多的双重痛苦”（晓音语）的逆向反应。尤其唐亚平、伊蕾的诗歌，以一种“肉体”语言直接呈现出女性的欲望、焦灼，充满了水淋淋的感性的诱惑，其大胆程度，足以轰垮对女性形象要求的任何传统的美学规范。这是连稍前时期的舒婷们也不敢想象的。这些走在时代前面的诗人们在自己内心里挣扎、思考，撕碎自己但又逃不出自己。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强烈地感到了男性世界的压迫，强烈地希望挣脱束缚，但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自己命定的女性角色，只好以一种变态的疯狂，以自己的血肉为代价来向世界展示自己。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有一位地下的“智者”（戴砚田语）在悄悄地成长。至1988年，她在中国四川主持编辑出版第一张《女子诗报》，从而在女性意识和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上立下一块双重意义的里程碑。 3、《女子诗报》——指向之一：“背景”的转换 在第三代女性诗人纷纷陷入困惑，无法从狭隘的自我意识的泥淖超拔的时候，她们中间有一个尚不引人注目，但才气十足的人却愈发地清醒了。她先是1986年自费到全国的一些主要诗歌中心考察了一圈，客观地分析了中国诗歌现状特别是女性诗歌的现实处境，然后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自费出版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张《女子诗报》。这个人当然就是《女子诗报》的主持人晓音。 对中国女性诗歌考察的结果表明，第三代女性诗人的诗歌已经触及女性个体意识的最深处。为了避免物极而反，也为了避免普拉斯式的个人悲剧在中国发生，女性诗歌不应继续在表现个性意识的狭窄领域单向深入，而应该寻求一个新的境界，向高处和广处超越：自觉消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实现女性诗歌背景的转换。 尽管中国妇女的多数，女性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但女性诗人，作为女性中的先进分子，思想已经远远超出时代的水准。不幸的是，由于女性自身的女性身份，她们的个体意识被围困在自己的女性角色中打转，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人格。“尽管，她们在中国新诗潮运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使陈旧的女性美学体系土崩瓦解，但是，一种高层次的苦难和孤独同时也在瓦解和吞蚀着她们的意志和肉体 （《女子诗报》第三期，《意识的空间一一<女子诗报>如是说》）。远村（即晓音）文章中的这段话是有其沉痛的内容的。比如《独身女人的卧室》等由于女性意识走到极端的逆反效应，引起人们对女性诗人的误解和非议。晓音为此深感不安。 走入迷途的第三代女性诗人急需一根智慧的指头来点醒：面对诗歌，请忘记自己的女性角色。 这是一个巨大的诗歌背景的转换问题。 女性诗人的诗歌不应该继续站在狭隘的女性意识的背景下，而应该像所有的男性诗歌一样，以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心理传统作为自己深厚的基础和文化背景。站在诗歌角度，女性诗人们首先要做的是抛开自己的性别特征，而作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感性的、全面的人，来重新打量世界，重新观照诗歌。因此晓音在《我简单而失败的西屋》一文中说“我不希望我以一个女性”出现在诗坛，“作为一个诗人，我思索的对象已经超越了整个人类和整个人类所既定的秩序，面对着一个博大无比的宇宙帝国，用笔与之对话”。 这是一种气魄和胸襟。《女子诗报》正是要借助一种集团力量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来实施这项巨大而艰苦的工程。千百年来，女人们已经习惯了在从事任何一种活动时都自觉担当女性的角色，要克服这种心理定势，需要借助一种外界的力量。《女子诗报》正是要以一种强力的团体意识试图给女性诗人们提供一个“戒毒所”。它的目标是要把所有的“女诗人”改造成“诗人”。 4、《女子诗报》——指向之二：“女性诗歌”的终结 随着“女诗人”的消亡，一个必然的后果将是“女性诗歌”的终结。之后，在人们的视野中，应该只有“诗歌”，而没有“女性诗歌”。 《女子诗报》从这一角度，在诗歌的实际创作和理论实践上都作了最初的探索。晓音就坚决反对“把女人划归为一种既定的框架中去褒去扬，从根本上……否定了女人写诗进入高层次的权利。”（《女子诗报》第二期，《意识的空间一一对女性诗歌群体的冒险分析》）。 《女子诗报》的诗人们自觉地以艺术标准为绝对标准来衡量自身，谢绝来自任何方向的因为其女性身份而作的宽容接纳。在诗的领域她们拒绝男性权威，拒绝“保护”，她们不认为女性的诗歌像女性的身体一样是弱小的。她们不承认，因为自己是女性，笔下的诗歌就理所当然地可以在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艺术的品位上稍逊一筹。事实上，她们正努力写出，也已经写出了第一流的作品；同时在诗歌理论方面，她们也在努力作出建树。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事先从理论上加以澄清。那就是，为什么大量的女诗人的诗歌，包括《女子诗报》上登载的作品，仍然是以表现女性心理和女性独特的生活感受为主?这如何说得上“女性诗歌”正走向终结? 我们所说的“女性诗歌”的终结，是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谈，一切诗歌只有一个标准， 而没有男性艺术和女性艺术的差别，更没有男与女的高下之别。从诗歌表现的内容来看，女性诗人理当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从而在诗歌中表现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因为她们最熟悉、体验最深刻的就是自身，正如男性的内在世界最终要由男人来写一样。但是，“女性诗歌”的终结也还有另一个意思：女性诗人们应该不只是把眼光盯住自己，而应该把广阔的社会、 自然、历史、文化纳入自己诗歌的视野。许多优秀的女诗人已经这样做了。 总之，《女子诗报》使女性诗歌的姿态已经大大地改观，也许它是一个信号，指示着世界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 5、《女子诗报》——指向之三：诗本体的追求（兼评《女子诗报》的创作实绩） 在诗坛，常常看到女性的身影，已是不足为奇。但是，1988年第一张《女子诗报》问世，仍然引起诗坛前所未有的震动。这决不是因为它是“女人写、女人编”的报纸，而是因为它第一次显示出女性诗歌集体的实力。 不论是它的理论文章，还是它的诗歌作品都展现出当代女性诗人们对诗歌本体的高层次的领悟与自觉追求。它使人们一改对女性诗歌的传统看法：哀婉、缠绵、精致、纤弱甚至无病呻吟。这些不平凡的女性们不事喧哗，不立空洞的宣言，而是扎扎实实地把一种女性特有的灵气与她们对诗歌本质的深刻观照和理解结合在诗歌创作中，从而创造出高质量的艺术结晶。 关于《女子诗报》诗人们的创作，其第三期雨田的文章《中国新诗潮的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有较详尽的评述。这里只就《女子诗报》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靳晓静和晓音的创作再做简要评析。 靳晓静是一位已驰骋诗坛多年的著名诗人，她以其真挚纯洁的爱情诗立足诗坛。她在《女子诗报》群体中是最有实力的诗人之一。一方面，她有在曲折生活中积累的对女性心理的最深刻体验；另一方面她在较长时间的创作中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功底。 她的《日子》（《女子诗报》第一期）一诗从一种最微妙的女性自我防护意识入手，来实现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反叛：“不问女人的年龄是一种教养／而我却快活地告诉你／我三十岁”。诗人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不再像她传统的姐妹们在男性挑剔的目光下，卑微地活着。 法国女人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中说：“对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描绘妇女分娩时的欢乐与痛苦，但他如果描绘人工流产的情况，他就将被指责为淫秽作家，被指责为暴露人性的阴暗面。”靳晓静偏偏就写了《人工流产》（《女子诗报》第一期），而且是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来写，而且是描写自身的经历和体验。问题是，人工流产果真是“人性的阴暗面”吗?或者它后面的潜台词“罪恶”?答案就在这些诗句中：“不要你不是因为不爱你／不要你正是因为太爱你”、“你是我永恒之夜／生生死死永难实现的爱／的唯一证人”、“现在，我们必须去了／去接受血与肉与骨／的分离”。这是真正的血和泪铸成的诗句！ 在《自杀者》（《女子诗报》第一期）中作者的思考又进入了另一境界： “是的，活着真好／死去也没有什么不好／你活着的理由／正是我要去死的理由” “我已抉择／我已听见永恒的声音／你是正确的／我也没错” 这些诗句早已越出了感性的体验，而进入存在领域的哲学思考，它探索的是人类整体的生存价值，远远超越了女性的个体意识范围。 无疑地，代表着《女子诗报》最高水平的还是晓音的诗歌及理论。关于她的创作及理论探索，笔者将有另文详细介绍。这里，仅指出两点： 第一，晓音的《东篱》、《南山》、《苹果方式》等一批作品透露出的诗人对诗歌语言的艺术把握能力，以及诗人从中国独特的哲学与文化传统的角度对人类生存意义及现时处境的穿透性颖悟，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晓音的诗歌理论中对诗歌语言还原自然的深入思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足以超过绝大多数同时期的男性“宣言家”们。 《女子诗报》以及女性诗人整体的创作实力，由以上两诗人可见一斑。《女子诗报》的最终目标是有它的现实可能性的。 6、《女子诗报》——指向之四：自身的消亡 《女子诗报》是女性诗歌发展过程中一种暂时的现实性需要。其目的在于使女性诗人们凭借自身的力量登上诗坛。它是女性诗歌的力量目前还相对弱小时期的一种自我表现的必需形式。这些女性诗人们一旦羽翼丰满，就要从《女子诗报》上消失，而和男性诗人们以平等身份跻身更广阔的诗歌舞台。那时，女性诗人集团就会自然解体，《女子诗报》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会自动地消亡。 但是，《女子诗报》目前还只是预示了这一诗歌“新时代”的曙光。它的最终来临，还需要多长时间的艰苦跋涉，或者它会不会来临，都要由将来的诗歌历史来作回答。 此时想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诗社，竟也是一个女性团体，产生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柏拉图称其主持人、希腊著名抒情诗人萨福为“第十个缪斯”。 我们不应该忘记，缪斯，她同时也是男性艺术家们膜拜的神。 1991年1月22日，一稿 1994年4月6日，二稿 * 本文原载《淮风》诗刊1995年春季号，总第三十三期《女子诗报》第四期(1995.3) 《女子诗报》专访 请记住这群女人 大岛 当我第一次偶然从一个朋友那里看到《女子诗报》，就被它独树一帜的大方气派所吸引。它使我强烈地萌生出要结识一下生活在我身边这块土地上的这个女以及聚集在她周围的这一群优秀的女诗人们。 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和这位主编女士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一个黄昏，应晓音之邀，我走进了晓音那间在诗界极为神秘，产生了她大量诗作的西屋。约六平方米的小屋布置得很随意，一个满满的书橱当门而立，“本人书，概不外借’的小纸条贴在书橱一角。小屋中央一张矮矮的茶几四周，围放着几个沙发垫，屋里没有椅子，没有床。她请我面对面隔着茶几席地而坐。我面对墙上她画的太极图，双手合十。晓音笑了，是一种随随便便的微笑。一个玩笑，使我们进入了最佳对话状态： 大岛：晓音，我想象得出，你翻过去复过来地面对自己的五指(《图腾》)，翻来复去折腾苹果(《苹果方式》)，在西屋树下久坐成梨(《方式作品》)的神态。 晓音：那一定是个女妖。 (笑) 大岛：不，一个悟道的出家人。当今世．上，商人、名人、文人都时兴名片。一见面， “叭”地甩出一张，上面印了许多吓人的头衔。晓音，你有吗?你喜欢什么样的？ 晓音：我喜欢简单、直接。就一个“诗人”便足够。名片主要是告诉你对方通联地址，而不是去吓人的，谁去关注你头上有许多高帽子。 (晓音随手进给我—张她的名片，如她所说，很洁净，我感觉很好) 大岛；你对诗、诗人、艺术怎样看? ， 晓音：艺术有太多的欺骗（指艺术的摇摆性）诗歌太软弱，但诗人是圣洁的。 大岛：晓音， (我拿着《女报》一，二期)你是怎样想起要办《女子诗报》这样一张报纸，该不会是诗人突发的一个意念的驭使吧? 晓音：说过笑话，有人说《非非》是周伦佑君在一次上厕所时，偶然在一便纸上悟出的。真有点无稽之谈。不排除许多令人叫绝的诗句或整首的诗歌、是来自一次偶然的触动，来自诗人一次神经质的突发臆想，作为一个大的事件，有着这样宏大气势的事物的出事，不通过一定的时期准备，要在一个早上或夜晚蹦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这就象人们只在醒来的时候看到鲜花又开了一朵，却忽视了昨天、前天就已经长出的蓓蕾。我对诗人的看法也如此：诗人是有充分准备而出的。没有准备，没有大量地阅读汲取和内在的艺术体验，单凭一时的灵感，一时的才气而冒出的诗人只能是昙花一现。去年在成都尚仲敏处，他说他信奉这么一句：“诗人应该是个思想家”对此，我很赞同。 （晓音听我说话，她说话时都没有看我，只用目光注视着茶几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杯子，有时还不够用手转动一下）） 关于《女子诗报》我准备了两年多的时间。至于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而不是其它。坦率地：表现欲和一种女性集团价值显示的驱使！以一种集团的力量垒积起一个庞大的空间结构，给人视觉上造成一种压迫感，使其瞩目，，使其不得不接受，这是个人出诗集等手段所不能达到的。《女报》一、二期在诗坛造成的震动，足以说明这些。远村在《女报》第二期《意识的空间——对女性诗歌群体的冒险分析》一文中已较详细地说到了这一问题。 大岛：（我伸过手去端茶几上的杯子被晓音挡住。她笑笑：“这水不能喝，是看的。”她起身从另一间屋子里拿水果，我又仔细观察她的西屋：朝西是一面墙，没有窗，看来在她的诗中所写的“每日缓缓走进她西屋的太阳”也只是意念之中的了。刚才她坐的地方，墙上贴着几张音乐家的素描像，还有一张晓音自现像，靠墙角是一只画夹和一叠画。晓音端着一盘苹果进屋） 大岛：晓音，看不出你还会画画。（晓音又是一笑，看了看画）只是意念之中的了。刚才她坐的地方，墙上贴着几张音乐黔 晓音：我曾经做过当画家的梦，也学过几年，而且在同学中算出色的。只是后来发现自己在绘画上比起写诗显得灵气逊色多了，从而改为专一的写诗。我父亲和我哥哥就是比较出色的画家。我说过，我是一个诗人。诗人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是很出色的。你如有机会去开一次诗会，你就会发现，诗人几乎人人会画几笔，有关心理方面的算命，占卦的更不乏其人，有 意思的是，诗人中学中医的人特多，这次8月四川江油《星星》诗会上，重庆的尤佳还替多病的我疹脉，开药方呢。 大岛： (晓音此时正削着苹果)你的《苹果方式》你的《苹果方式》很漂亮，和你的《东篱》、《南山》、《水上的事》等作品一样，给人以清冷的感觉。你的诗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你冷静地、反复地说着什么，似乎要表现什么，又没有什么，又能强烈地让人感到点什么。对于诗，你在追求什么样的方式呢'？有人说，你的诗，特别是这一类诗是在玩弄语言技巧。你如何看呢? 晓音：看来你读过我不少的诗，也听了不少对它们的评介。可以说，我在追求一种燥动和宁静的协调，将外在的苦难转入内省禅默式的探索实验。在诗的创造意识上，主张语言是诗之精神，视淡泊为人生之根本，关于诗歌语育的形象，海德格尔说过：“诗中能够被领悟的存在就是语官。”韩东也说过：“诗到语言止。”谁把握了语言这个诗的流动主体，谁就是真正的诗人。至于诗之外的其它东西，我无话可说。 大岛：《女报》已出了两期，从多方面讲，你自己的感觉如何? 晓音：我是比较满意的。总的来说，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其一：在诗坛上，为我们共和国一半的女人举起了一面旗帜，给整个诗坛带来了一个强有力的冲击波；其二：为中国女性诗坛推出了几位新人，钟音、小静、阿明，谈诗，何俊、白梦、华智等。其三：从《女报》上所发诗作看，有很多具有突破性的力作。可以说：《女报》有自己特有的气质和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想念你也感到了这些。这里有全国许多刊物和在诗坛上很有影响的诗人，评论家们的来信。 大岛： (晓音从茶几旁放着的一个插满信函的纸篓里面 找出一迭信递给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