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三代诗人
第一节 概述
大约1983年前后，作为整体出现的诗歌群体普遍分化：大部分复出的诗人诗歌题材、创作激情、艺术创新后继乏力；朦胧诗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既借助朦胧诗的势能，又叛离朦胧诗的“更年轻的一代”（第三代诗人）正在崛起。 “第三代诗人”又可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人”“后崛起”“当代实验诗”“后新诗潮”“后朦胧诗”“后现代”等）：这是比朦胧诗派年龄更为年轻的活跃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的一批诗人，他们大都出生于60年代，以50年代的第一代诗歌和“文革”中诞生的第二代诗歌（即朦胧诗）作为反叛对象，其诗歌的总体特征是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在语言实验方面表现为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代表人物有韩东、于坚、伊沙、周伦佑、李亚伟等，（没有明确诗派的海子、王家新、西川等也属于这一代诗人），他们被关注始于1984年向朦胧诗宣战之时。他们是遍及全国各地以民间群落形式自办诗刊诗报的“大学生诗派”，诗人们在于坚、韩东等的率领下，在与朦胧诗派的激烈交锋中纷纷喊出“PASS舒婷”“打倒北岛”的口号。他们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
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较集中收入了“两报”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展示的诸多诗歌流派。该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朦胧诗派、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莽汉主义、圆明园诗群、星期五诗群、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极端主义、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撒娇派、大学生诗派等；第二编主要展示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诗歌流派——四川的九行诗、黑龙江的体验诗、江苏的日常主义、北京的北京四人、上海的主观意象、江苏的东方人诗派、贵州的生活方式、北京的男性独白、江苏新口语、江苏的超感觉诗、湖南的悲愤诗人、浙江的咖啡夜、湖北的野牛诗、福建的超越派、吉林的八点钟诗派、四川的自由魂、吉林的超低空飞行主义、江苏的阐释俱乐部、吉林的特种兵、贵州的情绪哲学、北京的超前意识、四川的“无”派、江苏的色彩派、江苏的呼吸派、湖南的裂变、福建的新大陆、云南的黄昏主义、山西的太极诗、江苏的新自然主义、陕西的后客观、吉林的霹雳诗、河南的三脚猫、四川的群岩突破主义、湖北的离心原则、贵州的四方盒子、吉林的迷宗诗、北京的情绪诗、安徽的病房意识、四川的莫名其妙、北京的求道诗、浙江的卦诗、上海的情绪流、四川的新感觉派、深圳的边缘诗群、北京的西川体、浙江的现代诗歌、福建的大浪潮现代诗学会、安徽的世纪末、深圳的游离者、四川的四川七君、广东的小城诗派、湖南的东方整体思维空间、上海的城市诗、西藏的雪海诗派等；第三编从地域的角度将第三代诗人加以划分，主要划分为西北、华北、华东、东北、西南、中南等几大地域。
非非主义的代表人物周伦佑在1991年创作的《第三代诗人》颇能反映出第三代诗人的一些特点：
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
孤立得太久， 终于在这一年揭杆而起
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
撒一泡尿 ，使分行排列的中国
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
自吹自擂的一代，把自己宣布为一次革命
自下而上的暴动；在词语的界限之内
砸碎旧世界，捏造出许多稀有的名词和动词
往自己脸上抹黑或贴金，都没有人鼓掌
第三代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金光很大
长期在江湖上，写一流的诗，读二流的书
玩三流的女人。作为黑道人物而扬名立万
自有慧眼识英雄，耀帮哥们儿一句话
第三代诗人从地下走到地上，面色惨白
坐在宣传部会议厅里，唱支山歌给党听
吐出一肚子苦水和酸水。士为知己者死
不该死的先走了，第三代诗人悲痛欲绝
发誓继承耀帮哥们儿遗志，坚决自由到底
第三代诗人由此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学着说粗话，玩世不恭，骂他妈的
上层的天空在中国变来变去，第三代诗人
时常伤风感冒，变得十分敏感和谨慎
太多的禁忌不能说，唯一的逃避是诗
第三代诗人换上干净的衣服，在象牙的表面
做没有规则的游戏，远离心脏和血肉
或者模仿古人的形式，用月光写诗，用菊花
写诗，写一些很精致的文字，从红色
向白色，热情逐渐递减，减至语言的零度
第三代诗人活得很清苦，食人间烟火
说普通话，在茶馆里坐着品茶，喜欢有
茉莉花的那一种。马克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
第三代诗人靠老婆养活，为人类写作
因而问心无愧。打破婚姻铁饭碗
第三代诗人犯过许多美丽的错误
后于弗洛伊德深入女人的舌尖和阴道
在想象中消耗太多的精气，结果阳气大亏
第三代热爱部分的毛泽东，一种农民的朴实
和冲动。在诗中改朝换代的野心是不自觉的
只是感到有屁要放便放出来，香花毒草由他去
被臆想的根羁绊着。抽刀断水，或者
把它暴露得更加粗大，以证明血统的纯正
第三代读老庄，读易经，倾向于神秘主义
或故作神秘主义。用八卦占卜，看一次手相
便学会一种骗人的勾当，再骗朋友和敌人
继而进入气功状态，丹田的位置并不重要
关键是坐的姿势，要做出吐纳的样子
再发几句反文化的宏论，便自以为得道了
当然酒是要喝的，饭更不能少，一代人
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活着，毁誉之声不绝于耳
第三代面不改色心不跳。依然写一流的诗
读二流的书，抽廉价烟，玩三流的女人
历经千山万水之后，第三代诗人
正在修炼成正果，突然被一支鸟枪击落
成为一幕悲剧的精彩片断，恰好功德圆满
北岛、顾城过海插洋队去了。第三代诗人
留在中国坚持抗战。学会沉默
学会离家出走，同时作为英雄和懦夫
学会拒绝，在庭上慷慨陈词，拒不悔过认罪
学会流放，学会服苦役，被剃成光头
在列队与超负荷的劳动中尝试另一种活的方式
周伦佑在峨边闭关修炼，廖亦武、李亚伟
在重庆打坐参禅，尚仲敏在成都写检查
于坚在云南给一只乌鸦命名。第三代诗人
树倒猢狲散。千秋功罪十年以后评说
与朦胧诗的发生地及活动中心以北京为中心不同，作为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他们主要分布于南方，主要指江浙的南京、上海和西南的云贵川，尤其是四川，四川被人们称为“第三代的策源地”。他们在诗歌领域进行着广泛的实验性写作，其作品主要在自办的民刊上出现。第三代诗人以流派团伙行动的诗歌言说方式，一直延续到极具个人化写作的90年代。
第二节 第三代主要诗歌流派简介
一、“非非主义”
四川的诗歌试验活动，最有影响、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非非主义”。四川的“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流派创立于1986年上5月4日。主要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敬晓东、刘陶、何小竹、吉木狼格、李亚伟、小安等，其诗歌阵地为1986年5月创刊的《非非》。他们以“诗歌交流资料”《非非》和《非非年鉴》来介绍他们的史学理论、代表作品和成员构成。后来，还出版了两期报纸形式的《非非评论》。从1986年5月到1988年9月，《非非》共出版4卷。1989年至1991年停刊。1992年9月，出版复刊号（周伦佑主编），在出版了6、7卷合刊后，第二次停刊。2000年8月到2002年，出版了8—10卷。从1992年以后，在这份刊物上提出、阐发的流派诗歌写作命题有“红色写作”“世纪写作”“后非非写作”“体制外写作”等。
这一诗派是第三代诗歌流派中唯一有明确诗歌理论主张的诗派。他们认为， 所谓“非非”，是对宇宙本来面目的本质性描述。“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语言运用与诗歌批评三个方面。在诗歌创作方面倡导感觉还原、意识还原和语言还原。在诗歌的语言方面“非非主义”认为，由于语言顽强地体现着由群体累积而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使用语言进行诗歌创作时，他们坚持对语言施以三度程序的非非处理——超越“是”与“非”的两值价值评价，使所用语言在非两值定向化的处置中，获得多值乃至无穷的开放性，赋予语言新的更加丰富的表现力；在诗歌的创作中，非抽象化地处置语言，致力于革除语言的抽象病；语义确定是使语言丧失活力的致命伤，力争在不确定语义建设和变幻中，重现老化的语言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多功能性。在诗歌批评方面，他们推出创造批评法——其批评致力于一切非创造因素的清除与否或者程度怎样，这一清除工作主要体现在感觉、意识和语言三个方面。“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带有前文化、非文化和泛文化的色彩。代表性作品有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头像》、杨黎的《冷风景》《高处》、何小竹的《组诗》等。
二、他们文学社
他们文学社成立于1984年冬的南京。主要代表人物有：韩东、于坚、丁当、小君、吕德安、王寅、小海、普珉、陆忆敏、于小韦等。作为男方诗人群，“他们”的成员大多蛰居于南京、上海、昆明和福州等相对富庶的消费性城市，彼此间独立又联合，主要刊物是《他们》，韩东是主要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他们》的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韩东在西安编辑的刊物《老家》。《他们》是综合性文学刊物，但主要以诗歌文明于文学界。围绕着《他们》这一份民间刊物，形成一个重要的诗歌社团，不过诗人之间只是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络。没有发表过纲领和宣言，也不曾举行过社团性质的活动。其成员散布于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未曾谋面；韩东等人后来也不认为它是诗歌团体或诗歌流派。《他们》自1985年——1995年共出过九期，其间产生很大影响。“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对个体的生命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强调，对观念、理论的干预的警惕，将个人与现实生活所建立的真实联系作为写作的前题，以及语言上对于“日常语言”的重视等诸多诗学主张，无论是作为诗歌指向，还是作为诗歌风格，都推动了朦胧诗之后的当代诗歌的“转变”。
三、海上诗群
海上诗群成立于1984年秋天，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慢流、孟浪、王寅、海客、郁郁、折声、古代、陈东东、陆忆敏、天游、韵钟、冰释之、赤峰、舟子等。代表诗人是孟浪、郁郁和陈东东。组织的诗社有《海上》《大陆》《撒娇》等。因而有了“海上诗群”“撒娇派”的名目。“撒娇派”类乎四川的“莽汉主义”，但缺乏“莽汉”的野性与酣畅。有些诗人也在《他们》上发表作品，因而有时会被归入《他们》之中。诗刊《海上》从1984年到1990年共出了4期。1990终刊号名为“保卫诗歌”，扉页引用的里尔克的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寄寓着诗人们对特定时代中诗歌“责任”的理解。这一诗群诗人在80年代大多就读（或毕业）于上海几所著名大学。“海上”这一名称，来源于“上海”的“被推了过来”所暗示的孤独：或者正向岸靠近，或者正在远离，而诗，是他们脚下的船，一种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海上诗群没有出现四川那种声势，对80年代诗歌的进程的影响也没有《他们》明显。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关注城市中人的生活与精神处境。他们的一些作品，写城市日常生活的荒诞、人的孤独。死亡是他们经常涉及的主题。另外，怀旧作为一种“逃离”或“自救”的方式，也普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四、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成立于1984年，1986年宣布解散。主要诞生地是四川小城南充。主要成员有万夏、胡玉、二毛、袁媛、刘永馨、胡冬、梁乐、柳箭、马松、李亚伟等。“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它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相当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如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追女人、冒险等。“莽汉主义”就是“中国的流浪汉诗歌、现代汉语的行吟诗歌”。作者以“反文化”自居，自称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代表作品有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李亚伟的《中文系》《我是中国》等。
1986年，在李亚伟执笔的莽汉主义宣言中写道：
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
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
莽汉们如今也不喜欢那些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奥涩的象征体系。莽汉们将以男性极其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地最为直接地楔入。
在创作过程中，莽汉们极力避免博学和高深，反对那种对诗的冥思苦想似的苛刻获得。
在创作原则上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尤重视使情绪在复杂中朝向简明以引起最大范围的共鸣，使诗歌免受抽象之苦。一首真正的莽汉诗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莽汉诗自始至终坚持站在独特角度从人生中感应不同的情感状态，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连锁似的幽默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
五、圆明园诗群
在北岛们的“今天”离散之后，圆明园的废墟之上，曾经有一群北京的青年诗人重新聚集了起来。他们当时看不到中国诗坛如今的景象，于是幻想着扛起“今天”一样的旗帜，重振新诗，于是出现了一个圆明园诗社（1983—1986），圆明园诗群是继“今天”之后产生的影响较大的前卫诗人群
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林学院等院校的艺术节、诗歌朗诵会及其它诗歌活动中，圆明园诗社热情的播下了现代诗的种子。
它成立于1984年，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刑天、大仙、殷龙龙、代杰等，代表作品有黑大春的《白洋淀的献诗》等。
六、星期五诗群
星期五诗群成立于1982年，主要成员有吕德安、金海曙、曾宏、林如心、鲁亢、卓美辉等。吕德安对星期五诗群做如下解释：我们把星期五这个大家都清闲的日子命名于诗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名称跟我们写诗的动机有一定的关系，即带有一种愉快的倾向。这也使我们尽量以平凡而简洁的态度让诗歌与生活处于正常的关系中。我们没有自称什么流派，近乎是为了能更自然的窥视出诗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那部分。
七、四川的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创立于1984年7月。主要成员有：石光华、杨远宏、刘太亨、张渝、宋渠、宋炜等。在诗歌方法、取材等方面受到杨炼等的影响。不少诗人喜欢写作有若干章节的庞大的“现代史诗”，如宋渠、宋炜的《大佛》《大曰是》，石光华的《呓鹰》等。
整体主义的艺术主张集中体现在艺术宣言中：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在于它不断地将人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状态。无论这种状态是生命自身的回忆，还是对于无限的可能性那种深刻的梦想，都将人投入了智慧的极限，即情感的、思辨的、感觉的，甚至黑暗河流底部潜意识的等各种灵性形式聚合成的透明的意识，这种状态同时又显示为既无限孤独又无限开放、既内在于心灵又外在于心灵的生命体验。对于这体验而言，所谓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宇宙、瞬间与永恒……等逻辑主义或语言学的分析范畴，都将因丧失确定对应而被艺术拒绝。在艺术建构的历史中，这种体验必然地显示为自洽而自在的实境，并以此与人的完善、与整体性存在同构，完成宇宙、人、艺术三者的认同，使生命逾越海德格尔所绝望的完整的孤寂。作为具体存在的个人，亦将通过进入和领悟这种艺术的实境，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主观性，获得直接向生命存在开放、向整体趋近、生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蕴结构中，人表现为自身创造的过程，艺术活动也才彻底地被把握为纯粹的创造。
因此，整体主义艺术不排斥任何形式和方法的艺术向度，它只是要求任何艺术实在结构都应该从经验的、思想的、语义的世界内部，指向非表现的生命的领悟——深邃而空灵的存在。
八、新传统主义
新传统主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新传统主义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他们生活在世俗中，却独自向想象的荒野走，烈日燃烧着他们肚皮上旧的胎记。那高踞放肆了亿万年的灵物，绵绵不绝地把活鲜鲜的生机喷射到地球上，它远比任何时代、任何源远流长的传统更恒久。因此，除了屈服于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引导人类向宇宙深处遁去的冥冥之声，新传统主义诗人不屈服于任何外在的、非艺术的道德、习惯、指令和民族惰性的压力。
代表人物：廖亦武、欧阳江河。与整体主义诗人受杨炼等的影响相似，廖亦武、欧阳江河创作了《巨匠》《大循环》“先知三部曲”（《死城》《黄城》《幻城》）、《悬棺》等“现代史诗”。
九、极端主义
创立于1985年，主要成员有：梁晓明、余刚、王正云、李浙烽等。
极端主义者认为：极端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专横主义，它只奚落或重视自己，外界始终是它的房子。你可以找到它的存在讯息，却永远不是它本身。他的头始终在天空中注视日球的升落，它的脚却始终在大地上移动。它一感到自己的今天和昨天没什么变化，便要感到烦闷。
极端主义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创新主义，它崇尚大自然的生长方式，文明对于它不过是一件破衣服。
极端主义者认为，诗歌必须从虚无中走出来，回到最基本的层次。而画面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反语也是。含混也是。
诗歌就是极端。
十、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
创立于1983年夏，主要成员有：宁可、藏剑、任贝、张锋、傅浩、徐德华、诸学伟、袁建明等。
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认为，诗歌不是逃离，而是回到生活的手段。我们从未准备成为修辞学家。我们着手于消灭内部世界的孤独和困惑。写作，你将同意，就是清除那些威胁我们存在和平衡的东西，努力达成和谐、默契和安全。我们期望诗篇发挥类似交通指示牌的作用。我们制作诗篇不仅为欣赏，更为被使用、参加。
生存的诗歌，是一项集体性活动。
十一、撒娇派
创立于1985年春，主要成员有：京不特、锈容、胖山、软发、土烧、撒撒、泡里根、流布流、男爵等。
撒娇宣言摘录：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我们都是中国人，试试看，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写诗就是因为好受和不好受。如果说不该撒娇就得怨人不该出生。撒娇派其实并非自称。只是因为撒娇诗会上，撒了太多的娇，我们才被人称作撒娇诗人。我们的努力，就是说说想说的，涂涂想涂的。看见技巧是因为玩得熟了。写诗容易，做人撒娇不一定容易。我们天性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人给人洗脑子。
穷光蛋碰上穷光蛋撒娇，做了富翁还撒娇。我们中有人就当上了明星。
想到活着很难，还要继续活下去。在我们国家容易活一些。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撒娇；风花雪月江山无限好，我们撒娇。
十二、大学生诗派
创立于1982—1985年，主要成员有：于坚、韩东、尚仲敏、燕晓东等。“大学生诗派”主要作者为78级—80级的大学生，如韩东、于坚、王寅、封新成等，他们当时即通过交换自办的民间诗刊开始前卫文学活动。它的最早雏形源于甘肃《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专栏，那里曾聚集了一批当时各大学的诗歌领袖。1985年由尚仲敏、燕晓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正式提出明确诗歌主张，标志着这一群体的形成。
……
1984、1985、1986年在中国80年代的诗歌乃至文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年份，它们正处80年代的中间年份，在时间和意义上都具有乘前启后的作用。1984年11月，杭州召开“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标志着“寻根”浪潮兴起，次年韩少功等人的理论文章相继出台，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时繁荣的可喜景象。1985年、1986年，被人们称为“方法年”“观念年”。从1984年开始，几乎经过1985年一年的发展，流行于当代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迅速被大规模介绍过来。1984—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论著，引发了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立足于新生代诗人所诞生和活动的这一大的文学背景，不难理解新生代诗歌的构成庞杂、价值多元的特征。
第三节 周伦佑、杨黎等人的非非主义
周伦佑（1952—）生于四川西昌。1970年开始新诗写作。1982年毕业于四川西昌农业专科学校并留校担任教员，1984年创办《狼们》刊物，提倡“狼性文学”，注重“原始的，本能的，没有被驯化的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虽然刊物的出版最终流产，但为《非非》的出现打下基础。出版《反价值时代》《变构史学》《艺术人本论》等学术专著，出版诗集《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周伦佑诗选》等。无论从年龄，还是艺术主张、诗歌风格上，周伦佑都非常接近高扬理想意志的“朦胧诗人”，但却“误入”了第三代。在第三代诗人中，周伦佑是一位以诗学理论见长的诗人他在有影响的《反价值：意义的重建》《“第三代”诗论》《拒绝的姿态》等文章，尤其是《红色写作》中全面系统地论述、清理、总结了“非非主义”诗歌，为流派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他强烈地否定传统，倡导“反崇高、反文化和反修辞”，要摆脱政治和社会对诗的束缚，以语言走向“超语义”和“超表现”的纯粹境界，回到艺术本身。体现出周伦佑内在精神气质和诗歌方法的一贯性——对抗现实的制度化理性秩序。诗人的与现实制度化秩序向对抗，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是所向披靡不遗余力的。但他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又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非文化、非理性是建立在文化、理性基础上的，他在强调诗歌的无功利游戏特征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工具论色彩，诗歌既是他驰骋想象的天然牧场，又是束缚他思维展开的语言牢笼。其代表性诗歌有：《自由方块》《想象大鸟》《第三代诗人》《带猫头鹰的男人》《狼谷》《头像》等。
长诗《自由方块》是典型的非非式的反文化、反理性、反语义的庞大“魔方”，全诗以超语义、反修辞、反逻辑的语言游戏来造成常规语义的偏离和丧失，从而还原到前文化状态。《自由方块》一诗写道：
姿势是应该考虑的。就像仕女注意自己的表情。比如笑不能露齿。比如目不许斜视。……坐如钟。夜半钟声到客船。面壁而坐。皆是圣人的坐法。你不是圣人。不想君临天下。……古来圣贤多寂寞。坐为悟道之本。你不坐便不学无术。孔子坐而有弟子三千。芝诺坐然后发现飞矢不动。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男人喜欢摇尾巴的女孩。睡如弓。大雪满弓刀。……
《想象大鸟》一诗则反反复夫、唠唠叨叨地在一种纯粹体验中论证“前文化”状态“大鸟”的成立：
“鸟是一种会飞的东西/不是青鸟和蓝鸟。是大鸟……鸟是一个比喻。大鸟是大的比喻/飞与不飞都占据着天空/从鸟到大鸟是一种变化/从语言到语言是一种声音……”
杨黎（1962—）生于四川成都。出版诗集有《小杨与马丽》等。90年代也写小说，创办“橡皮文学”网刊。他是“非非”诗歌流派的“第一诗人”他的最大贡献是以声音感凸显造就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诗人愿意将文字看成一个个有声音的“物体”，认为“组合这些‘物体’是诗人的乐趣，也是诗人的目的”（参见万夏、潇潇编《后朦胧诗全集》下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他的《冷风景》被认为是“非非”的代表作。诗中的“物”被不动声色地陈列；意义、情感被放弃，至少是减到最低程度。这种疏离“意义”，让物直接呈现的“静观”风格，实践了他所称的“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
何小竹（1963—）苗族，生于四川彭水。出版的诗集有《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回头的羊》《六个动词，或苹果》等。发表在《非非》创刊号上的包括《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在内的共10首的组诗《鬼城》，并无多少“非非”的“前文化”的特征。渐入“非非”艺术佳境的标志性作品是1988年的《组诗》。90年代以来，何小竹的写作在践行着自己的“减法”（减掉意义、诗意、语感）原则。在《我只有躺着才能写诗》中写道：“我只有躺在床上/让词语也平躺着/一切的动作/尽可能减少对氧气的/消耗”。
总之，诞生于四川盆地的“非非主义”诗歌流派，以其旺盛的创作激情和饱满的反叛能量，对传统的文化思想和语言秩序进行了大胆的不遗余力的解构与颠覆，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具有把语言从传统工具论中拯救出来的性质，它促使人们对诗歌与语言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和长远的理论价值。但毋庸置疑，由于其理论与实践充满着更多的，诸如反价值与坚守价值、反语言与不离语言、反文化与不弃文化、理论先行与创作滞后（分裂）等矛盾，致使其理论太过于超前玄妙，明显带有无论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都无法抵达的理想乌托邦色彩。因此，王光明在《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一文中指出，从“非非”诗派那里“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反抗文化的战叫，一种压抑的情感和心理，而不是一种科学的诗学。”
第四节 韩东、于坚的第三代诗歌
韩东（1961—），南京人。1969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李亚伟等人带动一股“先锋派”诗歌新潮，主张诗歌与“生命”联系，认为“诗到语言为止”，显示出“反文化”“反意象”“反英雄”的诗歌倾向。后由写诗歌转向小说创作。出版诗集《白色的石头》、小说集《我们的身体》、散文集《韩东散文》等。代表诗歌有《山民》《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
于坚（1954—），四川资阳人。1970—1980年在工厂当工人。1980年考入云南大学，毕业毕业后在云南省文联工作。已出版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于坚的诗》等。代表性作品有《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等。
语言是诗歌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历来受到诗人的重视，在选择上大都表现出近乎挑剔的严谨。韩东开始诗歌写作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即80年代初，而于坚更早，从1971年起便开始了写诗的练习。他们在初学阶段不免受到当时的“归来派”诗人，以及后来盛极一时的“朦胧诗”潮的影响。但，很快，他们摒弃了对这类语言和写作范式的模仿，自觉地选择了“口语”写作。正是这种相同的语言选择倾向，使相隔千里（韩东在南京、于坚在昆明）的他们走在了一起，结下深厚的友谊，创办了民间刊物《他们》。“口语”是他们最先抓起的向“朦胧诗”宣战的武器。
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影响着第三代以后近二十年中国汉语新诗的写作。尤其是“诗到语言为止”，连同“口语诗”“民间性”——这三个词及其相互关系，是贯穿于第三代诗人创作的关键。
韩东、于坚对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认同和选择，源于他们对诗歌本质的相近理解。韩东的代表性诗作大多是消解文化或“诗意”，在“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发现空洞与悖谬；于坚的诗歌创作是对“英雄式”的“史诗般”的诗歌精神的偏离，是向着日常经验、生存现场和常识的返还。韩东的《山民》在别人看到生命力勃发的地方看到平庸与倦怠；《有关大雁塔》清除掉了原来附加在大雁塔上的种种文化内涵，往昔意义上的神圣的凭吊壮举，被还原为一次简单的游玩；《你见过大海》消解了传统诗歌里大海的精神特质，大海被韩东调侃似地解构成“你不情愿/让大海淹死”生理性反应。于坚的的《尚义街六号》将一组组日常生活场景自然客观的加以展现，凡俗、琐碎而亲切、随意；《O档案》更是彻底清洗了新传统诗中一味追求形而上和浪漫伤感与矫情的遗风，以一种极端的非诗的方式对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档案文件的神圣性进行消解。
韩东、于坚是第三代诗人中充满诗歌创作活力，并产生广泛影响的诗人。2004年于坚获得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启明星奖，获奖理由是：多年来于坚一直活跃在当代诗歌的前沿。他旺盛的创造力与他的勃勃雄心、他常变的风格相得益彰。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称颂者还是日常诗意的发现者，是从事激进的语言试验还是冷静的五项研究，他的写作始终在俯身探索诗歌原发的、自在的、难以释义的魅力根源。他的诗自由地穿行于生活场景和白日梦、精密的刻画和陡峭的反讽之间。他对语词的具体性、在场感的强调和出色运用，有力地矫正了当代诗歌中不及物的高蹈倾向，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上，改变了我们看待诗歌中词与物关系的眼光。
第五节 李亚伟、胡冬的莽汉主义
李亚伟（1963——）莽汉诗人的代表人物。1982年开始现代诗创作。1984年与万夏、胡冬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同年写作《我是中国》《硬汉们》《中文系》《毕业分配》《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作品。1985年与雷鸣雏、万夏、杨顺礼创办民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1986年，“莽汉”宣布解散。1987年因《峡谷酒店》获得《作家》杂志社的“作家奖”，其后还著有长诗《航海志》《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等。
《我是中国》被认为是李亚伟的代表作，莽汉主义的所倡导的野、粗等莽汉行为在这首诗中有充分的体现。它一反20世纪以来至朦胧诗时期有关“中国”形象的经典描绘与抒情，以日常生活陈速口语的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丰富多样性，对传统诗人心目中的中国崇高形象发出了尖锐的嘲讽与批判。全诗在一系列的高度排比式的“我是……”的游戏替换中展开，在“我”这个所指下作者找到了女人、难忍、臭诗人、半个我、大桥、诚实、烟囱、流浪汉、黄帝、死者、地图、警棍、计算器等能指。在描述能指方面诗人也大量使用了日常口语式语言，如大腹便便、喝滥酒、抽孬烟、大脚农夫、把我扔得老远等，它们形成口语式语言的整体结构。诗人在几乎穷尽了我的日常生活的全部能指后，当他的焦虑的目光掠过中国地图时，终于顿悟般地发出了“我是中国”的思想主题。“我是中国”无疑是对包括朦胧诗在内的正统诗中“中国”形象一次彻底的亵渎与颠覆。诗中那个零碎的、粗俗的、野蛮的、下贱的我，何以代表中国呢？我们又如何判断这不是诗人心目中真实的中国形象呢？
胡冬（1962—）生于四川成都。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莽汉主义代表性诗人。
他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是莽汉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它充分体现了莽汉主义重在莽汉行动的诗论主张，带有鲜明的反文化的特征。全诗以“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反复出现于每段的开头，诗人从掠夺反掠夺、输出反输出、强迫反强迫、享受反享受等多个侧面在本我的潜意识充分释放中体现出文本的快乐。巴黎自近代以来作为中国形象的参照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它是20世纪中国人们心中久负盛名的西方文化圣地，同时也是中国有识之士西天朝圣、取经的必经之地。当然，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过程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对我中国进行了反文化的掠夺与输出。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一诗无疑带有以欺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的意味。诗人首先主张拿回自己的东西“是否去要回唐爷爷的茶壶宋奶奶的擀面杖”，同时进行掠夺“我要走进蓬皮杜总统的大肚子/把那里的收藏抢劫一空/然后用下流手段送到故宫/送到市一级博物馆送到每个中国人家里”。诗人有感于80年代初西风美雨对中国文化的强烈浸润，主张文化输出“把臭袜子和中山服/把里里外外的臭火药/高价卖给那里的收藏家/我要把精湛的烹调技术午眠技术/把精湛的嗑瓜子技术传授给巴黎人民/看到越来越多的蠢驴上当我心头暗喜”。文化反抗明显带有法西斯色彩“我要用手枪顶住红鼻子警察/命令他立即带路去巴黎市政厅/我要在那里集合至少十个以上的市长副市长/办一个学习班，把他们送进巴士底狱”。诗的结尾是任意性戏谑将文本的快乐推向极致，“沿途我将同每个国家的少女相爱/不管是哪国少女都必须美丽/她们将为我生下品种多样的儿子”。总之，好不容易来到巴黎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可以砸碎，该享受的享受（风景、女人等），能施加暴政的施加暴政，完全一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景象。全诗在表达方式上，试图从不同视角开掘反文化的意蕴，并有意延长其文化反叛的进程，从“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的标题中的“慢船”的选择上似乎也能体现诗人在文化反叛的进程延长中所流露出的快意和满足感。船相对于飞机是很慢的交通工具，在诗中诗人说“这大约需要十万分钟/沿途将经过七大洲五大洋”，但慢船无疑又是最具承载能量的交通工具，诗人的这一选择一定是经过精打细算的。
第六节 西川、王家新的“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按照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本人的说法，是指一种具有独立的诗歌精神、广阔的文化视野、专业写作的态度和人文关怀的立场的诗歌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从“词语”出发，进入诗歌，抵达终极的意义和价值。
西川（1963-），原名刘军，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代表诗人，当下诗人评论的重要代表者。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曾在新华社工作多年，现在中央美院任教。出版的诗集有《隐秘的汇合》（1997）、《虚构的家谱》（1997）、《西川诗选》（1997）、《大意如此》（1997）等。
西川是第三代诗人中最引人注目的青年诗人之一。与大部分第三代诗人以反抗朦胧诗模式不同，西川刚登诗坛就能引人注目，这源于他对诗歌本体特征深度的挖掘。他善于在诗歌活动的全部流程中把握诗歌的本质特征。他对诗歌与世界的关系、诗歌与真理的关系、诗歌的审美效果，以及诗歌本身的技艺等诸多问题做出全方位的思考。他独创的“西川体”诗歌，以其深刻的主题思考、抒情的纯洁性及语言节奏的鲜明感，影响着许多当代诗人的诗歌写作。《体验》《起风》《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被认为是西川早期优秀作品，它们表达了诗人对“超验”、对“无法驾驭”的“隐秘”的兴趣与敬畏，其中流露出诗人对诗歌创作饱有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感情。在作于1985年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一诗中诗人写道：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对每一首诗的特征以及诗人的诗风的转变，都可以或隐或显地在生活现实中找到索解它们的密码。进入90年代西川的诗风有所变化，变化的契机大概源于1989年他的两位挚友优秀诗人海子、骆一禾的相继辞世，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他的长诗《致敬》（1992）、《虚构的家谱》（1993）等标志性作品，被公认为中国90年代优秀诗歌之作。20年来西川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诗歌创作激情，他的诗歌创作中总是表现出深厚的学识修养、对基本价值的坚守、对思想感情的节制与内敛。
2004年西川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启明星奖。评选委员会的授奖辞：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王家新（1957—）曾用笔名北新等。湖北丹江口人。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代表诗人，当下诗人评论的重要代表者。1972年入湖北丹江口市肖川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肖川农化厂劳动。1982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等，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触摸》《风景》《预感》等，诗论《人与世界的相遇》。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诗论集、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对隐秘的热情》等。
在80年代初王家新就为读者所了解，在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中，曾将他列入朦胧诗诗人之列。他在较长时期里，他一直游离在诗潮之外，一方面恪守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断寻求调整和突破。他诗风的确立，并产生较大影响实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1989年底，他创作了《瓦雷金诺叙事曲》等作品，被认为是他写作转折的标志。第二年，他又完成了《守望》《帕斯捷尔纳克》等系列作品，他的创作由此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是王家新诗歌创作的基点，命运、时代、灵魂、承担等之类的词语成为诗人作品的情感、观念的支架。在抒写社会转向作用于个人生命体验时，诗人总是汲取西方、俄苏的思想资源，与他心仪的文化大师进行沟通与对话，诗人则扮演着文化价值和守护者和历史命运承担者的角色。在写于1990年底的《帕斯捷尔纳克》中诗人写道：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尼撒曲的振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1990年写作《帕斯捷尔纳克》到后来旅欧期间写作《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等，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些流亡或准流亡的诗人命运是他写作的主要源泉，他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作品中经常有令人警醒的独白，笔意沉痛。1996年之后，以《伦敦随笔》《挽歌》为代表，又开始诗歌的新的探索。同时写出大量又价值的诗学论文，对当下诗歌现象和诗歌问题进行思考，积极参与诗歌批评与历史建构。
第七节 翟永明、伊蕾、唐亚平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群”
与第三代诗歌一同崛起于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诗歌，是第三代诗歌的主要脉流之一。这些女性诗人的生命意识，无疑是基于自身的性别体验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基础上的。她们是一些不囿于自身生存现状的人，并且找到了“最适当的语言与形式”，显示了“每个人身上必然存在的黑夜”，并由此寻找到了“黑夜深处那惟一的冷静的光明”。“黑夜”作为她们共同面对的个体生命的象喻，不仅标志着她们已经回到了自身，而且也表现了对既存文化秩序的男性话语世界的反叛，由此开辟了一片崭新的诗歌话语世界。她们中的主要代表诗人有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
将性别作为诗歌史的分类方式之一，主要基于女诗人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一事实；这从诗集出版状况中也可以得到说明。当然，人们在使用“女性诗歌”概念的时候，显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在一些时候和一些人那里，“女性诗歌”就相当于女诗人的诗。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女诗人写作上表现的“性别经验”和诗歌的“性别”特征，应是“女性诗歌”的基本条件；因而不是所有的女诗人的写作，都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之中。在90年代，“女性诗歌”及其写作者的规模与成绩，是80年代所不能相比的。但是，诗界在使用“女性诗歌”的概念时，反倒更为谨慎、节制。其中原因之一是，诗人和批评家不愿意将“女性诗歌”“表述为一个孤立存在的、高高在上的运动主体”，而可能把诗人、诗歌文本当作“另一意义上的‘副本’或‘注脚’”；如何以有效而充分的“诗学考虑”来定义“女性诗歌”，成为人们关注的更优先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终于出现翟永明的《女人》、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等诗（组），这些脍炙人口的表现女性题材、女性意识的佳作，透露出一个新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昭示着中国诗歌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中华大地上大面积出现女性诗歌，女性诗歌呈现出别有思想深度、别有审美意趣的整体风貌；女性诗歌、女性意识，耸起一片女性诗歌的森林。
翟永明（1955—），生于四川成都。1974年高中毕业插队落户，1980年结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曾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多年。1981年开始创作、发表诗歌。1955年生于四川成都，曾旅居意大利。作品曾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已出版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黑夜中的素歌》《翟永明诗集》等。在新时期以来的女性诗人当中，翟永明是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她希冀用诗歌“在黑夜建造白塔”。如果说舒婷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翟永明无疑是一个男权中心文化模式的反抗者，当然翟永明的反抗又有别于伊蕾的大胆越轨般的惊世骇俗的呐喊。
翟永明作为诗人为诗坛所注目，是在1984年创作完成了大型组诗《女人》之后。这组诗由20首诗构成。诗人以含蓄婉转的笔触，深刻揭示了女性个体的内在经验和生命存在的隐秘。其中的序言《黑夜的意识》，被人们视作8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宣言书。“黑色的意识”是指女性在面对一个外在于自己的男性的文化世界和自身命运时，应该竭尽全力地透射生命，去反抗并且创造出一个与男性“白昼”相对称的只属于女性自己的世界。诗人以一种平静而深邃的忧伤与细腻的近于生命原初性的体验，洞悉了男性秩序下女性受压抑被遮蔽的生存真实。在《独白》诗人说：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在《母亲》中诗人甚至以怨恨的口吻写母亲：听到这世界的声音，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我被遗弃在世上，只身一人……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活着为了活着，我自取灭亡，以对抗亘古已久的爱。
继《女人》之后，诗人又先后完成了《静安庄》（1985年）《人生在世》（1986年）《死亡的图案》（1987年）《称之为一切》（1988年）《颜色中的颜色》（1989年）等一系列组诗或长诗，继续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个体生命的成长及其精神历程，揭示了女性生命的存在情态及其历史。创作于90年代初的《我策马扬鞭》《土拨鼠》《咖啡馆之歌》等都被认为是女性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翟永明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翟永明在1984年以她的第一个大型组诗《女人》独特奇诡的语言风格和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文坛之后的20年的诗歌写作中，一直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在中国诗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欧阳江河称其为“东方最美丽的女人”，并认为“第三代诗人都有翟永明情结”。
伊蕾（1951—）原名孙桂贞，天津人。初中毕业后到渤海湾畔插队落户，两年后调入某铁道兵工厂。1984—1988年先后就读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后调至天津工作。已出版的诗集《独身女人的卧室》《女性年龄》《伊蕾爱情诗》等。
在新时期女性诗人写作中，伊蕾是较早体现出鲜明“黑夜意识”和强烈“突出重围”叛逆激情的诗人。伊蕾诗歌的基本题材和主题就是情爱。她把女性个体生命的“自由”及其价值和意义，聚集在这一基本生存的现实之上。她说：我的诗中除了爱情还是爱情……爱情并不比任何伟大的事业更低贱。她对男性文化的漠视、疏离和对现实处境的抗争、反叛，最终指向并渴望抵达这一情爱自由的境界。伊蕾在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这本诗集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辞：“失去了爱的自由/就失去了整个自由。”在十四首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的每一首后边，她反复吟咏“你不来与我同居”，以貌似放荡的口吻来对抗要求女人做淑女的男权社会。在《独舞者》一诗中，诗人发出了疯狂的惊世般的嚎叫，并呈现出绝望自虐中决绝的抗争：“每一块肌肉都张开口/发出尖锐的嚎叫/把你屈辱的历史对着天空说……挣扎着的肉体/要把心灵和皮肤撕碎的肉体/把空气撕裂的肉体/落入了恶梦……把鲜血的颜色涂满空中”。
伊蕾既是一个现实的叛逆者，也是一位激情奔放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她的诗一改女性诗人的细腻柔婉的诗风，语言泼辣、尖锐，富有力度。那种宣叙直白的语调，率性、自然、真诚，而瀑布般的铺排语式，更是一泻而下，不仅再现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情态，而且对女性的现实处境和传统的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也给予了强有力的冲击。
唐亚平（1962—），四川通江人。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荒蛮月亮》《月亮的表情》《唐亚平诗集》等。代表诗作是组诗《高原的女人》《黑色沙漠》等。
在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中，收入唐亚平的“黑色系列”诗五首：《黑色金子》《黑色洞穴》《黑色睡裙》《黑色石头》《黑夜》。这些诗诗以机智而深刻的反讽，来解构男性秩序，维护女性的独立与尊严。
唐亚平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生活方式作出这样的解释：
“我如此孤寂，才如此独立”。我渴望独立自主地生活，渴望生活得真实些、自在些、完美些。我时常感到生活沉重爱情沉重愤世嫉俗的仇恨沉重。沉重压抑得想逃脱又不能逃脱，实在是无处可逃。但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感受并且承受这些份量，就不配活着。
诗歌，是诗人就用诗表现自己。诗歌属于自然、自由和生命。对于诗人来说“诗没有什么理论，只有经验和灵魂”。对于诗人，高贵的素质和智慧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
“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怀疑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的沉湎于诗的旋律”。我作为女性最关心的是活个女性的样子出来。我想占有女人全部的痛苦和幸福。想做好女儿、好妻子、好朋友、好公民。象普通人一样过日子、象上帝一样思考。
第八节 海子、骆一禾等“乌托邦写作”
在第三代诗人当中海子和骆一禾是游离于任何流派的孤独的抒写者，他们是大地乌托邦、乡村乌托邦的两个构筑者，他们是八十年代末期中国诗坛上两个真诚而富于激情的诗人，构筑鸿篇巨制是他们共同的诗歌追求。他们同为北京大学毕业的优秀的天才诗人。在短短的五年之中，海子写下了《太阳》、500首抒情诗和大量诗学笔记与论文，骆一禾则写下了长达8000行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这使他们成为中国经典性作家。
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安徽省怀宁县人。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段慢速列车轨道卧轨*。海子生前留下大量诗稿和各种遗稿，后经其友人骆一禾、西川整理，先后刊于《十月》《人民文学》等杂志，并出版诗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诗全集》等多种，他的作品还多次被选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年仅25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短暂的诗歌写作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四姐妹》《亚洲铜》《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等。海子自1984年创作完成了《阿尔的太阳》《亚洲铜》之后，便进入了一个诗情喷涌的爆发期，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的抒情短诗。
渗透在海子的作品中的，主要是以浪漫主义为底色的生命意识和乡愁意识。他出身于乡村，对天空、自然、土地有一种特别本真和敏锐的感受，而这一感受一旦经过都市、历史剧变的催发，就很容易转向以“生命关怀”为中心的写作意识，尤其是诗人的精神期待不能落实、以至他发现在现代都市找不到精神世界的栖息之地时，那么死亡和以写作就易于彼此不分，变成一种腾跃于世俗人生和现实世界之上的一缕青烟，一种坦然弃绝于人世的终极价值认同。可以说，这是海子作品中反复出现“天空”“土地”“村庄”“麦子”“农妇”“孩子” “风”“夜”“月亮”“大海”等等指归性诗歌意象的潜在原因。
“麦子”是海子作品中反复咏叹的主题。海子在对“大地”的反复歌咏里追寻生存的本质和精神的故乡，将透明的智慧和纯净的梦想，植入泥土和麦子、河流和野花、粮食和马群这些乡村物象之上。海子书写了一片诗意的麦地、一个麦子的乌托邦（《五月的麦地》）；海子在作品中热切地吟唱“天空”，从对土地“母体”的抒写转向对太阳这一“父本”的吟咏。体现海子纯粹、忧伤之外的另一面：热烈而疯狂（《四姐妹》）；“死亡”是海子作品的另一个抒写母题。“麦子”在他的笔下由温暖变成痛苦：“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答复》），最后变成“绝望”：“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四姐妹》）。海子没有像传统诗人那样沉醉于田园山水中，艰辛的个人乡村生活经验和中国农村贫穷苦难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从神启里既感受到水恒又悟出某种空洞，使海子承受了痛苦与绝望的体验。海子在“丰收”之中看到“荒凉”：“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黑夜的献诗》）；海子以*结束生命，再一次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诗歌主张。
骆一禾（1961—1989），北京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诗歌创作。1984年毕业分配到《十月》编辑部工作，1989年因病去世。主要作品有长诗《世界的血》《海子、骆一禾作品集》。
相对于海子的纯粹、激烈、原始倾向，骆一禾多一些沉稳、阔达和生命的宇宙感应。他的诗作往往寻求“感应——歌咏”的方式。短诗《巴赫的十二圣叹》着力写音乐的溶解力，突出的是对这部弥撒乐曲的心灵感应。长诗《世界的血》，以血为核心，展开生命的主题，更有强烈的宇宙生命感应渗透其间。
戈麦（1967——1991）原名褚福军，黑龙江省萝北县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出版有《彗星》《戈麦诗全编》等诗集。
1989年3月26日海子卧轨山海关，1991年同为北大诗歌天才戈麦焚诗自沉， 1993顾城的杀妻自缢，同时期还有方向、蝌蚪等近20多位青年诗人竞相*，以及颇具先锋精神的老诗人徐迟、昌耀的相继*，这一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诗人集体*现象，预示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命运和知识分子写作潜在的危机。诚然，对这一现象必须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不同层面进行思考，以求得对文化个案的真相和意义的把握。
第五章 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
第一节 概述
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承接着八十年代第三代先锋诗人的写作理路继续向前发展着，并且出现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的集中体现为，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加速了文学活动的边缘化，诗歌的边缘化趋势日益突出。在商品价值、市场经济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文学活动的商业气息也日益浓重。文学活动商业化的过程就是文学价值地位边缘化的过程，就是文学圣殿倾斜沉沦的过程，在文学领域首先是小说、剧本创作最早与商业活动接轨，它们与商人的利益合谋促使了文学价值由社会中心向灯火阑珊的边缘游弋。自90年代以来，当代意义上的“专职诗人”已很少，诗歌批评出现由早先的评论家批评向“诗人批评”转化的趋势。诗人的地位和意义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尴尬和令人质疑，放弃原有的诗人立场，也许是诗人最务实的选择。伊沙的《饿死诗人》也许是最早把握了诗人难逃厄运的宿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活跃于90年代的诗人如果按着“代际”分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是老一辈诗人如李瑛、蔡其矫、昌耀、杜运燮、公刘、牛汉、郑敏、彭燕郊、邵燕祥、曾卓等老一代主流诗人继续活跃于诗坛，尽管他们的创作并不与这一期间的诗歌潮流有多少密切联系，但无疑是90年代诗歌创作成果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像食指、林莽、北岛、杨炼、舒婷、王小妮、梁晓斌等成名于80年代初，在90年代在诗歌实践中与老一代诗人一样，虽然与这一期间的诗歌潮流没有多少密切联系，但是他们在诗歌领域所作的积极尝试和探索，并取得的丰硕创作成果，无疑对90年代的诗歌创作具有导向性的意义与价值。再次，“第三代诗人”于坚、韩东、翟永明、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虽然在80年代初就已确立自己的风格，但在90年代的写作取得长足进展，进入了艺术风格更加成熟的写作时期。最后，是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其中包括虽然在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但创作个性确立于90年代，他们有张曙光、孙文波、臧棣、西渡、伊沙等；还包括90年代中期以后被关注的众多年轻诗人。另外，80年代以来在诗歌领域产生一定应响，并相继移居海外的诗人，如北岛、杨炼、严力、张枣、多多、萧开愚等的写作也是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诗歌现象。上述诸多“代际”诗人，在90年代最为活跃的要数以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他们不仅写出富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颇多建树。他们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直接影响到后来更为年轻的一代诗人的诗歌写作。
在90年代诗歌与80年代诗歌之间的关系问题，即90年代的诗歌是否出现重大的历史“转型”的问题，第三代诗人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认为，90年代诗歌的艺术路向，已由《他们》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所确立，90年代是它的延伸；可能出现一些变化，但拒绝有关“转型”，反对将90年代作为诗歌时期的做法。与此对立的看法则认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诗歌出现深刻“断裂”。早在90年代之初，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一批活跃诗人根据自身的写作境遇和写作意识，已经开始进行“转型”的设计与调整。他们针对80年代后期诗歌存在的“日常性”“平民化”“口语”“文本意义放逐”等情况的反省，为“转型”提出最初的依据。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上，刻意突出与80年代第三代诗的差异。在90年代末，有关90年代诗歌的看法呈现出更复杂的情况。一些当初强调“中断”的诗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而一些诗人和批评家更愿意将90年代看作是80年代诗歌的成熟与深化。
90年代，在诗歌的传播、理论建树和诗歌论争等方面，民间诗歌刊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90年代专门的诗歌刊物如《诗刊》《星星》《诗林》《诗选刊》《诗潮》等仍在继续出版，而民办的诗歌刊物较专业诗刊有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可以说，90年代一些有影响的诗人都不同程度与民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90年代初主要的诗歌民刊有《倾向》（上海）、《反对》《九十年代》（成都）、《现代汉诗》（北京）、《象罔》（成都）、《发现》（北京）、《南方诗志》（上海）、《北回归线》（杭州）、《阵地》（河北平顶山）等以及在海外出版的《一行》《今天》《倾向》等，到90年代中后期，上述刊物有的已经停办。9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民刊主要有《北门杂志》（江苏）、《标准》《偏移》（北京）、《东北亚》（黑龙江）、《葵》（天津）、《刀锋》（湖南）、《小杂志》（北京）《说说唱唱》（上海）、《翼》（北京）、（广州）《诗镜》（四川）、《朋友们》《下半身》《诗江湖》（北京）等。
上述所列举的一些诗歌民刊也只是90年以后代诗歌民刊的一部分，之所以将它们加以简单的枚举，是因为围绕着这些刊物，诗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和意义的诗学命题。这些在90年代产生广泛诗学影响的诗学命题主要有：“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中年写作”“口语写作”“叙事性”等。这些诗歌概念主要由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萧开愚、孙文波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提出或引发而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第三代先锋诗人内部的分化。在90年代的诗歌发展和第三代诗人内部的诗学理论的积极建树中，逐渐形成基本对立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流派（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阵营（立场）之间的关于“诗歌秩序建构”的论争随着世纪末的到来终于以激烈的对立的方式集中体现出来，1999年的“盘峰诗会”“龙脉诗会”是最突出的表现。当诗歌界被虚构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阵营时，引发了阵营之外诗人写作的担忧与不满，新的诗歌群体概念诸如“另类”“第三条道路”等出现。
第二节 汪国真现象
火热于1990年的汪国真诗歌，犹如划过天边的流星、诗坛盛开的一现昙花转瞬即逝。好像还没有来得及给诗歌评论界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当代文学界还没有对此作出客观公正的解释与评价。
汪国真（1956——）北京人，祖籍厦门。中学毕业以后进入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学校时，喜读、写诗歌，1985年起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期间一首打油诗《学校一天》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汪国真自称其创作得益于四个人：李商隐、李清照、普希金、狄金森。追求普的抒情、狄的凝炼、李的警策、清的清丽。毕业后，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后任《中国文艺年鉴》编辑部副主任。1990年开始，汪国真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的专栏撰稿人。汪国真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是《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在湖南杂志《年轻人》1984年第10期上发表，后被《青年博览》《青年文摘》转载。
汪诗首先在北京中学生中造成一定反响，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学生中流传。 1990年5月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由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汪国真热”出现于这本诗集出版之后，此书连续五次印刷，印数达十五万册。紧接着又出版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汪国真抒情诗赏析》等诗集。此外还出版了《汪国真诗文系列》九种、《汪国真爱情诗卡》《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青春时节──汪国真抒情歌系列之一》等。汪国真的诗歌先后被《中国青年报》《新闻出版报》《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核心媒体介绍推崇，一时间掀起汪国真诗集销售的热潮，北京高校出现汪国真诗歌演讲热。1990年出版界被称为“汪国真年”。汪国真也赢得了“诗坛王子”的美誉。
汪国真的诗歌大多篇幅短小，没有宏大的叙事结构，这大概由诗歌的抒情性质所决定的，如《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在诗歌的节奏上比较注意韵律的和谐，讲究句式的整齐押韵，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轻松上口的阅读效果 ；在围绕情感抒发而建构的诗歌意象并不繁复，较为单一与纯净，普通读者都可以感受到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如《感谢》。汪国真的诗在内容上大多取材于日常普通情感的瞬间游思，抒发着普通人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应该如何把持自我的情感，更多带有励志的意味，如《热爱生命》《 假如你不够快乐》《 跨越自己 》《 我不期望回报》《如果生活不够慷慨》《只要明天还在》。一般说来，青少年在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人生激励以促成正确世界观的养成，因此汪诗颇受中学生们广泛喜爱。当然，汪诗的激励价值同样会在成年人这里起到作用，如果说成年人不需要励志，那么诗歌给人们时时提出的道德警觉和基本的价值判断还是必要的，否则社会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生悲剧的发生。汪国真的诗是以通俗易懂见长的，它通俗浅白，通俗得不加任何修饰，浅白得清澈见底。以通俗易懂来诟病汪诗，其实可能不得要领。因为历史上许多优秀的脍炙人口的诗，如李白的《静夜思》，以及白居易的一些乐府诗大多是通俗浅白的。
汪国真的诗歌火爆于1990年，这是第三代诗人内部分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诗歌理论的建设刚刚在被后来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中间进行。作为诗歌另类的汪国真诗歌无疑处于已经边缘化的诗歌的边缘的地位（当然，他诗歌的商业模式是成功的），时至今日无论是诗人内部，还是专业诗歌评论界都没有对这一重要现象作出有价值的客观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