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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2007年垃圾派重要文献资料汇编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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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1-01 18:27:10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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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关于白鸦“危险的话”，顺致轩辕剑客（问新年好） 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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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1-01 18:27:29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关于白鸦“危险的话”，顺致轩辕剑客（问新年好）
□关于白鸦“危险的话”
1．作为《诗歌现场》编委的江非在他的编后记里把我的《在年代上写上年代》说成整部《诗歌现场》里“三首好得不得了的诗歌”之一；另一个编委吕约更是高度评价了我的《大树》。吕约是把《大树》作为垃圾派精神分裂的一个证据来看的。以上说到的两首诗，在垃圾派通常确实不作为重要作品来看。——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不过，当垃圾派的朋友很少有人从垃圾写作角度看我的近作《小纸人》（尽管跟帖不少），老实说，引起了我很大的反思。我比较全面反映垃圾写作倾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首，这就是《小纸人》。
2．上面说到了反思。反思还是独自的好，能说出来的反思是不多的。这与我的一个想法有关：就垃圾写作而言，到底谁的路子更有价值，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定论的。一定要让可能性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
3．垃圾派文本上的批评少了。目前对垃圾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意义上，在个别批评文章里，垃圾派简直被写成了反对党。这样的批评很容易。我这样说比说那些写文章的是诗盲多少要好一些。但对垃圾派造成误导也很容易。
4．说到误导，不禁要问，有正导没有？相近的词还有误解、误读。那么，有正解、正读没有？我的回答是：没有。
5．你的发言用了宗教这个词。当年，诗江湖上那些家伙曾经捏造了一个邪教的帽子戴在垃圾派头上，我也被顺便化装成了李什么志。还是离宗教或宗教色彩远一些好，近了就邪了，历来如此。
6． “失控的宽容”也是宽容，也很难做到。“行大方便”行到什么程度才会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方便是个难题。感到不宽容、不方便的，愿在新的一年里，能有所感觉。
乱说了以前六点，算是新年感言吧。
2007-1-1晚
本贴由皮旦于2007年1月01日18:17:16在〖北京评论〗发表
——————————————————————————
附：皮旦兄，一段危险的话我有必要说出来——
皮旦兄，“垃圾派”最初的写作（现象）源自意识形态的压迫，发展到后来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媚俗的成份，最后出现了“除了屎尿啥也没有”和“操自己的妈”那样的伪解构。但抛开这些不论，最接近本质的一个现象是：当你写下《诗经的作者说把好东西留下来是一场灾难》时，教徒们欢呼雀跃。可当你写下《在年代上写年代》、《小纸人》、《大树》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失望，教主变了，离我们远去了，不彻底了。这是何等的众生相？如果从佛经上说，你的教徒们所追求的“彻底”实质上已经是堕入了“恶趣空”而不自知。而你，皮旦兄，一直在奉行“失控的宽容”和“行大方便”的方法论，一直在等待真正能和你对话的人出现。我说这段危险的话只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是有人懂的你的，比如曹野峰，比如吕约，比如我，你并不孤独。你是被诗歌圈忽略了的（当然这很不重要）、带有宗教色彩的顶尖高手！
本贴由白鸦于2007年1月01日16:33:14在〖北京评论〗发表
 
发帖人 主题:  垃圾派网刊资料 第3楼
用户名: 中国垃圾派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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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1-01 19:21:35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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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看多年前皮旦管党生杨春光小月亮等垃圾是如何写萨达姆的 第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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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1-05 19:42:17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看多年前皮旦管党生杨春光小月亮等垃圾是如何写萨达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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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如下
http://cache.baidu.com/c?word=%D1%EE%3B%B4%BA%B9%E2%2C%C8%F8%B4%EF%C4%B7&url=http%3A//bj3%2Enetsh%2Ecom/bbs/116498/2/7414%2Ehtml&p=882a954089904eac53a2c6315659a5&user=baidu

原文如下
由萨达姆被捕所引发的诗歌艺术形象如何正确塑造的讨论
　　　　　　　　　　　　——于《北京评论》上部分回帖整理的诌议

　　　　　　　　　　　　　　　　　　●杨春光


　　萨达姆被美英联军捕获后，不仅立即震动了全世界和中国各大媒体以及公众等不同声音的舆论，也迅疾引起了中国网络诗坛的不同反响。在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派的大本营《北京评论论坛》上，垃圾派的领军代表人物皮旦和小月亮分别迅速贴发了《杀风景——萨达姆被捕与中国垃圾派关系之研究》和《纪念萨达姆被捕》等两首及时反映这一国际大事的干预时政、表达现实时评心声的诗歌作品。这是垃圾派诗人勇于参与时政、关心国际大事和对各种重大事件具有第一时间反映能力的积极回响，特别是他们各自在艺术反映重大生活现实的艺术创造能力与形式的具有一定的成功意义，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笔者必须首先给予部分值得肯定，并也引起了许多垃圾派诗人和读者的从其内容到形式的一片共鸣或强烈喝彩，与此同时，笔者也直接参与和看到了也有不少垃圾派诗人和其他诗人的主要针对内容的当场批评与反击。下面，笔者就意见双方的部分有代表性的回帖整理如下，以利存以备考，使之由此引发的诗歌艺术形象如何正确塑造的问题有一个现场互相共勉的纪念。


　　　　　　　　一、关于皮旦的《杀风景——萨达姆被捕与中国垃圾派关系之研究》的争议：

　　……
　　管党生：娘希匹,痛快！！！热烈庆祝萨达姆被捕！！！（本贴由管党生于2003年12月15日10:33:28在〖北京评论〗发表）
　　杨春光：如果我们垃圾派被萨达姆赞扬，那不是我们垃圾派被他曲解，就是我们垃圾派的正义性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之所以愿意跟党生的帖子，就是我不想离开艺术问题说得太多，但又要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党生确实是垃圾派里的李逵，他真正是决不投降派，虽然有时在某些问题上好象有点卤莽——其实这是他不怕死的非常勇敢的坚定性格，而他在有关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往往是最清醒的一个。这才是真正的垃圾派，这才是中国有脊梁的清醒的知识分子！(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12月15日16:52:32在〖北京评论〗发表)
　　小月亮：老扬，我看诗不是真实，也不是历史，那是感性甚至是虚构的，我希望读诗的时候，也不要太在意它是不是真实的。（本贴由小月亮于2003年12月15日20:17:05在〖北京评论〗发表）
　　杨春光：艺术本身就是虚构的力量和产物，而艺术的特性就是虚构的成功，也就是反映真实性的成功。一个艺术家的人格良知和为人师表的特色，就是以自己虚构的真实来为人性世界说真话、承担道义与正义事业的！（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12月18日01:01:00在〖北京评论〗发表）
　　皮旦：老杨对管党生和萨达姆的论述都是有道理的，我也这样认为。只是我觉得对垃圾派艺术的理解上我与老杨略有不同。艺术上我感到不一定非左即右，不反必正。艺术是一个更复杂的现象。我的这个作品是想把这复杂的一面写出来。我知道没写好。
（本贴由皮旦于2003年12月15日20:23:45在〖北京评论〗发表）
　　杨春光：无论艺术形式怎样探索，艺术实质的正义性和人格魅力必须是严肃的和有良知意义的，不然，艺术的善良人性就要丧失，从而真正的艺术性就要贬值！（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12月18日01:10:21在〖北京评论〗发表）
　　小月亮：我同意你（指以上皮旦的观点——笔者注）的观点，诗歌是艺术，艺术形象是可以塑造的。如果把它看作政治或历史都是错误的。（本贴由小月亮于2003年12月15日20:31:22在〖北京评论〗发表）
　　杨春光：什么样的艺术形象都是可以塑造的，但是塑造什么样的艺术形象，却是每个艺术家可以选择的。一个艺术家的良知趋向，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真正艺术生命。鲁迅说，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我们垃圾派，在很好很出色地正在完成艺术技术探索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去完成思想的建设与修养问题，否则，我们将同下半身同样会走入最后苍白无力的死亡误区，而且会让历史遗笑。尤其是我们的垃圾派的领导人本身，若不充分注意这个问题，那将不仅误其自己，还将误其别的刚起步的并在艺术与思想上还没成熟的同人。在这一点上，皮旦等领袖们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更应该多注意学习徐乡愁、管党生和蓝蝴蝶紫丁香等这样的头脑清醒者，有机会我们也应该多去一去那些思想网站上走一走。那些地方思想活跃，信息材料来源多，各种知识可以让我们对比着吸纳，在多元的碰撞和辨别中，我们才能理出自己倾向选择的相对真理性。这样对我们的艺术创作是绝对有好处的。而我们总在诗歌网站上的这种毕竟比思想网站上缺乏更活跃的思想直接交锋的地方呆久了，势必容易限于艺术技术的单一程面上，最后会由于思想的保守而导致艺术的陈旧与失败。这不是耸人听闻，这乃是我老杨发自肺腑的声音啊。我本来不想多说，怕是争论太多，我老杨回答起来就会耽误我的其他创作计划时间。我也并不是需别人理解和支持，我只是出于对垃圾派的感情，只希望引起大家的考虑。也考虑到可能有关引起的对国际时事的诸多争议，由于许多诗人们缺乏对诗歌知识以外知识的真正了解，所以我也要避免与之发生没有对话基础的不休争辩。这里谢谢小月亮的话题，并感到你对政治的介入精神是可取的。握手！（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12月18日02:32:26在〖北京评论〗发表）
　　皮旦：老杨对这首诗可能有误解？（本贴由皮旦于2003年12月15日19:26:50在〖北京评论〗发表）
　　杨春光：没有误解，我仅就你的内容而言，而你的艺术形式的成功一面是值得肯定的！（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12月18日02:34:32在〖北京评论〗发表）
　　徐乡愁：我认为皮旦这首诗在艺术形式上，可说是语言干净，跳跃自如，请训练小猪和小月亮两位朋友看看：撒大木跟斯大林一样，读柴，腐败，专制，是人民的灾难！（本贴由徐乡愁于2003年12月16日17:22:51在〖北京评论〗发表）
　　小月亮：再看，很喜欢。谢乡愁的关怀。皮旦的诗在语言上的确是变了，变得更直接更有锋芒了。（本贴由小月亮于2003年12月18日07:55:33在〖北京评论〗发表）
　　徐乡愁：这是皮旦的语言较好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再好的诗歌，如果没有语言这个外衣，那是实在不行的。我们共勉！（本贴由徐乡愁于2003年12月19日19:45:09在〖北京评论〗发表）
　　解渴：只有娘西皮的皮蛋才能搞得出这样娘西皮的东西！（本贴由解渴于2003年12月19日23:51:05在〖北京评论〗发表）


　　　　　　　　　二、关于小月亮的《纪念萨达姆被捕》的争议：

　　凡斯：你简直是大太阳，对小月亮刮目相看！这是一首勇敢者的诗！（本贴由凡斯于2003年12月15日13:19:12在〖北京评论〗发表）
　　余毒：无耻者无畏哈哈勇敢者的诗！（本贴由余毒于2003年12月15日16:28:56在〖北京评论〗发表）
　　管党生：胡说八道。观点的错误导致诗歌失败。（本贴由管党生于2003年12月15日16:04:37在〖北京评论〗发表）
　　I：不要写你不懂的东西！当你连伊拉克在地图的那个位置上都没有搞明白的时候？你写的东西充斥着让人厌恶的愚昧，虚伪，矫作。你写这样的题材的话，我想你需要多读些书。另外问一句：你和伊拉克人民很熟吗？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怀恋傻大木呢。研究一下伊拉克政府的人员构成吧，ok?（本贴由i于2003年12月15日16:26:03在〖北京评论〗发表）
　　凡斯：希望垃圾派同仁清除管党生这条帝国主义乏走狗！有管党生在垃圾派，那真正的垃圾派诗人正如外人攻击：只是为了出名的一种手段！（本贴由凡斯于2003年12月15日17:19:41在〖北京评论〗发表）
　　余毒：打倒伪老愤青挺萨分子凡死！！！打倒亲美派小布适的黄种干孙子管党生！！！（本贴由余毒于2003年12月15日17:32:31在〖北京评论〗发表）
　　管党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哪个更加是人类灾难？（本贴由管党生于2003年12月16日18:05:18在〖北京评论〗发表）
　　小月亮：乡党，是不是又看见一个革命者？又吓了一跳？（本贴由小月亮于2003年12月15日20:32:50在〖北京评论〗发表）
　　徐乡愁：撒大木是腐败的代表，落后的代表，整人的代表！（本贴由徐乡愁于2003年12月15日18:45:49在〖北京评论〗发表）

　　杨春光：我只想说，萨达姆是当今专制极权的暴君和杀人魔王！他杀了本国无辜人民七百多万，侵略邻国，曾经使用过化学武器发动海湾战争，是世界公认的暴君！这首诗干预政治很可取，但其内涵所占有的知识信息和思想内涵正义等方面，那则是作者的知情权和价值观所自己支配的自由了。希以此共勉。问好！（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12月15日16:32:50在〖北京评论〗发表）
　　小月亮：感谢老扬和朋友们的关怀和理解，可是我觉得读诗不是读历史资料，诗歌只代表个人的看法，甚至是某一瞬间的感受，因此，对我来说，并不是很在意它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我们常常玩着写诗，我们常常对史料进行考证，这就是诗歌和历史的不同。希望大家理解我。（本贴由小月亮于2003年12月15日20:23:09在〖北京评论〗发表）
　　皮旦：小月亮请看这个发言。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言。杨春光指出了你这首诗的好处和有待提高的地方。（本贴由皮旦于2003年12月15日20:00:05在〖北京评论〗发表）
　　李磊：说的只对一半（指杨春光以上的“我只想说，……”的那段发言——笔者注），那么，布什呢？请说说布什好吗？总不能对侵略战争中死亡的伊拉克人民和美国士兵视而不见吧？（本贴由李磊于2003年12月16日18:14:20在〖北京评论〗发表）
　　徐乡愁：争取自由和民主肯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萨达姆、斯大林以及——都是世界上最残暴的独裁者！世界三大独裁者！人民不幸，谁碰到谁倒霉！！！（本贴由徐乡愁于2003年12月15日17:15:03在〖北京评论〗发表）
　　杨春光：支持乡愁的意见，许多问题必须打破一党独大的片面愚民宣传，而从多种渠道获得真相知识，我们的认识和结论才能是正确的。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是被专制独家新闻愚弄。我们的诗人要能成为学者型的诗人就好了，就能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明辨是非的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样我们的创作才有真正的生命力和永远富有人性的战斗力！（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12月18日02:54:15在〖北京评论〗发表）

　　以上这场由萨达姆被捕所引发的基本是垃圾派内部的关于诗歌艺术形象如何正确塑造的讨论，如果仅仅说是对萨达姆被捕的“纪念”，这是很杀风景的，也只是一个缘起罢了，将更深入的意义，一是引起了我们对诗歌艺术创作中的如何塑造正确形象和把握良知原则的深入思考；二是进一步厘定了我们诗人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者必须面对的许多国际国内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价值观的清醒认识能力与水平。这才是值得纪念的！


　　　　　　　　　　　　　　2003年12月29日星期一整理。


　　　　　　　　附录一：杀风景——萨达姆被捕与中国垃圾派关系之研究

　　　　　　　　　　　　　　　　　　●皮　旦


萨达姆被捕前夕
读到一本
从中国传去的名著
它是正宗
《垃圾派诗选》
汉语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说读不准确
他是听
一句一句地
翻译译给他听
翻译是一个
刚刚加入垃圾派的
伊拉克
抵抗运动诗人
翻译时
他是否加进了
自己的观点
不得而知
但他肯定是缺氧的
上气不接下气
但萨达姆就不这样
因为他
已在地洞里躲了
几个月
习惯了
每译到精彩的地方
翻译总
特别缺氧
娘希匹
萨达姆骂道
用的当然是阿拉伯语
不是汉语
要是地洞外面
枪声大作
萨达姆也会骂人
但那时不是骂翻译
是骂布什
以及美帝国主义
娘希匹
萨达姆又骂了起来
被捕前的
三天里
萨达姆一直在骂
娘希匹
娘希匹
但这时的娘希匹
已不是
娘布匹
而是赞美
这时的娘希匹
已被萨达姆
演化成了
专用来赞美垃圾派的
一个词
被捕前夕的
最后一天
萨达姆在大骂了一阵
娘希匹之后
果断命令翻译
不要再译了
他已决定不再躲藏
他认为
中国垃圾派在他这种
情况下
决不会躲藏
决不会
做这种胆小鬼
才做的事情
翻译担心他要自杀
翻译刚一说出
他的担心
就被萨达姆
打了一个耳光
并说如果
不是娘希匹已不是
娘希匹
我非狠狠
大骂你一顿
娘希匹不可
他还说
自杀诚然很垃圾
但不自杀
岂不可以更垃圾
翻译抱住头
突然痛哭了起来
他开始后悔
他给萨达姆
翻译的那些诗
娘希匹
（这一句
是翻译骂的）
一切全乱了套了
（这一句
是翻译说的）
娘希匹
（这一句
是萨达姆骂的
不，不是骂
是萨达姆喊的）
娘希匹
（这一句既不是
翻译骂的
也不是
萨达姆骂的
是皮旦
是中国垃圾派的
老资格
成员皮旦骂的
也可以说
是皮旦
这个家伙喊的）


　　　　　　　　　　　　　　　　　　　2003-12-15晨


（本贴由皮旦于2003年12月15日10:27:11在〖北京评论〗发表）


　　　　　　　　　　　　　　附录二：纪念萨达姆被捕

　　　　　　　　　　　　　　　　　●小月亮


　　　　　　　　　　　　　　　　　　　1

你是领袖人物吗？没有人否认，
你的王国灭亡了吗？没有人否认，
因此你被捕了，成了囚徒。
现在有人为你难过，有人欣喜若狂，
有人将会悲伤得饮食难以下咽，
有人却高兴得举杯痛饮。


　　　　　　　　　　　　　　　　　　　2

美国是一只雄鹰，
而你只是强建的地鼠，
你被他们所俘，
不会让谁感到奇怪。
依我看来，
人想要保全自己，
就必须强大无比。


　　　　　　　　　　　　　　　　　　　3

来自东方的冷风，
吹刮得河水结了冰，
河水停止流动，
松柏却依然青翠。
你的坚强被人摧毁，
只因你的帝国灭亡。


　　　　　　　　　　　　　　　　　　　4

曾经很伟大的人，
你要是死去了，
会有人为你唱赞歌的，
会有人怀念你的。
你要是到了死亡的地狱，
你也不会孤单的。


　　　　　　　　　　　　　　　　　　　5

你被强大的美国打败了，
你英勇作战的精神，
不会磨灭的。
它将鼓劲着你的国民，
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而战。
美国人杀死了你，
全世界人都会纪念你。


　　　　　　　　　　　　　　　　　　　6

你的肉体要是腐烂了，
你的精神会永存的。
因为你曾勇敢战斗，
你是视死如归的英雄。


　　　　　　　　　　　　　　　　　　　7

我们在世上活着，
不管活得多久，
都要敬仰你这英雄的。
我们歌唱你的勇敢无畏，
歌唱你的赤胆忠心。


　　　　　　　　　　　　　　　　　　　8

强大的美国打败了你，
贱踏了你的祖国，
你勇敢地保卫它，
你是勇敢无畏的国君，
你是受人爱戴的人。


　　　　　　　　　　　　　　　　　　　9

侵略你们的美国,野心勃勃，
它快要灭亡了,因为世人唾弃它。
你精神的光芒会流传千古的，
人人会怀念你这爱国的人。


　　　　　　　　　　　　　　　　　　　10

为你唱赞歌吧!勇敢无畏的诗人，
打倒那些想消灭你的人，
让你重新返回战场吧！
你要和你的人民一起战斗。


　　　　　　　　　　　　　　　　　2003/12/15


（本贴由小月亮于2003年12月15日13:07:52在〖北京评论〗发表）

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12月29日20:14:32在乐趣园〖同志诗歌论坛〗发表.


本贴由同志诗歌论坛于2007年1月05日19:12:11在〖北京评论〗发表.
发帖人 主题:  《汉诗榜》行动草案 第5楼
用户名: 中国垃圾派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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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1-16 18:09:14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汉诗榜》行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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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榜》行动草案
21世纪初汉诗已进入网络时代。
由于快捷、自由、互动、全球性的传播方式，诗歌的传播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超过10亿，中国拥有1.11亿用户，130多万个论坛。中文诗歌论坛草创于1995年前后，到2006年底已有800余家，有全国影响的近100家，再加上数以万计的诗人博客，互联网对诗歌的影响已超过我们的想象。
保守估算，排除重复，每个论坛每天发诗5首左右，每年全国网上传播的诗歌至少在一百万首以上，这也是《全唐诗》5万首的20倍。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全国的纸媒诗刊尤其是官办的纸媒诗刊基本上没有让人满意的。
在大量诗歌面前，个人想读到有代表性的好诗几乎是海里捞针，优秀诗人想挣脱平庸的目光也很难，对现今诗歌的非议与误解也多由此来。为了推出诗歌精品，让作品来说明诗歌，让作品来说明诗人，让诗歌来说明心灵，让诗歌来说明世界，真正的“诗歌选本”已成了汉语诗人的世纪之梦，也是世纪之任。
从2007年元月开始，《汉诗榜》终于要出世了！
推荐理念：公正，公平，客观，全面，多元，科学，民主，透明，精品，品牌。
推荐标准：有创造性，有震撼力。拒绝小圈子、情绪化。认诗不认人。
推荐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推荐小组，由10位推荐人组成，一年设一位推荐人值年，负责日常联络协调及发布之事。设立只有推荐人才能发言的论坛，行施推荐工作。论坛为http://pic1.netsh.com/bbs/825098/
推荐纪律：推荐人如果出现较严重问题或错误，有损于诗人形象，可随时撒换。推荐组每项动议，必须有半数以上推荐人同意才可实施。
推荐程序：以大陆网络诗为主，兼顾纸媒及海外；10位推荐人，每人每季度最多推荐10首诗、3篇诗论或诗评；推荐人互相以“满意”“不满意”投票，以得票多少为序，取前30首、前5篇推出《汉诗榜XXXX年第X季度》，全四季度榜为《汉诗榜200X年度》；从2007年第一季度开始，每季度发布一次，发布日为每下季度首月5日左右；汉诗榜公布时附推荐人名单。
推荐人员：10人组成。基本条件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有时间经常上网，有公心，有牺牲精神。每位推荐人可有相对侧重的阅读论坛或区域范围。已表示愿做推荐人的有伊沙、管党生、李霞、徐江、沈浩波、君儿、赵思运、南北等8人。

其他细则：
推荐人有相对分工的推荐范围，力争推荐源多元、全面。专业诗歌论坛可选30家重点，其他以省市区计；纸媒分专业诗刊，其他报刊，专著（诗集诗论），民刊。
30家重点论坛：诗生活，诗江湖，扬子鳄，或者，平行，不解，诗歌报，诗歌月刊，诗选刊，北京评论，第三条道路，露天吧，个，物主义，他们，存在，星星，绿风，界限，低诗歌，非非评论，中国情诗，女子诗报，中国诗人，丑石，成都诗歌论坛，大河等。
鼓励自荐，也可群体自荐，但只能向推荐人自荐，不得直接到汉诗榜论坛自荐。
推荐作品要标明出处及发贴发表可时间，必须是本季度首发，本季度之前发布或发表的作品不在推荐之列，重发的也不算。发现时间不合要求的，取消推荐资格。
专题（个人、流派或群体、热点），可不受季度时间限制，每年推出5个左右。
为了避嫌，推荐人的作品，一律不上季度榜，半年推一个推荐人专题，预选作品大家可网议，差的去掉，再公布。
推荐作品一律按序编号（在标题前），记序号投票统计方便。一个推荐人最好一季度集中推荐一次，以免增加统计工作量。

盼朋友们多提意见和建议，争取2007年元月底使本草案基本定下来。
向所有参与者献言者致以诗的敬礼！
起草人，李霞，信箱Lixia_boss@sina.com 博客lxpoem.blog.tom.com）
2006-12-22——2007-1-15于郑州



本贴由李霞于2007年1月15日19:14:18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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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北京评论（论坛管理）改革方案（讨论稿） 第6楼
用户名: 中国垃圾派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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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2-09 19:35:55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北京评论（论坛管理）改革方案（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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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评论（论坛管理）改革方案》（讨论稿）

方案之一
1．现任常务值班斑竹继续享有经常管理责任；
2．现任值班斑竹和北评人物排行榜上榜者，按发帖量多少，每届选出2至3人，按届享有管理责任。有一定作品或理论并已在本论坛累计发表500帖以上的北评人物排行榜上榜者方有资格入选；每届任期时限与每届北评人物排行榜时限相同。

方案之二
1．现任常务值班斑竹和值班斑竹保持当前地位不变；
2．每届从北评人物排行榜上榜者中选出2至3人，按届享有管理责任。入选方法和每届任期时限与方案之一相同。

方案之三
1．现任常务值班斑竹和值班斑竹同称常务值班斑竹，实行轮值制，每届一人享有管理责任；
2．每届从北评人物排行榜上榜者中选出2至3人，按届享有管理责任。入选方法和每届任期时限与方案之一相同。此案下，北评人物（排行榜）也可改称值班斑竹，但产生办法与北评人物（排行榜）相同。

方案之四（其他方案）
欢迎提供有利于北京评论发展和便于操作的其他方案。

皮旦演讲草稿

本贴由皮旦于2007年2月07日17:33:10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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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管党生等朋友：关于新增加值班斑竹，我的意见（供讨论） 第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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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2-24 16:14:23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管党生等朋友：关于新增加值班斑竹，我的意见（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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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已在任的值班斑竹，都是论坛老人，对论坛和垃圾派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除非主动退出，论坛不会辞退其中任何人。
2．为使论坛保持活力，对新任值班斑竹，在体制上要做一定改变。主要的，就是要搞出一个更新机制。这个机制如何来定，大家可以讨论。没有更新机制，就有危机存在。
3．在新机制搞出之前，我倾向于由目前的北评人物排行榜上榜人物代行一部分值班斑竹职能（也就是授权其中2人左右值班）。这个榜好在不仅任何人都可以上，而且又可以对论坛基本上不产生消极影响地退出。

皮旦演讲草稿

本贴由皮旦于2007年2月13日15:54:57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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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意见（欢迎批评补充。如可行，北京评论新管理方案将进入试运转阶段） 第8楼
用户名: 中国垃圾派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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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2-24 16:14:53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意见（欢迎批评补充。如可行，北京评论新管理方案将进入试运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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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欢迎批评补充。如可行，北京评论新管理方案将进入试运转阶段）

一．现任常务值班斑竹、值班斑竹、北评人物排行榜等格局保持不变。
二．现任值班斑竹和北评人物排行榜上榜者，按发帖量多少，每届（与北评排行榜任期相同）将有2人成为授权值班斑竹。
三．北评人物排行榜上榜者成为授权值班斑竹须具备以下条件：
1．有一定作品或理论在北京评论发表（作品与理论发表属名与成为授权值班斑竹用名一致）；
2．已在北京评论累计发表500帖以上（发帖属名与成为授权值班斑竹用名一致）。
四．授权值班斑竹任期内须做到以下几点
1．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或私下泄漏北京评论访客注册资料；
2．不享有置顶权；
3．不恶意发帖或以其它方式对论坛产生恶劣影响；
4．删、关、封等值班权的运用要符合先锋诗歌论坛习惯性规则。
五．对给北京评论造成特别恶劣影响的授权值班斑竹将给以停权处理。停权包括停权一届、停权两届和永久停权三级。
六．北京评论管理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将在总结今后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
2007-2-24

皮旦演讲草稿

本贴由皮旦于2007年2月24日10:28:00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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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推荐启事） 第9楼
用户名: 中国垃圾派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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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4-06 08:32:20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推荐启事）

[ 回复本贴 ] [ 跟从标题 ] [ 关闭本窗口 ] [ 刷新 ]
1．凡2007年第1季度写作并发表于中国民间网络和民间纸刊的诗歌作品，不分（垃圾）派内派外，只要具有垃圾精神，均可推荐、自荐。
2．即日起推荐作品，一人可推荐多人。
3．作品以短诗为主，每位作者3至5首。
2007-4-1


本贴由版主于2007年4月02日 07:36:05修改过


本贴由北京评论于2007年4月01日18:08:41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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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中国先锋诗歌2007年第1季度垃圾榜 第10楼
用户名: 中国垃圾派资料库
注册日:
发表于 2007-04-08 19:36:54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中国先锋诗歌2007年第1季度垃圾榜


□皮旦选编

□上榜者共10人；排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北京评论（http://my.clubhi.com/bbs/661473/）2007年4月4日发布

***********************************************************************************
***********************************************************************************
■■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丁目的的作品4首
↓↓

《妈妈的罪》

该怎样表达
你们才能相信
我的妈妈是个坏蛋
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一个丧心病狂的坏蛋
一个连她自己都要被她的坏所窒息扼杀的坏蛋
哎！请原谅
我的表达是如此苍白
但对于一个坏蛋
这已是我郁积心底多年
所能想到的最犀利的言词
而这就够了
难道表达不是跟事实同等的重要吗
多年来我以压抑的心
处心积虑的把她作为坏蛋的样子刻画
不就是对一切最有力的证明吗
所以，对我的妈妈做有罪判决
使她深处牢狱
是对一个坏蛋应有的惩罚
不然我多年的生活
岂不在你们的耻笑声中化为泡影
早知如此
我就该死在她的腹中
让她还来不及做一个妈妈
就背负坏蛋的罪名
或者我早该折磨死她
以替代她在审判中的坏蛋的角色


《寻人启事》

我，一个叫丁目的男人
发自肺腑写此启事
作为一个喜欢受虐的人
只有充当别人鞭打的奴隶
才能抵达我生命的高潮
因此，我要寻求一个喜欢施虐的人
无论好人坏人
只要有一根足以让我的屁眼发出痛苦尖叫的鸡巴
无论美丑
就算没有鸡巴
只要有一条用于施虐的鞭子
无论真诚虚假
就算手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具肉体
只要愿意践踏我
就请你站出来宣布
我就是你的奴隶
就是在你肆意的皮鞭抽打下的淫妇
就是替你张扬爱恨的走狗
就是汉奸
如果你以国家的身份
请充许我佯装一回爱国者
而，如果有谁
与我一样有着受虐的嗜好
请你大胆的说出
或许我就是你要寻求的那个人


《戳瞎自己之前对这世界我半信半疑》

我厌倦了这狗日的世界
白天可能就是夜晚
坏人到头来与好人同流合污
我厌倦了用眼睛看这狗日的世界
我想把自己的眼睛戳瞎
让我的鼻子去看
让我的脚趾头去看
让我唯一的屁眼去看
而别的瞎子又是怎么看世界的
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吗
我不知道
在戳瞎自己之前
对这世界我只好半信半疑


《国家是一个让我激动的荡妇》

俗话说
阳光也有照不到之处
在躲避了国家的触角的地方
像没爹没娘的孩子
我自力更生
国家都说些什么鸡巴玩意儿
我装疯卖傻当自个的爹
国家都做些什么鸡巴玩意儿
我偷鸡摸狗打自己耳光
国家不让干的我干
它触不到我
它只能对我干瞪眼
在它的眼皮底下
我如一个比帝王还潇洒的嫖客
偶尔用鸡巴捅它几下
它就一会颤动 一会痉挛 一会喊叫
像一个实足的荡妇
让我激动不已
快乐起来
以上作品由丁目于2007年1月15日10:34:31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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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心地荒凉的作品3首
↓↓

《有钱有屌随便搞》

抢的世界
我两手空空
我看见别人也他妈两手空空他们
并不比我多拿着什么
我坐在长途汽车上
窗外是黑色的夜以及藏在
里面的房子、树木和田野……
我想通了很多事情
我很少在你面前开口
因为我知道
你不能理解我的话
我的话将成为诗
成为礼物送给和我一样
没有希望的人
我想说的是
在这个抢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
两手空空
就看谁快
谁狠谁就抢得多一点
我们只抢钱
就够了
我们不必抢爱情
我们抢来钱
爱情也就跟着来了
我们抢不到钱
就算抢到了爱情
也拥有不了多久
爱情是有双手的
因为爱情也在抢钱
我下面要做的就是
保护好我的屌
把头插进空荡荡的大地
和别人挤在一起
抢钱，我只要能
抢到钱，我就能抢到爱情
在这首诗的最后
我想告诉你
在这个抢的世界
你要是能抢到钱
你要是有根好屌
你就能达到有钱有屌
随便搞的神仙境界
以上作品由心地荒凉于2007年3月18日17:36:18在〖诗江湖〗发表


《乡下》

两个小时后
我们到了乡下
你父亲站在桥头，你母亲
也从下面走上来，你父母
住在公路下面一个很深的地方
我们走下去，屋子里有张桌子
饭菜已经做好，就等着我们了
你父亲对我很好
把最好的酒拿出来
我一会儿就喝晕了
我去屋后的园子里撒尿
然后躺在那条河边睡觉
你父亲找到我把我叫醒
我还是晕，但我们很快
就坐上了回南京的
公共汽车


《韩东》

我赤脚走到韩东面前
他站起来和我握手
然后他告诉我
乐呵呵的人是顾前
另一个乐呵呵的人
是于小韦
还有个瘦瘦的男人
我没听清楚名字
韩东穿着半截袖衬衫
穿着坚挺牛仔裤
戴着他的眼镜儿
他坐回沙发上
问我来南京干吗
我说主要是见见你
他笑着说，我操
我想象中的韩东
就是这个样子
但我没想到我见到的
韩东也是这个样子
以上作品由心地荒凉于2007年3月28日09:57:32在〖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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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皮旦的作品5首
↓↓

《我们都该被枪毙》

我们都活得好好的真是天理难容
我们都该被枪毙
都该被枪毙三回甚至三回以上
总之枪毙一回远远不够
如果你已是犯罪嫌疑人
我说的我们不包括你
如果你已被判定是犯罪分子
我说的我们不包括你
如果你已被认为很危险
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我说的我们不包括你
如果你正行走在逃亡的路上
我说的我们不包括你
我说的我们只包括我们
我们确实都该被枪毙
可我们也确实活得很好，活得很舒服很惬意
这个国家一定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不然早该把我们拉出去架起机枪一阵乱扫给扫掉算啦
2007-3-23


《我身体里一定住着一条蛇》

我认为我身体里一定住着一条蛇
拉稀屎时我不这样认为
每屙出好屎我就认为我身体里
一定住着一条蛇
好屎总像蛇一样一圈一圈盘在那里
一圈比一圈小，越往上越小
因而也可以认为
我身体里一定垒着一座塔
它与尼罗河无关，它不是金字塔
说它不是，主要怕污辱了埃及
它也不是能够让人
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的大雁塔
说它不是，主要怕污辱了黄河
好屎也像塔一样一层一层垒在那里
一层比一层小，越往上越小
因而也可以认为
我身体里一定摆着一个国家
不，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摆着一整套顶尖的国家机器
好屎的结构也十分近似权力
2007-3-18


《想快活就拿针往肉里扎》

肉是干什么的？肉是用来扎针的
针是干什么的？针是用来扎肉的
人是干什么的？人是用来长肉的
长了肉却不知道肉用来干什么，真是白活了
不仅长了肉并且知道肉就是用来扎针的
不枉为人也，才是好样的
好样的就是快活的，知道拿针往自己肉上扎
知道一针扎下去又一针扎下去
快活就能不由自主地兹啦兹啦往外冒
人外有人，好样的之外有好样的
不仅拿针往肉里扎而且扎了以后从不拔出来
不仅自己扎，还劝亲朋好友一起扎
不仅白天扎夜里也扎
这样的人比好样的还好样的，不服气不行
这样的人屙屎都能屙出针来
随便打一个喷嚏，嘴里鼻孔里都能飞出针来
闭上眼你就想一想这样的人有多快活吧
2007-3-16


《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肮脏之物》

我们的诗歌太纯洁了
它的肮脏一直不到散文的一半
不到小说的十分之一
不到电影的百分之零点九
人民是喜欢肮脏的
所以拿钱买散文买小说看电影
却很少拿钱买诗歌
人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不可能没有道理
只有肮脏，才有力量
而纯洁什么力量也没有
战争就是肮脏的
战争的力量之大也人所共知
所以人民喜欢打仗
喜欢生产导弹和原子弹
诗歌太没有力量了
它拿战争丝毫办法也没有
拿资本也没有办法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每个毛孔
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所以人民喜欢发财
喜欢削尖了脑袋当资本家
诗歌拿政治更没有办法
政治肯定更加肮脏
政治的力量也更大得不可思议
一个有良心的诗人
完全有责任让诗歌肮脏起来
让诗歌肮脏起来就是
让诗歌有力起来
让诗歌不再是一钱不值的废物
让诗歌肮脏起来的前提
是诗人首先让自己肮脏起来
一个有良心的诗人
完全有责任从认识
每一种肮脏之物开始
让自己肮脏起来
不肮脏就不要死皮懒脸地写诗
就不要梦想着去当什么诗人
2007-3-22


《早晨我看见三只颜色很黑的鸟》

早晨我看见三只颜色很黑的鸟
我说很黑，是指它们比很黑的乌鸦还黑
我说它们比很黑的乌鸦还黑
是指它们不是乌鸦
它们比乌鸦大一些，但不张扬，没有叫声
在河滩上潜伏，飞起又落下
飞得不高，只有我的下半身那么高
飞起的时间远远短于落下的时间
容易被忽略，或被认为根本上不存在
这是指我看见的情况
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在我没看见的时候
曾经飞得很高很远
我也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
2007-3-5
以上作品由皮旦于2007年3月26日09:05:43在〖北京评论〗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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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江非的作品3首
↓↓

《10分钟》

我死去用了5分钟
哭我的声音持续了10分钟
料理后事的讨论慢慢展开
收尾时已接近30分钟
缝制丧服的时间约等于180分钟
查阅报丧的名录约等于40分钟
买棺材的人在这期间
已经被派走了
棺材运回已经超过了240分钟
去火葬场的时间是1个小时，差15分钟
排下来的队伍约等于50分钟
燃烧被烟囱抽到了高处
在天上飘荡了20分钟
挑选骨灰盒1分钟
骨灰装进包裹1分钟
回去的道路有一些坎坷
那个抱着我的骨灰的人
又一次失声地哭了
唢呐里的桃花开了出来
邻居们作揖3分钟
亲友们鞠躬3分钟
安慰遗孀7分钟
宣读遗言5分钟
分配遗产30分钟
挖坑的早已经去了，接待风水先生20分钟
破土10分钟，挖掘90分钟
中途休息了一会，搬运砖头40分钟
200分钟过去了，墓穴已经砌好了
中间谈起我一生的女人50分钟
说起我的少年时代40分钟
打喷嚏4分钟
抽烟5分钟，有一个镐头坏了
停下来修理3分钟
运送亡灵的队伍很快开来了
安置棺木10分钟
填土10分钟
祭奠10分钟
相互的劝慰10分钟
最后一个离去的人走在路上10分钟
我躺在新的床铺上熟悉新的家乡10分钟
和你们挥手告别10分钟
出来看看周围的风景
整理了一下上衣，10分钟
邻居中一个多情的女鬼
吃我的骨灰已经上瘾，10分钟


《如果一个女人带着一张吊床去非洲》

如果一个女人带着一张吊床去非洲
我想她可以把吊床拴在
尼罗河和刚果河之间
她可以躺在吊床上
摇摇晃晃地和一头狮子恋爱
可以喝一点酒
让非洲也随着酒精摇晃了起来
如果是在1812年，她可以露出一只左脚
1845年，可以把小腿也露出来
让那头狮子
嗅到她脚上的脚气
在小腿上舒服地蹭着脖子上的鬃毛
1910年，可以揭开上衣
露出乳房，但是一闪而逝
1921年，可以脱掉上衣
胸罩也脱掉
1935年，可以解开腰带
脱下裙子
让那头狮子看见她的乳房、她的大腿、她
光滑诱人的后背
在她的周围转来转去
1943年到了，可以把内裤也脱了
露出阴部与耻毛
用梳子梳
1950年，可以一丝不挂
可以骑在狮子的身上，把狮子搂在怀里
让狮子的舌头舔
她的乳头、她的脚心、她的屁股
她的大腿
与大腿交界的部分
1961年
终于可以开始和狮子做爱了
可以在一棵大树的边上
可以在一片草地上
也可以在她带去的那张吊床上
1972年，做爱时她可以呻吟
1986年，做爱时她可以叫唤
1990年，可以大喊大叫，可以让路过的男人观看
1997年，可以拍照，可以合影留念
如果坚持到了2001年，门票就可以出售
2007年，孩子就可以获准参观
如果带着那张吊床的不是一位美国妇女
也不是一位英国妇女
1914年不是一位德国妇女，也不是一位俄国妇女
1980年不是一位西班牙妇女，也不是一位葡萄牙妇女
1989年不是一位阿根廷妇女，不是一位加拿大妇女
1998年不是一位巴西妇女，不是一位日本妇女
2003年不是一位印度妇女，也不是一位法国妇女
如果去非洲的
是一位中国妇女
她还可以边做爱边把那头亢奋的狮子慢慢地哄到中国来
哄到古老的光阴交替处，一处社会主义的动物园


《下去，下去，下去》

在大海里游下去
就好比在姑娘中混下去
一个姑娘就是一片大海
一个乳房就是一个救生圈

在姑娘中混下去
就好像在人群中活下去
一簇人群就是一片战场
一具尸体就是一个敌人

在人群中活下去
就仿佛在下水道内漂下去
漂过一站就躲过一枪
反击一枪就漂过一里

在下水道中漂下去
就好比在大海里游下去
游上一夜，就抓紧一个姑娘
下沉一米，就抱紧一个乳房
以上作品由江非于2007年3月12日16:58:50在〖扬子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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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关雁的作品5首
↓↓

《我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坏人》

不管什么时候，革命队伍里
总有坏人存在，隐藏很深
衣着得体，外表光鲜，满口革命词汇
渴望性产业合法化，向领导战斗过的地方敬礼
脱了衣服，全是禽兽
我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众多坏人
微不足道的一个，禽兽不如
明天早晨，村庄就要沦陷
嚓，嚓，男人被杀头，女人被轮奸
一听到革命，我就想做爱
干革命真他妈的爽，赵家小姐屁股
真他妈的圆


《老战士》

一件旧兵器，一个老战士，我说的老战士
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一个轿夫
抬轿途中，把轿中新娘子
挟持到高粱地里。第二年有了我父亲
老战士喝酒时常说，他奶奶的
他说的他奶奶，其实正是我奶奶


《一个无产者的自白》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我没有生在大宋朝，没有打死过老虎
无法投奔鲁智深二龙山落草
有时郁闷得想杀人，想想也就算了
坏人那么多，杀得光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写过口号
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三十多年后，被打倒在地
任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
静观跳楼女孩痛不欲生，我救不了她
真的，无产阶级就该这样
以上作品由关雁于2007年2月16日11:08:20在〖北京评论〗发表


《好乳遍地》

今天是你的生日，小白
中午我喝了一瓶高汾
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我眼前直晃荡
三月，发情的季节
来，小白
让我俩踏上春天的骚包车
到内蒙古呼噜睡会大草原
换个姿势再做一遍
有了快感你就喊
啊，草原辽阔，祖国美丽，二奶成群，好乳遍地


《斯卡布罗大白菜集市》

您去过斯卡布罗大白菜基地吗
可曾见过大白菜一代、大白菜二代
大白菜三代和大白菜四代
代我向大一的一棵大白菜问好
她来自贵州某贫困山区
土地瘠薄，脸上有先天贫血的苍白

您去过斯卡布罗大白菜集市吗
代我向那儿的一棵大白菜四代问好
她表情冷峻，双手紧攥应聘简历
如果与另外300棵大白菜
抢夺一个高速路收费员名额成功
她就会是一棵找到工作的大白菜
以上作品由关雁于2007年3月26日17:36:15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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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张玉明的作品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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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

他一直在清嗓
咽部灼热、发痒
仿佛有什么异物
从早晨起来
他开始清嗓
一直到中午
到傍晚，好像
要对世界说什么
天黑了下来
什么也没有说出
甚至没咳出一口痰
更不要说咯出血
他好像毕生
都在清嗓
闷热的春夜
霹雳在天边炸开
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2007-3-24


《肖像》

他飞扬跋扈
他桀骜不驯
他孤傲、内热外冷
他叛逆，他皈依
他拥有一颗僧侣之心
2007-3-26


《醉酒》

我吐出难闻的秽物，
恶心绅士和淑女。
迫使他们捂着鼻子逃走,
是我醉酒的真正目的。
2007-3-30
以上作品由张玉明于2007年3月31日09:33:58在〖诗江湖〗发表


《李蜥蜴想象自己是蜥蜴的时候》

李蜥蜴想象自己是蜥蜴的时候
自己实际上便真的是一条蜥蜴。
而且是一只写字楼中
风度翩翩的中年男蜥蜴。
李蜥蜴阅读下面的文字
像是读自己的简介：
“蜥蜴俗称“四足蛇”，
有人叫它“蛇舅母”。
蜥蜴与蛇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二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周身覆盖以表皮衍生的角质鳞片，
泄殖肛孔都是一横裂，
雄性都有一对交接器。等等。 ”
（以上摘自百度科学）

李蜥蜴停止想象的时候
他承认自己是打手机的人
发短信的人
开小轿车的人
酒筵上喝酒的人
看电视的人
恋爱的人
离婚的人
炒股票的人
一个庸俗的人
一个充满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小人物
一个狱卒
一个罪犯
一个伟大时代的
良民。草民。贱民。

李蜥蜴想象自己是蜥蜴的时候
自己实际上便真的是一条蜥蜴。

李蜥蜴在遭遇敌害或受到严重干扰时，
常常把尾巴断掉，断尾
不停跳动吸引敌害的注意，
它自己却逃之夭夭。

李蜥蜴是我亲爱的白痴兄弟。
2007-2-3
以上作品由张玉明于2007年3月08日14:34:06在〖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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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阿坚的作品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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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虚无了吗》

你虚无了吗
卧操，那你还等着啥呢


《拿鲁迅来当顾问》

我走过长城，也写过长城
现在开始了拆长城
鲁迅说过长城是可诅咒的
便把他老人家拿来当名誉顾问
能力有限，哪怕拆一块
也表明对禁锢的态度


《疑似怀孕》

有人疑似牛逼了
有人疑似怀孕了
有人疑似操蛋，就像真的


《性的批评》

性方面，我遭到了很多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我喜欢一个女的却让别人先上
然后再上是为了减轻责任
有人说我上了哥们的情人又非拉哥们一起上
是想把哥们的羞耻打掉而成为淫友
有人说我用淫威加酒精给单纯的姑娘洗脑
让她甘愿为组织献身并服从组织的分配
有人说我跟岁数大的富婆好甘当老鸭
是为了每年的那一笔钱基本等于零卖整取
有人说我将流浪的落难女东发西配
给光棍们然后自设实惠等于老鸨
有人说我给哥们戴绿帽却口口声声
说朋友妻不可欺是十足的伪君子
有人说我惦记着小兄弟的女朋友
却连小兄弟的母亲都搞简直乱伦
我呢
对这些批评辩也不是，不辩也不是
辩呢，好象我多好
不辩呢，等于用沉默吹牛
我呢，只能说，是么，或者说，你怎么知道


《学会享受空虚》

疯狂之后就是空虚
什么都有代价
疯狂是上瘾的
空虚也是有惯性的
因为热爱疯狂，便不惧空虚
享受疯狂
也要学会享受空虚
以上作品由阿坚于2007年3月16日13:56:59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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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高玉磊的作品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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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一个贫穷的人》

我要做一个贫穷的人
要贫穷的没有裤衩
像鱼一样 裸体
并拒绝上岸
我要贫穷而无知
要学老鼠 在每一个陷阱里死上一回
不呻吟 不乞求 不叫喊
要姿势难看
像死在荒原上的一只鹿
血肉和骨头七零八落
我的梦也是贫穷的
没有颜色 声音 厚度
我写下的文字也是贫穷的
代表不了更多的意思
黎明 只表示天刚刚亮了
黑夜 必定伸手不见五指
我要贫穷的没有思想和未来
尼采说 幸福就是适度的贫困
而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要贫穷的彻底 纯粹
像索马里干枯的少女
没有乳房 语言 更多的鲜血
没有白色裙子和潮湿的目光
我要比所有的沙漠还要贫穷
贫穷的没有仙人掌 雨水 月光
只是一小堆沙子
风一来 便四处流浪　


《菲菲的地下层》　　
　　
你必将看到　
地下一层　
菲菲的透明丝袜 没有了旋纽的　
收音机 浪花牌海水罐头　
地下二层　
停靠着一辆列车 没有站名　
一节节车厢没有尽头　
地下三层　
大门紧闭 封条上说　
这是一个流行狗熊的脸和猫爪子的世纪　
地下四层　
住着菲菲的三姨 三姨只是一个称呼　
可以想像成狗 鸟 一条绕来绕去的蛇　
还可以是一些流水　
地下五层　
下着小雨 菲菲的一段岁月被淋湿了　
上面开着几朵白色的花　
地下六层　
生锈的牙齿 骨头 过期的子宫 铁皮箱里　
储存着一只小老鼠的叫声　
地下七层　
报纸堆积 苍蝇们在上面寻找着廉价的　
墓地　
地下八层　
大木梯子和小木梯子 脚印　
都在小木梯子上　
地下九层　
被一个叫高玉磊的人所占据　
不吃不喝 也不走动　
地下十层到十七层　
昏迷了千百万年的树木 它们有许多叫法　
煤 黑夜 记忆 天使的一小片梦　
地下十八层　
是地狱 过去是这样说的　
现在很安静　
像是要等待一个人到来　


《淮海路上有376棵梧桐树》　
　　
淮海路上有376棵梧桐树　
有86棵是半死不活的　
　
楼梯里有13张蜘蛛网　
7楼的那一张 有一个多星期　
蜘蛛都没来上班了　
　
舞女王小菊接了198个客人　
只有两个是行为异常的　
　
雨下了三个晚上 填满了300个洞穴　
其中有一个洞穴是我二叔的　
我二叔是一只瘸腿的狐狸　
　
精神病院里有406个病人　
有203个男病人 有203个女病人　
　
38列火车从田野上开过　
34列拉的是人 3列拉的是煤　
有一列拉的是坦克　


《如果遇到王小妮,我想抱一下》

如果遇到王小妮,我想抱一下
不管多大的风
不管风
朝什么样的方向吹
我想好好抱一下 漂亮的王小妮
大红灯笼下面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我也想抱一下
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
她怎么站都是那样的好看 我想抱一下
二十多岁的女孩 在电影院的门口看着天空
我也想抱一下
而三岁的小小女孩
她在我的怀里一定会有咯咯的笑声
我想抱着她 走过那一段被水淹没的小路
在这个行人渐渐稀少的夜晚
在这个路灯和树都沉默不语的街上
我想先抱着一个 抱住后就不想放手
就像抱着
远在千里之外的
我的女儿　　


《钟声超过七下就是一种喧嚣》　
　
神 魔鬼 国王 僧人 砍柴的人 骑马的人　
打铁的人 王氏 李氏 孙吴氏　
他们还在那儿　
有座的就坐着　
三千年后 海水泛滥　
之前　
钟声超过七下就是一种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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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徐慢的作品1首
↓↓

《阴道之歌》

我们是一粒种子，阴道的过客
我们生命的形态两次往返于阴道
我们在被阴道封锁的宫殿里渡过了寂寞漫长的四季
关于阴道我心里一直纳闷郁结，日常生活中
阴道总是和龌龊、肮脏、下流联系在一起
自以为心智正常的男女说起阴道时就是难以启齿
好象他们遭遇到了世间的污秽
好奇的人不断误解阴道
认为阴道仅仅象征妇女神秘的私隐
只有在温馨的家中或者安静的私人领地
一对异性暧昧的抚摩，热烈的性交
人才会放下灵魂将被阴道污染的包袱
阴道才有可能被彻底的解放
肉体与肉体才会通过阴道轻松地畅游
才不会有任何禁忌影响他们细腻的谈论阴道
阴道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了人间神仙
今天我要赞美阴道，谱写阴道之歌
让人类知晓阴道的美丽、伟大和无比的神圣
它是我们生命的图腾
每天清晨在广场，在市政厅门前，在码头，在河川，在山岗
鲜红的国旗冉冉升起，人们神情肃穆血液激荡
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景仰
可是面对阴道，人们为什么又面带厌恶血脉喷张
为什么不对阴道心存敬畏
每个月初，寺庙里的信男善女对着泥塑的佛祖顶礼膜拜
为什么不对阴道胸怀虔诚，袒露心声
在物质，在金钱，在美色面前没有骨气的人们呀
为什么在阴道面前丢魂落魄
一个美貌的女子如果被对手抽打了耳光
可能只感到受点羞辱和委屈
如果被暴徒侵犯了阴道
就是身心双重的遭到蹂躏，严重的还会万念俱灰遁入空门
都说阴道是个阴物不够强大壮阔
但是魁梧男人威猛的身体武器面对阴道
总是硬着进去，软着出来
横着进去躺着出来，呼啸着进去带着哭腔出来
总是说阴道代表阴性之路，潮湿之路
没有光明大道的宽敞坦荡，没有高速公路上的车水马龙
但是阴道却承载了我们最初生命旅途
让我们人生的炽热第一次得到绽放
都说阴道是人间道的阴霾霉变，是世象的暗渡陈沧
但是我们看看社会上所谓的阳道阳谋
不是苟且就是勾结，谁的胸襟暴露在阳光下能没有黑斑
我不知道人类的灵魂究竟是不是异常的高贵
为什么他们总认为阴道的不洁、不祥、不敬
为什么公开谈论阴道就被理解为心里变态
今天我赞美阴道，赞美阴道的纯净
就像赞美我自己的骨节，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眼睛和头发
今天我赞美阴道，赞美阴道的神圣
就像赞美我胃里的胃酸，肺部的结核，肝上的囊肿
今天我赞美阴道，赞美阴道的绚灿
就像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赞美星空的璀璨
当夜幕降临，人们披着沉沉暮色踏上归宿
丰盛的晚宴，浪漫的烛光，温暖的卧室
一对爱侣迎着对方深情的眼神，他们来到了床前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席梦思上的爱抚和摩挲
锈着花饰的床单上云雨聚散，枕头边的长长亲吻
红润的面庞迎接着湿润的舌尖
毛孔已经松弛，身上每一个细小的细胞也充满了暗示和挑逗
敞开的阴唇，缨红的阴蒂，湿漉漉的阴毛
纯洁美丽的阴道正守侯着雄壮昂首阴茎的到来
他们的肉体开始激荡叫嚣，思维进入了幻觉
刀枪齐鸣，圣战铺天盖地
对称、癫狂、绽放，人类最隐秘的图景全部呈现
奔腾不息的血液怒涛正在汹涌澎湃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爱与爱的战争，一出身体对身体的尽情遨游
这是风景中最艳丽的风景
礼仪中最圣洁的礼仪
对应了祖国的强盛民心的和谐，也对应了与时俱进和情感鲜明
我是一粒种子，阴道深情的召唤着我
我是一粒种子，我迫不及待的奔向阴道
来到了子宫，这是生命的摇篮
经过了残酷的碰撞幻灭，我幸运的留了下来
我的种子兄弟们一个个地死去，消亡
我长出了胚芽，我长出了形状，我长出头和手脚
我生命最初的躁动受到了阴道的呵护
我还经常在阴道口听听我父母做爱时肢体的节奏
我要出生了，阴道向我打开了通往光明世界的大门
我是一粒种子，我从阴道里进去
我是一个生命，我的人生从阴道里诞生
今天我赞美阴道，赞美人类的生生不息生命
一代又一代的繁衍，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今天我赞美阴道，即使用尽了全世界全部语种、词汇
即使用尽了语言的全部排比、修辞、形容和气场
今天我赞美阴道，我语无伦次内心羞愧
这个柔软的被阴毛终日覆盖着的精巧器官
这个女性身体中没有光亮的地方
它在我心目中竟然如此高傲辉煌，如此灿烂眩目
阴道是幽暗和潮湿，可并不影响它犹如苍穹般的宽广深邃
阴道是狭窄和弯曲，可并不影响它具有大海般的情怀
它有时让人类像森林一样安静神秘
有时又让人类如同江水般的惊涛拍岸
有的王朝在阴道中新生，有的王朝在阴道里毁灭
阴道创造着人类的生命，苍生的悲欢
阴道也主宰着历史的穴位和脉络，掌控政体的命运沉浮
它让人激动，让人欢愉，让让消魂，它是我们灵魂的甘露
它让我们体会了什么是心灵和肉体真正的自由
阴道是人类精神的教母，引发的爱和依恋高于所有山脉
它让人沉溺，它让人迷茫，它让人堕落，它是我们意志的毒液
它让我们体验了什么是贪欲和肉欲的双重泛滥
因为阴道的瘙痒东施才效颦西施
因为阴道的媾合罪戾才复制了暴政
阴道点燃的烽火足以无数次摧毁地狱
人生游戏，政治风云都离不开阴道的尖叫、呻吟和迷离
殿堂演义，舞台帷幔都离不开阴道创造的弦律音符
阴道是我们肉体的上帝，真正的造物主
今天我向世界大声宣布，我来自阴道，我来自阴道
我不知道谁敢说自己不是来自阴道
我不知道威风凛凛有权有势的政客是不是来自阴道
我不知道衣冠楚楚有头有脸的王侯贵族是不是来自阴道
我不知道君子风度有模有样的道德护卫是不是来自阴道
我不知道厚颜无耻有吃有喝的地痞流氓是不是来自阴道
我只知道我来自阴道，我有血有肉，有爱有恨
我曾经是阴道的过客，阴道曾经是我人生的驿站
我知道阴道带给我的快感，也知道我带给阴道的阵痛
我是阴道上行色匆匆的旅人，阴道是我们的梦想源泉
你们假如谁玷污柔软的乳房是桃花盛开的地方
那么裙钗下的阴道就是生你养你的故乡
请不要用所谓的道德标准来禁锢阴道的天性
我的阴道就是我的天堂
请不要用所谓的礼仪廉耻来修正阴道的形态
我的阴道就是我生活的小村庄
请不要用所谓的法律体制来限制阴道的惆怅
我的阴道就是我的心灵之窗
请不要用所谓的婚姻手段来压抑阴道的奔放
我的阴道就是我的山高水长
请不要对阴道欲盖弥彰，所谓的文明里就装满着阴道的迹象
生活中我们总是享受着阴道的细腻、优雅和含蓄
它时时刻刻化解着世故、粗俗和卤莽
阴道内的紧缩跳动如同春风在倾诉
阴道内的空旷让我们看到了春去秋来，草木枯荣，山河兴衰
阴道是天空的秘密，是地球的奇迹
巨人在阴道面前马上低下三分
侏儒在阴道面前马上挺直腰杆
强者在阴道面前立刻垂头丧气
懦弱者在阴道面前立刻昂首挺胸
我知道念叨阴道最多的人不是书生而是苍颉
他造就了阴道可是他终生未见识过阴道
我知道接触阴道最多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太监
他伺候着阴道可是从来没有使用过阴道
今天我赞美阴道，不仅仅赞美阴道的美、圣，也赞美它的丑、恶
阴道是工业和农业的黑洞，是第三产业的黑话
是公共经济繁荣的网络，是私有财富积累的信息
你看那妓院，发廊，街头拉客的暗娼
她们败坏着阴道的恬雅，毁坏了阴道的功用
阴道的病菌毒性就是社会的病菌毒性，阴道的腐烂就是社会的腐烂
阴道是新出江湖的黑帮，是黑渣聚集的记号
阴道是历史的阴谋，是国家的诡计，是商业的骗局
阴道是宫闱里的政变，是内外勾结的篡夺，也是不甘心的挫折
是荒谬的伦理，是可耻的哲学，是侮辱的对白和论语
是战争的象形，是烟云的姐妹，是流亡者隐匿的安逸城堡
阴道是兵书上的兵书，是兵法里的兵法
是选举的圈套，是投票的障眼术
因为阴道，一座江山没有走完它的兴盛就灰飞湮灭瓦砾破碎
因为阴道，一代帝王没有修完他的帝业就一命呜呼魂飞魄散
因为阴道，一桩生意没有签完它的合约就鸡飞蛋打穷家荡产
因为阴道，一个隐士没有传完他的济事之道就声败名裂
因为阴道，一群戏子没有演完她们的人生之戏就花容失色
因为阴道，权力与金钱狼狈为奸，伪善与财产里应外合，体液与精液遍地狼藉
阴道还被用来圈养，用来收买，用来出国和访问
用来作为元首与元首握手的礼物，用来主要话题后的次要话题
用来使眼色试探，用来赠与和被赠与的具体操作
用来盖图章时的玩耍，用来轮盘桌面下出的筹码
阴道按年龄的大小，脸蛋的妖媚，身材的婀娜
按阴部的淫荡程度待价而沽
阴道是乱伦的案底，是通奸的线索，是勾引的渠道和媒介
所有的残暴，杀戮，讹诈用不着审判，阴道就是卷宗
所有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用不着交代，阴道就是罪证
今天我赞美阴道，也赞美伟大的母性，我们亲爱的母亲
那些妇女，刚成年的少女，那些刚出嫁的少妇
那些淑女，那些大家闺秀，那些小姐公主
每个月阴道都会迎来她们的隐疾，诱发她们的痛楚
体内超标的淤血和七日之痒，构成了她们内心的脆弱和恐慌
当然还有纵欲后的衰败，不检点引起的糜烂
当然还有流产手术带来的炎症，更年期的暴躁
这是阴道的劫难，阴道的瘟疫时代，阴道的因果报应
这些只能永远隐藏于内心默默承受的生命之轻，阴道的原罪
这些焦虑、难堪、轻蔑、呕吐、心悸，阴道的反向价值观
时代已经进化到只许州官奸淫不许百姓打炮境地
标榜的秩序透视着阴道与阴茎的生产关系
资本的狂飙进程揭示了阴道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计划生育难道要让多余的阴道产生闲置，让更年期后的阴道立即下岗
成为一条干涸的河流
在雅致的酒吧茶舍我们可以随意的谈论风花雪月，却对阴道视若蒙昧
在庄严的会议现场我们可以满口污言秽语，却对阴道设置了禁忌
使用阴道可以取悦于大众的身体，难道谈论阴道就会触怒大众的耳朵
今天我赞美阴道，我以我来自阴道为荣
我赞美那些阴道下的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惊涛骇浪
有人说阴道乐器无形，有人说阴道管弦吞声
有人说阴道巧夺天工，有人说阴道让命运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阴道是我们不戴面具的神灵、天使，它统辖了我们命的指向
阴道是我们躯体器官的复活节，它把我们推到了生的颠峰
阴道是我们精神的天堂，是我们肉体的秘密社团
是对未来世界发展的真实虚构，是对一场末日战事的模拟
阴柔之美征服了阳刚之气，阴阳怪异催生清汤寡水
通过阴道我们才发现自己可悲的欲望眼神
可怜的嫉妒心理，可恨的庸碌灵魂
通过阴道我们才感觉自己需要朝圣、忏悔，需要鞭策和宽恕
美妙是不可言传，人性的罪状也要得以澄清
今天我赞美阴道，我的虚荣我的伪装才得到了彻底的放逐
有人说阴道就是阴毛覆盖下的道路，是阴暗的道路
是阴影下的道路，是阴谋迭出的道路，是阴森森的道路
我说阴道是我们生命的道路，是人生命运的道路
今天我赞美阴道，我对着宇宙宣布
阴道，阴道，它是全人类通用的语言
全世界通用的口型，全地球通用的动作和姿势
它是这座最高山脊飘扬的旗帜
它是我们通往生的出口，是我们通往死的路标
2007．1．10
以上作品由徐慢于2007年1月17日19:07:39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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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诗歌垃圾榜•管党生的作品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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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按摩女谈爱情》

她象一个运动员
身体和精神一样好
她工作认真
按摩推油
打飞机
有条不紊
她说摸可以
不过要隔着衣服
她强调自己是按摩技师
不是小姐
她谈到爱情
竟然脸红了起来
她说女人和男人不一样
要有感情做起来才兴奋
她点上一支香烟
仿佛下了决心
说
多给100
我今天就牺牲一次好了


《中国现在在18世纪》

一些农村女孩
到城市
大部分成为妓女
小部分成为有钱人的老婆
一些流氓无产者
和寂寞的贵妇人
玩了玩
然后依靠吃软饭
成为有钱的人
另外一些
成天讨论革命
上面这些
在世界名著中间
经常可以看见
今天的中国重新表演了一次


《我有曾经去昆明麻园273号》

那年夏天
我去昆明
到麻园273号
看一个诗人
麻园273号
找了半天才找到
结果没有看见那个诗人
也没有看见火车
后来我在
回去的火车上
问自己
我来昆明是为什么
以上作品由管党生于2007年2月26日10:28:16在〖北京评论〗发表


《完全是心理作用》

老T结婚了
老T快要有孩子了
老T对我说
多年来想每天有个女人
和自己一起睡觉
完全是心理作用
现在既不想一起睡觉
也不想玩什么花朵


《不要在网上说》

又一个朋友
诗友
来到合肥
他知道我没有钱
请我喝酒
并给了我一条
“中南海”香烟
然后
告诉我
“不要在网上说
我们见面了”
这样的情况
已经发生了若干次了
我希望继续发生
以上作品由管党生于2007年1月27日19:41:00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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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贴由北京评论于2007年4月04日20:57:05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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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对话]现时代诗歌的写作伦理(上) 张清华等 第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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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4-19 07:53:59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对话]现时代诗歌的写作伦理(上) 张清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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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代诗歌的写作伦理
（对话）

主 持：张清华
参加者：施战军 谢有顺 傅元峰 何 平 王素霞

(上)

一、问题与背景

张清华：“写作伦理”这个问题似乎谈得有点滥了，而且会有很多陷阱与误区，谈不好会招来耻笑嘲讽。但今年里有两件事情，或者两个背景，使我们不得不再来费点口舌。一件事情是关于“底层生存写作热”的争议，第二件事情是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赵丽华诗歌的“被恶搞”的事件。这两个问题表面上看是彼此孤立的事件，但从深层看恰好是有内在联系的——前者表明在目下中国现实的种种问题面前，诗歌所自觉承担的社会道义；后者则表明了网络媒介所必然产生的负面效应，在网络环境下诗歌写作与传播方式的“娱乐化”，与之相应的便是基本的精神价值与艺术品质的沦丧。两者实际都关乎这样一个问题：诗歌还要不要基本的规则，要不要使写作者本身保持一个基本的艺术和道德的责任，要不要使诗歌承担起码的精神价值。
施战军：清华说的“基本规则”让我感慨，关于诗歌审美标准的焦虑，是困扰着诗歌发展的老问题了，它仍然存在，而且标准越来越模糊。一首诗歌好不好，一种审美流向是不是值得我们作梳理和分析，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否定位的可能，等等，一百多年来就没有相对集中的判别标准。所谓写作伦理，其实就是为写作确定一个大致的规范和尺度，但是在我看来，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尤其是面对混乱已成为习惯的诗歌写作来说，这是个乌托邦命题。不过，有理想的存在，才会使现实不至于得过且过，多个标准的杂陈也总比无标准要好一些。现在的状况是，故作标准状而排斥其它的丰富性存在，因而产生一种“伦理”霸权的幻觉，才是更严重的精神问题。比如网络对纸媒有一种敌对的激进声浪，就是表征之一。
谢有顺：诗歌是一种心灵的叙事，这点，我是觉得需要坚持的。诗歌既然关乎心灵，那么，总是会和责任、精神使命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是，当诗歌的命运在今天过于沉重了，偶尔有一些诗歌的意外事件出现，从而使诗歌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并不一定是坏事情。诗歌在短时间内被娱乐化，也不要觉得诗歌已经死亡。真正的诗歌精神，是经得起任何时代重压的。诗歌需要在一种貌似混乱的发展中，找到自己新的边界。中国是诗歌大国，自古以来就有“用”诗歌的传统，但这并非天经地义的。甚至可以说，“用”诗歌的观念从来就是对诗歌的误读。最好的诗歌是“无用”的，它仅仅只是语言的一种天才创造。好的诗歌创造美，创造语言奇迹，创造杰出的心灵景象，可能惟独不创造社会功用。一个没有心灵、没有语言天赋的读者，其实是诗歌的敌人；一个期待诗歌能改变社会的人，他最终收获的只会是失望。诗歌改变语言，但不改变社会。因此，我认为，要讨论诗歌的价值和精神维度，必须在语言的创造性这个起点上开始谈起。
何 平：其实，经过“盘峰会议”之后世纪之交的批判斗争和网络的喧哗和狂欢，现时代的诗歌写作沉静了许多。左右现时代诗歌格局的力量，应该是选本、刊物和网络三分天下，而由于民间资本的强劲注入，几个老牌官办诗歌刊物也不得不“下”了“半身”，打青春牌，吃青春饭，摆出一副“媚少”的嘴脸，从民刊上选几首诗歌装装门面。我以为简单地说好诗在江湖可能是偏颇的。因为官办诗歌刊物毕竟代表着一种审美趣味。没有了官办刊物，现时代诗歌地图可能也就不完整了。2000年前后网络之上，曾经到处点燃诗歌的狼烟，诗歌和网络谈的人太多，我就不说了。我特别要说的是选本，以前的选本，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平衡，而自从程光炜和杨克的诗歌选本出来之后，我看选本更多代表着“偏见”和“排斥”，代表着立场和态度。时至今日，像“70后”、“中间代”这些选本和每年各式各样的年鉴、年选其实多少包含编选者价值立场和审美诉求的。从每个写作个体来看，许多年轻的诗人就像李师江在《中西诗歌》今年第三期谈尹丽川的诗歌时说“那时我们年轻，有些关注，也有些不屑，狠狠地嘲笑也狠狠地追求真知灼见。”他说尹丽川的此际的诗歌是“来自人间的声音”，“用人间词汇，谈天上的事情。”其实，这样感觉读她2005年发表在《翼》上的《时光》更明显，“削得尖尖的花铅笔/用凸的橡皮，或一把/咬出牙印儿的三角尺/就能让我坐回/夏日清凉的教室/胳臂粘在课桌上/留下两枚月牙儿形的汗渍/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白的的确凉衬衫隐隐透现/两根细细的胸罩带子/我扭头望见窗外/操场上灰尘/被阳光晒得发烫/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我拎着一捆大葱/站在人声鼎沸的市场/和学校隔了一堵墙/身边的爱人怀抱芹菜和鲜花/半只粉色的塑料凉鞋埋在土里/我望见空无一人的操场/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仅仅五年的时间，这个呼喊着舒服再舒服一些的“坏小孩”这么快就怀旧了。我们现在讨论现时代的诗歌伦理不能不考虑到诗歌格局的变化和诗人写作的转型。
傅元峰：网络时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异。在中国现代传媒的逐步推演中，从没有哪种新兴的传播载体能够引发如此深重的文化变革。在网络空间，形成了中国零星而又密集的诗歌聚落。在此前的中国诗人，或者聚集在咖啡馆、酒吧里把诗歌作为颓废和堕落的最后的一根精神稻草，或者艰难地依靠一份民刊扬起一面凋敝不堪的诗歌的旗帜。网络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诗歌帮会以浓重的江湖义气进行诗歌写作与交流。在一个虚拟空间里，这种惺惺相惜式的关怀和无面具焦虑的表达方式，笼络了大批怀有最后的诗歌理想的写作者。但是，这还远没有形成网络诗歌的沙龙性质。在这些独霸山头的封闭空间里，诗人们往往推崇一个以诗歌征服了他们的领袖诗人，并不遗余力地维护这个诗歌社区。他们往往没有宏伟的诗歌理想，聚拢，相互阅读，写作游戏，唱和，题赠，对创入的陌生者进行间或的评判和相当缓慢的吸呐，成为网络诗歌帮会共同的诗歌行为。网络文化对诗歌的致命伤害是一种主体泛化的伤害。现代汉诗在没有经过充分的美学积累和文体积累的状态下，过于频繁地进行了若干次全民皆诗的运动：新民歌运动，红旗歌谣，小靳庄诗歌、天安门诗歌、朦胧诗后的校园诗潮、网络诗潮。最根本的诗歌生态问题在于，当代中国无诗魂。所以，现代汉诗研究者们才如此在乎诗人的疯狂和死亡，并对诗人和文本进行过度阐释，以期聚合稀薄的诗歌元素，培育诗歌生长点。
何 平：其实，经过“盘峰会议”之后世纪之交的批判斗争和网络的喧哗和狂欢，现时代的诗歌写作沉静了许多。是不是可以用“减速”、“减员”、“减法”来描述现时代的诗歌写作状况？李师江在《中西诗歌》今年第三期谈尹丽川的诗歌时说“那时我们年轻，有些关注，也有些不屑，狠狠地嘲笑也狠狠地追求真知灼见。”他说尹丽川的此际的诗歌是“来自人间的声音”，“用人间词汇，谈天上的事情。”其实，这样感觉读她2005年发表在《翼》上的《时光》更明显，“削得尖尖的花铅笔/用凸的橡皮，或一把/咬出牙印儿的三角尺/就能让我坐回/夏日清凉的教室/胳臂粘在课桌上/留下两枚月牙儿形的汗渍/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白的的确凉衬衫隐隐透现/两根细细的胸罩带子/我扭头望见窗外/操场上灰尘/被阳光晒得发烫/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我拎着一捆大葱/站在人声鼎沸的市场/和学校隔了一堵墙/身边的爱人怀抱芹菜和鲜花/半只粉色的塑料凉鞋埋在土里/我望见空无一人的操场/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仅仅五年的时间，这个呼喊着舒服再舒服一些的“坏小孩”这么快就怀旧了。
傅元峰：众多期刊的诗歌编辑身上，具有严重的诗歌审美缺陷。他们的审美感知僵化而盲从，要么圄于老化的诗歌地图，罗致诗行，要么对实验诗歌进行随机的误认，挥霍文学期刊有限的诗歌传播资源。这些平庸的编辑加剧了诗歌的民间化生长，催生了大量的诗歌民刊。诗歌民刊的大量涌现，并非单纯源于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生存空间的排挤，更大程度上根源于正统期刊的审美范式的压迫。因此，在这种诗歌发展态势下，《钟山》开辟诗歌专栏，应该在编辑理念上进行审美反思，对审美范式和霸权保持警惕，并细致入微地接近民间和个体。除此之外，如何展现当代诗人并不恒定的一过性的诗歌写作也是一个编辑难题。因为，很多灵光乍现的诗歌单位，它们散落，微小，短暂，无法归纳。就当下的诗歌现实而言，优秀的诗人几乎没有，但不乏零星迸发的好诗。如果当代诗歌发掘者不注重这些短暂的诗的灵光，而追求对伟大诗人的发掘，必然徒劳地在废墟上耗费精力，并形成诗歌元素与优秀诗作的广泛流失。在民间的丛林中，是否存在一群迷失的诗人？这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最自信的、最有想象力的追问。急迫的“中间代”倡导者们，正试图用命名的聚敛方式，对“60年代”进行这方面的勘察和发掘。他们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失踪的诗歌”大量存在。那些零星佳作，那些生长周期短暂的诗思，将在人们对贫瘠的诗歌审美矿藏的开掘中逐渐呈现并得到培植。
施战军：元峰说的有理，但也应该看到，网络的庞杂繁乱给我们的认知会带来极大的难度。不过，期刊也有可圈可点的，有些地方刊物比如《作家》、《红豆》、《山花》、《花城》的诗歌栏目还是有追求有特色的，即便像《诗刊》、《人民文学》这样的大刊，诗歌栏目的个性虽然难以辨认，但也时不时发表清新可喜的诗作。问题是，新的编选眼光也容易带来新的“伦理压制”，而包容过度更不是有效的选择。
张清华：关于“伦理”和“道义”等问题，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谈这些问题，极容易被混同于多年前的理论批评界借助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种种捆绑与束缚，甚至会被指认为是维护谈论者自己的权力。我去年谈了一点对诗歌中的“中产阶级趣味”的看法，就被有的评论者说是试图为诗歌制造“至高的律令”，其实我们有什么权力去制造什么律令？谁还能傻到奢望自己要为时代、为诗歌制造什么律令，不过是谈个问题罢了，你可以说我没有谈到点子上，哪儿跟哪儿啊，跟“中产阶级”沾什么边？或者也可以大胆地说，我认为“中产阶级得还不够”呢！你说我要试图制造什么律令，就是有点霸道了，不让人家说话嘛，给你扣顶可怕的帽子，一边玩去吧。为什么可以谈这类问题呢？因为在现时代，这些问题已经变成了“弱势问题”，“伦理”和“道义”不再是主流文化所借助的规范、所借以压制写作自由的理由；相反，某些游戏与放纵的行为、复制与虚华的“中产趣味”，反而更具有与某些权力文化相合谋的嫌疑，反倒变成了“强势”，那么批评这样的现象就具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不会“压制”谁，因为它实在是一个弱小的声音，是一种“反抗”，那我们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谈谈呢？
谢有顺：诗歌的革命，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新的语言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诗歌写作的难度——它既是精神的难度，也是语言的难度。难度意识可以使一个人谦卑，难度意识也可以使诗人的写作不再徘徊于自己的过去，而是会竭力寻求新的突破。诗歌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它还是一种精神、智慧和语言天才之间的较量。


二、粗鄙化与诗歌的语言问题


谢有顺：坦率地说，我对现在很多诗人的写作姿态并不满意，他们将太多的精力花在与日常现实的斗争之中，却很少有人想到，写作不仅要面对一个复杂的现实世界，它更是要面对一个现成的语言世界。光在现实世界里用力，是很难写出好诗来的，好诗源自人心，源自语言的隐秘地带。所以，诗人的力量应该主要用在对语言世界的颠覆和建构上才是，遗憾的是，现在的诗歌界，好像再一次陷入了“写什么”的深渊，“怎么写”反而退居其次了。题材越来越大胆、放肆，语言越来越粗俗、赤裸，似乎这就是诗歌革命，其实这不过是无关痛痒的造反。真正的诗歌革命，它所到达的总是新的语言边界，它所创造的总是新的语言奇观。未曾让旧有的语言秩序感到疼痛的写作，是谈不上革命和创造的。由此我想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革命，难道它所扮演的仅仅只是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角色吗？不，它最为重要的依旧是语言革命。也就是说，白话文在当时所面对的，不单是一个落后、愚昧、封建的生活世界，它所面对的还是一个完全被语言的形式主义所窒息了的语言世界。因此，白话文革命不仅针对的是语言世界，它还针对现实世界。这就是作家、诗人和其他革命者不一样的地方。一个社会和政治上的革命者，可能主要是面对现实世界，改造现实世界；诗人和作家不一样，他不仅要面对现实世界，他还要面对一个业已形成的语言世界。他得担负起对语言世界进行清理、进行重铸的独特使命。
何 平：粗鄙化不是新问题，诗歌写作的粗鄙化也不是现时代文学的个例。只要文学生产的新陈代谢存在，就存在作家的退场和登场，就存在压抑和焦虑，存在对既有文学惯例的偏离和反抗。这里面涉及到文学资源和话语权的争夺和重新分配。以粗鄙来反抗惯例是文学权力运作常见的策略。《中文系》、《有关大雁塔》以及《车过黄河》都是这个谱系中的。沈浩波、盛兴、李红旗、朵渔、尹丽川等的“下半身”把伊沙奉为“温柔的老大”显示了他们要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事实也是这样，2000年前后，这帮“70后”的“坏小子”好像一下子要把好日子过完似的，拼命折腾他们的身体。他们依仗着开放和共享的网络资源，用猥亵语大肆“宣淫”，大肆书写“干”和“搞”，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
傅元峰：当代汉语诗歌语言与审美的粗鄙化，体现出的主要问题，是诗歌写作的主体问题。因为诗歌审美元素的广泛流失，很多写诗的人在诗歌审美递嬗中放弃了审美操守。但是，更为严重的是，诗人整体呈现出一种精神先锋角色的自我蜕变，并与此同时体验了文体试验的挫败感。所有这些，决定了诗歌写作中出现的低靡的审美选择。诗人作为文化英雄的单向度突进，以及一味沉迷于物质现实的无底线的自我放纵，决定了那些最初富有个体悲剧感受的、沾染了生命原色的意象行之不远。当然，另一些向个体生命感受的纵深处迈进的诗人们，在个性化追求中失去了时代的文化和声，出现了致命的自我迷失。所以，诗歌的粗鄙化，能够促使人们看到围绕诗歌文体问题的表层忧虑，也能够突显研究者与诗人对现代汉语诗歌美学深度探索的凝滞现状，而语言探索的缺失仅仅是这个诗歌美学问题的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诗人的身份认同危机销蚀了1949年以前诗歌生长起来的主体意识。诗歌抒情主体的身份感不强，文化积累不够就容易出现游离性的诗歌写作现象。港台文化中的纯情主义无法承载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释放，犬儒主义和无厘头文化对诗歌主体的精神弱化日趋明显，这种文化语境直接消磨了诗歌存有的深度象征，使具有审美内蕴的诗语成为明日黄花。当然，当代诗歌审美蕴涵不够，也与诗人们没有相对恒定的审美风格有关系。他们没有在诗歌革新之后很好地回望传统，比如，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退潮影响了汉诗命脉的延伸，这使得传统诗歌域外诗歌的审美影响在1949年后停滞下来。整体看来，自所谓“第三代诗歌”以后，诗人们在情绪的庸俗格律和节奏中进行的技巧探索并没有形成良好的诗语积累和创新。
何 平：身体在一定的时候确实是文学的本钱。“下半身”“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的从“肉”到“诗”的生产流程也不是诗歌写作的秘密。我们不要说“宫体诗”、“艳情诗”了，就说现代白话诗。大家应该还记得现代文学史上有个叫邵洵美的诗人，这个用“淫妇下体的沸汗”比喻“甘露”的诗人应该算现代荷尔蒙写作的前辈了。他不但“性”而上，而且也口语，那首《日升楼下》就很典型。他回应当时的批评，对自己的写作进行辩诬，其实也可以用来为这帮年轻的诗歌写作者辩诬。记得邵洵美说过，我们可以同情于一个强盗或是一个淫妇，但决不能便说我们是拥护或是淫妇的行为；我们也决不是因了同情于一个强盗或是一个淫妇，而自己便变成了强盗与淫妇。好像针对郁达夫《沉沦》的道德臧否，周作人也说过类似的话。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下半身”写作和诗人在现实世界脱裤子裸诵应该属于不同的伦理担当。
施战军：粗鄙是否有审美价值，一要看情境，二要看个性。我倒是认为90年代末沈浩波、李师江等人还真的具备这种价值。随着成帮结伙的人集体亮出“下半身”，一大群人随帮唱影起来，粗鄙化的诗作就失去了审美价值，所以“坏小孩”的转型也是自然的。什么是语言的粗鄙化？最大的表现就是不费力气地复制，复制其情趣、复制其语风、复制其世界观。趣味是复制的，而在语言上似乎更讲究更精致了，则是一种“过度粗鄙”。
谢有顺：诗歌写作界，这种状况也很普遍。大家都在写似是而非的身体、欲望，或者端着文化的架势，写出来的东西，千人一面。诗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公共写作的时代。经验是公共的，感受是公共的，甚至连语言的节奏感，都是大同小异的。少有人能对这种潜在的公共性，有必要的警觉。很多的诗人，看起来是在个人写作，是在生活现场，其实骨子里还是公共写作、书斋写作的模式。书斋写作最大的问题是，诗人们正在对具体、准确、日常的现实丧失基本的感受力，或者找不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来表达感受——这种写作可称之为是观念写作、抽象写作，他的观念是无法在具体的现实中展开的，因此，这种观念是死的，非文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不仅要强调诗人的想象力，更要强调诗人回到真实、具体的生活现场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书斋写作正在使诗人的精神变得苍白。我记得钱穆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晚清文化衰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今天的诗歌会衰落，又何尝不是因为诗歌成了纸上的文学？诗歌在今天缺乏社会影响力，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与此密切相关。诗歌和小说一样，在实感层面，也要创造一个生动的世界，这需要诗人的各种感觉器官都向这个世界敞开，他的心灵能力，也要通过这种感觉的释放传达出来——这种写作，才是有生命的写作。写作的生命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具体体现在一个个有生命的细节和词语中的。一个诗人，一旦感觉钝化、心灵麻木，或者他对世界失去了诚实的体验，怎能再写出好的诗歌？感觉力，同情心，理解力，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写作素质，可在今天的诗人身上，到底还存在几何？有一些诗人的感觉越来越怪异，想象越来越离奇，心却像钢铁一样坚硬。
何 平：问题的关键是粗鄙化的革命性和合法性是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现场和反抗压抑的张力之上，这是它坚硬的“内核”。如果离开了历史现场或者没有了这种张力，其革命性和合法性就值得质疑。与此相关的，许多写作者误把写作策略当做最后的写作结果，加之复制和仿写过程中个性、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丧失。带有仪式意义的粗鄙性书写只剩下了粗鄙的语言外壳。应该说，复制和仿写是对革命性的最大消耗，而网络则为大面积的复制和仿写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因此，在“下半身”最鼎盛的时候，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大规模的复制，另一方面是大规模跟贴式的仿写。网络空间的无名化和隐匿性使写作者可以在任何方向突破伦理禁忌。我在天涯社区就看到这些号称比沈浩波写得好的诗歌。“晚上十一点后我又脱光了她的衣服/在她一双雪白的大腿间/我一直眯着眼睛瞧那处微微闪光的地方/摸了又亲/终于狗一样爬上去/又终于尸体一样滚下来”。就像阿Q对吴妈的想象，以为写诗就是把女人摁倒了困觉。网络助长了现时代的“瞎写”，“下半身”的时候瞎写性事，赵丽华的时候瞎写口语，杨黎的时候瞎写废话。我以为这才是现时代诗歌写作中最大的粗鄙化。网络世界的礼崩乐坏， “恶搞”，诗歌和诗人不是第一个，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而且是不是不写“肉体”和“性”就不粗鄙了？我在课上曾经举个这样的诗歌做例子，“不要那么骄傲/为了你生得沉鱼落雁/其实，越是美丽的花朵/往往越是容易凋残/不要那么老成/为了你那饱经风霜的心灵/其实，不论什么样的颜色/都不能覆盖青春的火红”。这种装腔作势的文绉绉的风骚，其实也是一种肉麻、甜腻的粗鄙。
施战军：这样的诗在我们的文学教育课本上和商店里的花哨笔记本上“火红”得很呢，粗鄙化更多是以“文笔流畅”的语体作为承载的。
何 平：与对身体迷恋同时的是对口语的迷恋。关于口语、白话能不能入诗的问题从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引起争论，梅光迪说读胡适的诗歌如儿时听“莲花落”。当然文学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胡适选择的正确性，但口语也不一定就绝对带来好诗的结果，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口语自身的粗砺。周扬、郭沫若50年代末编的《红旗歌谣》有一首题目叫《一个红薯滚下波》的诗歌，“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的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你不能说这首诗的语言不口语吧，但它还是粗鄙。所以，“上半身”自有“上半身”的粗鄙，“下半身”自有“下半身”的粗鄙。
谢有顺：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一轮诗歌口语革命，最初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冲动。真正理解口语写作的人，就会知道，崇尚口语写作的诗人在面对朦胧诗人的语言遗产的时候，开始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经验和历史，不仅仅是类似“文革”那种专制、黑暗和荒谬的现实世界，除了这些，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敌人，那就是彻底僵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空洞化的语言世界。事实上，针对这种语言世界的革命，许多时候比面对现实世界的革命要困难得多。现实世界的悲剧是可以立即改变的，可语言世界的杂质却可能一直存留在我们的思维里。当代社会经过了一个长期政治化的过程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就是那种空洞的、政治化的、庞大的、激昂的语言风格极度泛滥，什么身体都给配上这种话语方式，写作上的人格分裂也就见怪不怪了。有些人的身体和性格，本来是脆弱的、胆怯的，甚至是猥琐的，但是，只要他一进入这套话语系统，他立刻会把自己假想成强大的人，语调也随之变得激昂起来，这个时候，他的表情是空洞的，千人一面的。这表明他的思维已经被那套话语系统所作用，他的语言世界已经有了固定的组词方式和表达单元，连语气也是有统一腔调的。这难道不是令人震惊的语言悲剧？由此可见，真正的诗歌革命决不是单纯的艺术层面的，它还牵涉到清理旧有的语言世界和思维习惯的问题。那么多人在语言中分裂了，如何使他们重新找到身体和语言的结合点？这是诗歌可以用力的地方。分裂是可怕的，但找不到弥合这一分裂的力量，将更可怕。我希望，来自语言对人的伤害，能由语言本身来抚慰。
何 平：应该看到现时代与对身体迷恋往往同时的是对口语的迷恋。关于口语、白话能不能入诗的问题从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引起争论，梅光迪说读胡适的诗歌如儿时听“莲花落”。当然文学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胡适选择的正确性，但口语也不一定就绝对带来好诗的结果，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口语自身的粗砺。周扬、郭沫若50年代末编的《红旗歌谣》有一首题目叫《一个红薯滚下波》的诗歌，“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的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你不能说这首诗的语言不口语吧，但它还是粗鄙。所以，“上半身”自有“上半身”的粗鄙，“下半身”自有“下半身”的粗鄙。
王素霞：“诗”的以后是什么？“诗”的空间何在？当我狂读了新世纪以来的相关诗作及部分诗评之后，心中留下了上述疑问。多日来，热闹的诗坛如潮水般映入我的眼帘，同时也激荡着我的心灵：“70后”的口语写作、“下半身”的美学宣言；网络诗歌的恶搞及各色诗人的口水“智斗”；微弱的底层呼声与“中产阶级趣味”的日益风弥……嘈杂而喧闹。许久没有关注诗了，似乎那个让自己痴迷的精神寄托已被切实的日常生活所遮蔽。每日的繁琐与忙碌早已将诗遗忘在心灵的“底层”。没想到，这一次关注，竟然发现，诗歌已经离我的心灵很远很远，而距离我的生活很近很近。它无时无刻不在诉说并呈现着一种生活的片断，一种瞬间的体验，而非对生命存在的久远而深刻的思索。我很慨叹“70后”、“80后”的率真与爽直，她（他）们对 “快乐”与“享受”过程的津津乐道，仿佛一面放大镜，细化并夸大了“身体”在碰撞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色细节、场景、遭遇、快感及欲望等。他们以一种平视的目光告诉你，这就是生活。这些诗追求的是一种“坚决的形而下姿态”，强调的是“诗歌写作的贴肉姿态，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肉体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沈浩波：《香臭自知——沈浩波访谈录》，《诗文本》2001。）“诗”由此成为展示身体行为而非灵魂律动的记录本。她（他）们将日常生活里很隐私的内容入诗，将琐细的身体变化与心理冲突入诗，将各式拼凑的语言插话入诗，说东道西，直言不讳。比如：莫小邪的《两不相欠》：“你用右手打了我的左脸/质问我是怎么勾搭上了陈洁安/那个陈洁安是个什么狗娘娘腔/一个耳光/一刀两断/两不相欠/从那天以后/我偶尔会月经不调/吃了不少盒益母草……不接你任何电话/不住在原来的家/不会再次爬上你那条船/是船不是床/从此像蒸发一样失踪/一直活到了现在”。女性身体的秘密毫无遮拦，袒荡赤裸，身体决定意志，决绝而不动摇。可是，读过大量此种类型的诗之后，不免发出疑问：“诗”可以如此写作吗？也许是我的浅薄，当我面对“70后”的小说时，我发现自己非常宽容，能够理解这样的表达，因为那是小说，它可以走近生活，走近日常，贴近形而下的“下半身”。因为小说本身可以并能够宽容各色人生画面的呈现，它的叙事包罗万象，随时都会向我们展示生活与艺术的多重可能与多样变化，这是小说叙事的自由与能耐。可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诗歌却散发着封闭与高贵相杂糅的艺术气息，“身体”并不能单纯地承担诗歌的叙事载体，它不应完全与各种生活保持“零度”间距，这就使诗歌产生了一个空间问题，即“诗”与“生活”的关系，诗人“身体”与诗歌的关系。从40年代末期的诗歌的大众化运动，到“大跃进”时期的“村村写诗”阶段，任何一次的诗歌普及运动的负面结果是，诗歌虽然距离生活近了，平民虽然可以写诗了，但诗歌本身却离艺术更远了，距离人的内心更远了，同时距离人对生活的思索也更远了。即使是现时代下在网络上风行的“废话派”诗、“垃圾诗”派、“梨花体”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诗歌“行为艺术”，同样都将“生活”与“诗”一体化并庸俗化，仿佛“诗”就是“生活”，“生活”也即是“诗”。“诗”来“诗”去，诗坛形成了目前看似热闹实则虚幻的“诗歌泡沫”。这与当今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对金钱交易的变相夸张描述；享受欲望、交易效益的生存哲学；民间经济力量的经济援助；网络媒介的虚拟与无名等等均促进了诗歌传播的无序化、碎片化、娱乐化与庸俗化。在此，诗歌与生活毫无间距可言：“你说要写当下处境我就细数日常的城市经验，你说要添加叙事性我就拉拉杂杂、；你说文本要有包容性我就拼凑各种语式、插话与言辞”。（姜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诗探索，1998，2）当诗歌无法表达或不尽人意地表达文化、传统、哲理的时候，当诗歌不能表达相应的人文精神、社会使命及对现实生活做出清醒的认识及批判的时候，如此热闹的“泡沫”于“诗”何用呢？
谢有顺：诗歌的革命，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新的语言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诗歌写作的难度——它既是精神的难度，也是语言的难度。难度意识可以使一个人谦卑，难度意识也可以使诗人的写作不再徘徊于自己的过去，而是会竭力寻求新的突破。诗歌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它还是一种精神、智慧和语言天才之间的较量。美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里说：“哲学家是精英中的一员，而诗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众人中的一人。”我想，“民主分子”说的是自由；“众人中的一人”，既可以理解为是诗人的平民性，也可以理解为是诗人的创造性——正是因为他的创造，他不再是“众人”，而成了“一人”。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诗人的精神身份的一种描述吧。只是，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身份的当代诗人太少了，所以，关于诗歌的恶作剧或者自我放纵，才会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此盛行。说句实话，我现在越来越厌倦这种诗歌风气。用语言来撒娇，或者用诗歌来写隐私，都是肤浅的诗歌行为，不值得惊奇了。诗歌发展到今天，应该出现一个更广大的整体性变革的图景。现在很多诗人在写作中打着个人经验的牌子，好像只要写了个人经验，就一定是好诗歌，这是误解。诗歌光有个人经验的摹写是不够的，它最重要的是要到达灵魂、直抵人心。不是说，诗歌不能写隐私，不能写私人经验，而是要看诗人写的是什么样的隐私和经验。前一段读到木心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木心说，什么是艺术？“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其实，诗歌又何尝不是“光明磊落的隐私”？“隐私”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光明磊落”强调的是经验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结合，才是诗歌的正途。今天，写隐私的诗人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诗人太少，为什么？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写作界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或者说，他的写作，缺少光明磊落的精神视野。因此，中国的诗歌，需要在精神上有一次整体性的大变化，一些局部性的修补或变革，意义已经不大。

三、诗坛的“无序狂欢”及诗人的“行为艺术”

张清华：关于最近沸沸扬扬的“恶搞事件”，坦率地说，我并不愿意提起这类事件。因为提起它，就意味着你有意无意地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炒作”，参与了制造事件，而这和我们谈论这件事情的意图正好是相反的。而且据网上普遍的说法，是“学院派的批评家一直对此失语”，别人既失语，我们也没有必要来“充大头”。不过当环境发生了变化，视而不见或闭目塞听也都不是一个诚实老实的态度。“学院派的批评家”这个词语里，似乎隐含了某种歧视性的含义，弦外之音无非是：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时事的反应能力，或者有想法也不敢于说，是些犬儒罢了。这倒也不错，虽然我个人还不敢自称是什么学院派的批评家，但我认为自己确实有类似的缺陷。我想，为什么大家会对此沉默？多数是因为对某些“网络暴民”（那些借助网络使用粗话骂人的人——姑且借用这种称呼）的恐惧，还有或许在初期认为这件事情本身与诗歌无关，只是一场游戏而已，不值得为它去招惹媒体和热心游戏的网民。但现在，我认为事情也许已经有了某种变化，应该有一点质疑和反思的声音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个人认为，赵丽华“被恶搞”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呢？是网络媒介形式对文学和诗歌的深度影响和改变，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文学和诗歌作为大众娱乐形式完全有可能”。在过去，虽然程度一直在加深，但总还是没有出现如此典型的“事件”，而这件事情中，各种“大众娱乐的要素”是俱全和典型的：一是有噱头，那就是“被搞者”有“围观”或者流言价值，因为她是一个女的，而且还是一个“女诗人”，一个“漂亮的女诗人”，一个“写另类诗歌的女诗人”，这样一个对象可以有充足的话题资源供媒介炒作，可以满足参与恶搞和围观者的想象和某些潜意识期待；其二，没有真正的“受害者”——“恶搞”的人发泄了他们的潜意识想象；观看恶搞的人欣赏到了一个特殊的热闹景观，有了饭桌上助兴佐餐的谈资；“被恶搞”的人呢，则在“受伤害”的同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点击率”和知名度……正所谓各取所需，各得好处；其三，借助这件事情，又满足了各种不同期待的人对“诗歌”的想象与趣味，使人们对“诗”、“诗人”、“女诗人”的理解与对“恶搞”、文字游戏、“行为艺术”等等的理解之间的界限含混化了。这几个要素和特点，可以说标志着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已摇身为现代的公众游戏文化娱乐的主角了。
施战军：从我接触到的情况看，诗歌和诗人比小说和小说家普遍更具表演欲，也许是机缘不巧，我曾屡次领略他们聚在一起的热闹，喜欢臧否人物，并乐于渲染传奇，特别是容易“圣化”某人与某诗，更容易贬损某人与某诗。互相攻讦、激愤易怒、夸耀艳遇。架式狂妄自大，却把不自然不自信暴露无遗，确实令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诗人的表演往往是他的诗歌表达的延续部分，但是一旦把“诗人”的表演倒置在作品之上，怪异的情形肯定就出现了——生怕人家不知道他写诗，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诗人，并觉得诗人拥有公共场所的特权，行为艺术的效果就会出现。在今天这个娱乐趣味制导的媒介时代，诗歌的形象被恶搞也是“诗人”突前的后果。
傅元峰：在任何文化废墟还没有凭借诗歌进入人们心灵世界的时候，诗人的“行为艺术”应该是孤绝的对时间的背叛，他不应该在文化潮流之中，而应用诗歌与现实的疏离特性远离时尚，尽到自己文化救赎的责任。但是，赤膊上阵的“诗人”们进行的屡次“行为艺术”加剧了精神倾覆的态势。由于长久的审美沦陷，公众不具有最起码的诗歌鉴赏能力。他们判定一个人是否是诗人，有两个标准：以诗行的形式写作的人，以及被他者认定为是诗人的人——如“梨花体”闹剧中所谓的“国家级诗人”。这样，他们就很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将诗人的桂冠戴在一个根本无法承载它的庸碌的脑袋上。诗人的称谓比作家的称谓还要泛滥，诗人身份认定的随意性和当代“诗人”审美操守、精神立场的丧失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看来，2006年度以诗歌或诗人之名兴起的喧闹，实质上对诗歌地理形成了致命的戕害。它们以狂欢的形式进一步遮蔽了本已潜在的诗歌现实，误导了公众的审美注意力。这种“无序狂欢”本身，更像是网络文化事故，与诗歌本身的相关性不大。如果说“诗人”与“诗坛”的这种公众印象对于当代诗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的话，那么，应该是，它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表明，诗人已经彻底分化为两个群体。甚嚣尘上的这个群体与沉潜于文化深层的那些未名者，具有难以沟通的隔阂。
谢有顺：美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里说：“哲学家是精英中的一员，而诗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众人中的一人。”我想，“民主分子”说的是自由；“众人中的一人”，既可以理解为是诗人的平民性，也可以理解为是诗人的创造性——正是因为他的创造，他不再是“众人”，而成了“一人”。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诗人的精神身份的一种描述吧。只是，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身份的当代诗人太少了，所以，关于诗歌的恶作剧或者自我放纵，才会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此盛行。说句实话，我现在越来越厌倦这种诗歌风气。用语言来撒娇，或者用诗歌来写隐私，都是肤浅的诗歌行为，不值得惊奇了。诗歌发展到今天，应该出现一个更广大的整体性变革的图景。现在很多诗人在写作中打着个人经验的牌子，好像只要写了个人经验，就一定是好诗歌，这是误解。诗歌光有个人经验的摹写是不够的，它最重要的是要到达灵魂、直抵人心。不是说，诗歌不能写隐私，不能写私人经验，而是要看诗人写的是什么样的隐私和经验。前一段读到木心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木心说，什么是艺术？“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其实，诗歌又何尝不是“光明磊落的隐私”？“隐私”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光明磊落”强调的是经验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结合，才是诗歌的正途。今天，写隐私的诗人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诗人太少，为什么？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写作界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或者说，他的写作，缺少光明磊落的精神视野。因此，中国的诗歌，需要在精神上有一次整体性的大变化，一些局部性的修补或变革，意义已经不大。
张清华：我觉得我们的诗歌正是在这样的地方走向了它最广大的“大众”，也走到了它的边界和尽头。这是一个事实，面对这个现实，我所感到是是茫然，是承认无能为力的茫然——没有虚妄的愤怒，也没有理由表现出滑稽的欢欣鼓舞。我想起的是美国的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对美国的大众娱乐文化的令人绝望的批评和理性而冷酷的预言，他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一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与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的情况当然和我们是不同的，他们没有“文化成为监狱”的危险，所以对“文化成为滑稽戏”便极为敏感和担忧，在我们这里刚刚经历了一个类似前者的时代，所以人们对文化的解放有着格外的饥渴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文化到了一个无限制游戏的地步，我们也不难看出另一形式的合谋，那就是，来自于主流与大众文化的一个共同信息就是：娱乐和游戏是无害的，而承担社会良知、表达责任、反思与批评的声音倒是危险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精神枯萎”的征兆和现实，我们时代真正的悲剧。
傅元峰：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必须在潜在写作的形式中与消费时代的时尚与公众目光保持疏离，孤立地以沦落的精神贵族的姿态追逐缪斯。很多诗人以广告人的心态制造诗派，形成自己的写作商标，并在其中获得名利价值。“他们”诗派的始作俑者，老先锋作家群体，都依靠1980年代积聚的文学影响获得了广告势能，一直将虚假的声名维持下来。这些作家和诗人们依靠庸碌的批评者和研究者对文学史权力的误用，持续占据文学精英的位置，维持并无本质区别的学院阐释与大众阅读。 “流派制造心态”是值得警惕的，因为，所有具有这种心态的诗人，都具有一种显然对诗歌发展不利的逻辑：诗人，或诗歌，必须以集束的力量轰击大众并引起注意。在这种广告逻辑中，很多诗人的行为惊世骇俗，但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将诗歌的绝无仅有的尊贵从悬崖推到深渊里去。当代诗人，和一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广告人的审美情愫过于重合，这使我深刻体悟到，诗歌形式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所在。他们就像迅速肥胖的身体一样，将很多很容易被忽视的东西充斥到生命印象中，并以狂欢的形式赋予人们超越的错觉。广告人，最先死去的物质主义时代的幽灵，盘旋在诗的上空，让我的对诗经验的发掘如此卑污不堪。

(未完待续)



本贴由诗歌大讲堂于2007年4月18日22:48:13在〖扬子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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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现时代诗歌的写作伦理(上) 张清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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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间传统、底层想像与中产阶级趣味

谢有顺：现在的诗歌也在制造热点，比如底层，好像也成了诗歌重返现实的救命稻草。我对这种伦理倾向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能说现在大家关注底层了，你也去逼着自己写底层，你对底层不熟悉，不做研究，写出来的，一定是虚假的，你那个底层关怀，可能也是冒充的；你的写作，还是要遵循自己心的指向。真正有心的写作，是写什么都可以体现关怀、表达灵魂的。最近一个在《中国青年报》做记者的朋友，把他做的韩少功的访谈，发到我信箱，我发现，韩少功对底层问题有很清醒的看法，他说：“一个好作家应该超越阶层身份局限，比如一个穷人作家，最好能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能囿于阶级仇恨；一个小资或大富的作家，最好能关注下层人的艰辛，不能止于阶级傲慢。这就是所谓大心。在当前社会等级制趋势严重的情况下，有些人因事立言，反对拜金附势之风，提倡关注底层，应该是一种有益的提醒。当然，底层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正如蔑视底层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从俄国文学的‘人民性’到中国的‘工农兵文艺’，好些底层文学也曾落入造神的陷阱。正如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很成问题的上层总是与很成问题的底层形成同构和共生的关系。因此，作家们关注底层，一要热情，二要冷峻，第三还要有写作的修养，不能把政治标签当饭吃。”韩少功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智者，他的一些思索，是很有价值的。确实，好的写作，永远是要超越阶级、超越身份、超越题材、甚至还要超越庸俗的道德和政治的，好的写作要有一颗“大心”。你若存着这么一个大心、真心，你的写作就会先感动自己，然后再感动更多的人。可是，现在的很多作家、诗人，他的写作不是为自己的心写的，他是为制造话题而写的，为一些假想的读者写的。这种诗歌的根本匮乏，是诗人们的感觉力在钝化——诗人们的心智死沉了、不活跃了，诗歌世界才变得僵化、单调的。
张清华：事情有些奇怪，也许世界确有一个天然的平衡规则，在狂欢和恶搞的时代，最强烈的精神伦理的呼声也浮出地表。这一年多来，在不同的媒体包括报纸、文学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出现了关于“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的问题持续讨论。当然说法是各种各样的，有没有意义呢？我认为仅仅当作一个“个别现象”来认识也许真的缺乏意义，甚至讨论“该不该有这样的写作”这类问题也显得很滑稽——这还用得着讨论吗？当然应该有，不但应该有，而且应该多多，有良知和技艺的诗人更应该多些这样的作品，历史上没有哪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曾关注底层或者具有底层的精神，作家和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站在弱者和底层人群一边，因为他们不但永远是大多数，而且永远是社会的牺牲者，难道不站在他们一边，倒去站在另一边，或者只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一边吗？
傅元峰：我想谈谈诗歌的民间存在。我觉得，关注它，比关注民间写作视角和诗人的民间情怀、写作视野更有价值。民间之与诗歌，最重要的意义不在写作层面，而在接受层面。由于对当代期刊诗歌承载能力的普遍怀疑，我在进行一种假设：应该有这样一些无名诗人，他们迷失于公众视野、以民间的生存方式存在。因而，我也幻想，在粗糙的诗史框架之外，在各种诗歌版图之外，存在一些尚待发掘的优秀诗作。我一直以为——对诗歌民刊和网络诗歌的初步发掘也加重了这种意识——当代诗歌存有一种迷失现象。当代诗歌迷失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诗人的民间隐匿，以及诗歌元素的流失。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潜在写作成为诗歌写作的主要呈现方式。“白洋淀诗群”和“贵州诗人群”的呈现方式是民间性的，他们引领当代诗歌接受进入民刊时代。然而，更富有想象力的假设是，在民间，存在一些聚落之外的个体行吟者。他们如果没有持续下来，并最终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发表他们的诗作，他们就永远被埋葬了。我注意到，在文学期刊对网络文本的普遍关注态势下，一些刊物，如《上海文学》，正在有意识地进行诗歌民刊的发掘，让部分民间诗歌在主流的包容限度内浮出水面。但对于广袤的民间诗歌丛林来说，这种期刊行为仅具有极稀薄的实验意义。
张清华：我觉得单就概念来讲，应该统称“关注底层的写作”。“打工诗歌”的概念是不确切的，它容易把复杂的命题简单化、媒体化。它的两个限制条件是：要么作者是一个打工者，要么其诗歌是直接书写和关注打工者生活的。这当然是关注底层的内容之一，但仅限于此，便又显得狭义和单薄了。相比之下，前者是比较丰富和有弹性的一个词语，它脱出了符号化的理解范围，使底层精神不仅仅限于作者或者被关注者的身份。许多人对“关注底层写作”是冷嘲热讽的，认为底层的人民实际根本看不到、也不需要这样的诗歌，而写作这种诗歌的人是借助特殊的炒作来谋利等等。我不否认，有的写作者确有利益或“市场份额”的考虑，但这么广大范围内的一个有持续热度的表达和讨论，一定有来自公共空间的集体意志。是现实中太多的苦难和泪水，太多的不公正和困境，太多的激愤和悲悯情绪，需要人们来体察、需要写作者用更便捷和强有力的方式来传达，来回应。从这个角度看，似乎网络与大众媒介又显出了它的积极的一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传达这种社会良知与呼声的平台。
何 平：关于“底层”和“草根”，沈浩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要思考的是，是不是他写《朋友妻》、《挂牌女郎》、《做爱与失语症》就低级趣味，而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是夫》、写《文楼村纪事》就脱离了低级趣味？我们在欢呼一个草根、底层写作时代来临的时候，是不是又在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假借“人民”、“现实关怀”这些大词谋取自己私利？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警惕。“人民”不是诗人的一声叹息和一声撒娇就能说清楚的！草根不草根底层不底层，我以为既要看诗人的“上半身”也要看他的“下半身”，既要看他的温度也要看他的硬度。所以，不管沈浩波怎样回避“下半身”的“上半身”，我还是在他的下半身的性快感里读到上半身的清楚明白，不信的话可以去读他的《关于卫慧》。所以，“下半身”在“下半身”写作的时候还蛮有荣辱观和羞耻心的。而写《文楼村纪事》这些诗的时候同样他“下半身”对世界有着更质感肉感的介入。“底层”不能止于想象，止于想象的“底层”，不过是传统悯农诗的现代版，而且，我看现时代有的诗人连悯农的层次都很难达到，在他们的笔下所谓的底层不过是在城市楼头的精神自慰。
张清华：前年和去年我都谈到中产阶级趣味的问题。为什么谈中产趣味？因为它也和诗歌的伦理担承有关系，其实反对关注底层的那些人，有很大一部分所沉湎的，无非是一种可怜和可鄙的中产阶级情调。这个说法当然也有“扣帽子”的嫌疑，但确实在这些年中，相当一部分已成名的诗人，还有一部分自称“民间”的诗人，过分留恋于90年代以来的“成功经验”，他们深陷于自己的“个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样一种小格局，假装高雅或者反高雅，叙述着他们无聊的、自大自恋而虚张声势的私人生活，复制着它们的某些不无“捷径”意图的观念，为自己谋取利益与名声。他们基本上将自己封闭在“成功者”的个人经验世界中，而无视这时代的社会分化、精神裂缝、底层苦难、道德崩毁，作为社会财富增长和GDP神话的受益者，他们的生活已经与此完全没有关系。仅仅从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来看，从社会的复杂现实来看，他们的做法就是应该受到抨击和反对的。
施战军：确实有这样一种情况，诗人未必是中产分子，“趣味”却“提升”到了“中产”的自我感觉。他们的想象方式和语气离“贵族”和“底层”似乎都不远，都够得着，该表达所谓“情怀”的时候，就可以观摩一回感慨几行，向上可以骂两句向下可以叹两声，中间这一带就是没边没沿的自我欣赏。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具有这种趣味的群体，借助社会身份几乎控制着诗歌导向的权柄，他们发言，他们示范，他们被称为“专家”和“名家”。由此逐渐要形成“中产趣味”对诗歌场的“伦理遮蔽”的趋势。
张清华：但这显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中产阶级趣味”应该如何界定？我想引用美国人丹尼尔·贝尔的话来概括，并借以说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产阶级趣味”（middlebrow）的警惕是有说服力的，贝尔指出：“激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从广大的范围发动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攻击。在严肃批评家看来，真正的敌人，即最坏的赝品（kitsch），不是汪洋大海般的低劣艺术垃圾，而是中产趣味的文化，或沿用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贴的标签，即“中产崇拜”（midcult）。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但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贝尔说这番话是针对着1950年代的美国的，这是美国中产阶级“日益丰裕”的一个时代。而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也已经界临了这样一个时代。对于诗歌解来说，我想这个中产阶级趣味大致涵盖了这样一些特征：一是冷漠，一种假的纯粹和虚伪的超脱。冷漠其实是艺术的真正敌人，冷漠的假象是平静、超然、成熟、是温文尔雅和波澜不惊；而其实质则是空洞、飘浮、拒绝和无所作为，是物质的富有带来的相应的精神贫困。其二，是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这个问题和前者也密切相连，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心态，使得这些写作者与真正的“现实”之间产生了空前的隔膜。他们几乎是生活在自大和自我的幻觉之中，热中兜售其个人生活细节和潜意识活动，拒绝与公共记忆、公共经验相沟通。其三，便是无节制的“叙事”——请注意，我说的是“无节制”，是那些无端地滥用和“玩叙事”的现象，这也和上述问题相关。因为情感的匮乏和冷漠，因为病态和畸形的自恋，导致了“叙私己之事”的泛滥。这是造成现今诗歌写作中个性逐渐消弭、互相模仿和千篇一律的病根之一。
施战军：不管是什么样的趣味，也无论关注哪一层，核心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一颗对人生基本的处境满含善感和善意的本心，他的表达是否出自本心。故作姿态的东西够多了，既不启思益智又不好看好玩，不咸不淡、不伦不类，没有传承更没有精神指向的“我我我”泛滥成灾，对身处其中的生活缺乏担当之念和探秘之心，哪会有什么“主义”可言，更哪有什么“伦理”可讲？其实这时代每个层面都有精神困境，能够探知这个困境的样态，并诚实地表述出来，做一个时代的知情者，就是在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负责，不在于调子被拔得多高、立场被宣示得多正确。
张清华：我们应该感到惊心：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集体完成在经济地位上的“中产阶级化”，却早早地实现了在精神和文化趣味上的中产阶级化，真是殊为可悲。西方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站在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但他们何曾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来表达过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艺术趣味？就连巴尔扎克这样的政治上的保皇党人，不也因为在艺术上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而超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吗——所谓“现实主义”的原则，还不如说是其站在底层社会的立场上的原则。西方的知识分子几百年来一直在为着社会公正、为着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反思和自剖而不屈不挠地努力，而今天中国的诗人们，却早已开始变态地欣赏和夸耀自己的那贫瘠而无聊的“私人生活”。
谢有顺：诗歌有时并不需要多少勇士，它需要的反而是笨拙、诚实、坚韧、甚至饱含泪水的感觉主义者，需要有一颗广阔、仁慈的心，来守护生活中还残存的希望和梦想。古老的同情心需要复活，精细、严实的写作技艺要再次得到尊重。写作是一种需要耐心的精神事业，没有耐心，我们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个时代的心灵到底发生了哪些细微的变化。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这个时代的诗人，根本没有耐心停下来倾听一个老人的呢喃，或者看一眼现在农村的庄稼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很多的诗人，都在进行一种抽象的写作，这种写作根本不和当下的具体生活发生联系。他们所书写的民工，除了在流水线上做苦工、或者在脚手架上准备跳楼以威胁厂方发放工资之外，并没有自己的欢乐或理想；他们笔下的农民，除了愚蠢和恶俗之外，似乎也没享受过温暖的爱情、亲情；他们作品中的都市男女，除了喝咖啡和做爱之外，似乎不要上班或回家的。一种远离地面、远离生活现场的抽象写作，正在成为新的潜规则，很多诗人都像有默契似的，不约而同地把世界简单化、概念化。对生活的简化，就是对生活的遗忘，同时也是向生活说谎。现在很多人不都在写底层么，我想，不久之后，真正的底层就会被人遗忘。在那些声嘶力竭的底层书写中，真正的底层本来就处于沉默之中，现在又形成了固定的底层关怀模式，谁还会对那些在街边洗澡和睡觉的底层劳动者投去关注的目光呢？很多诗人关注的不过是观念上的底层，不过是媒体报道出来的那个底层罢了，他们的底层叙事，和身边真实存在的民工或上访者，其实没有多少关系。因此，今天的诗歌在写到底层时，需要脱离这些既定的观念，对真实的底层生活作更多的研究和调查，并且需要诗人们对这种生活获得更丰富的感觉和想象。

五、重新回到诗歌本身

施战军：所谓“礼失求诸野”。不过民间和大众，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富于诗意。诗歌窜到大众电媒的裸奔趣味的前台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诗歌的身份与诗人的命题靠什么来界定？归根结底是要用匹配于诗的本原要求的作品来解决。
何 平：诗歌在世纪之交如同飞速旋转的陀螺，好勇斗狠，凌厉尖锐。到现在的2006年，似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减速。现在问题是面对现时代的诗歌我们要警惕的是过于一致的同质化趋势。这种感觉当我读完《天涯》今年第四期的21世纪诗歌精选更明显了。这个选辑了王家新的《晚景》和于坚的《往事二三》。我不知道这是期刊编辑者选择的结果，还是他们现在真实的写作状态。与诗人普遍减速同时的是诗歌写作队伍的减员，网络、民刊上的陌生面孔少了，那个新人辈出的诗江湖时代惘然前朝旧事。更多的减员是看客的散去，当时他们不过是嗅着荷尔蒙的气味来的，倒不是对诗歌有多关心。当然如果又有了什么动静，比如诗人把裤子脱了，比如那个梨花诗了，他们又会在肥沃的网络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对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这些，那么我以为文字的“一把好乳”是很难和二月丫头的“胸器”、芙蓉姐姐的一把肥腰匹敌的。减法的工作现在也有一些人认真的在做，应该说这个工作可以让我们把现时代的诗歌现场看得更清楚，比如“非非”减去周伦佑得出杨黎等，或者是“非非”减去杨黎等得出其他；比如60年代减去“第三代诗人”得出“中间代”等。其实，“减”的过程是一个诗歌不断自觉的过程，“减”到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从“一”开始，诗人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
谢有顺：诗歌如何回到自身，如何走出困境，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强调一个诗人的精神原产地。黄礼孩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在省略了身份，省略了祖籍，省略了故乡的今天，在身心日渐凋落的时候，在你无法把身体安放在哪里时，回到出生地，寻找适合自己进入和表达的地方，寻找更自由的呼吸和从容，肯定是写作上的一次再启程。”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其实都急需这样一次的重新扎根，这样一次的再启程。因为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由于急剧的社会革命，多数人迷信“生活在别处”，很多的作家，把抛弃故乡当作了潜在的写作背景。尤其是对传统中国的深刻怀疑，导致很多作家几乎都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对故乡已经不信任了，他们都有离开故乡、到远方去的写作冲动——这种写作情怀，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日，抛弃故乡的写作依然是主流。这甚至导致了一种新的写作殖民主义的出现。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这恐怕是当今社会最需要警惕的写作潮流。比如，现在很多年青作家，大量写到了城市生活中奢华的一面，喝咖啡，泡吧，逛高级商场，穿名牌，到世界各地游历，等等，这种生活不是不能写，可是，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若干年后，读者（或者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青人都在泡吧，都在喝咖啡，都在穿名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这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这种写作的殖民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非常严峻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如今消费文化作主导的文学传播中，有购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可能只关心这样一类奢华生活的故事，以为这就是现代化，这就是美好的未来，而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王素霞：其实，看似虚张的诗歌声势暴露着一个潜伏着的问题，即“诗歌写作”与“写作诗歌”的空间张力。当下诗歌的发表与传播、批评与反馈等不同的写作空间在无限期地扩大，诗人自觉的写作热情也在不同程度地扩张，但诗歌写作本原的问题却秘而不宣。世俗化的内容侵入了诗歌的领域，诗歌标准、写作难度与批评准则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当诗歌美学与诗歌伦理下滑的时候，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何种诗歌？诗歌为何而存在？面对日常现实，我们诗歌的诗性与诗艺又该如何表现？当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候，拯救诗歌伦理是否应该浮出海面？诗人清醒的现代意识与反叛精神是否能够继续沿续？我们未来的诗将要向何处发展？“诗”要回归于自身及心灵，还是回归于生活及所袒露的身体？“诗”的以后还会是“诗”吗？当我思考这类问题的时候，在我心里实际上已经有了些微的认识。“诗歌写作”有着自己的自由空间。“诗”的自由是“诗歌”本身所呈现给我们的一种灵魂的力量，它不受各种因素的控制或制约，也不是诗人能够自我命名的结果。因此，还原诗歌，回归诗歌可能是最好的出路。解开绑缚在诗歌身上的所谓“生活”、“底层”、“平民”、“普及”“身体”“日常”等等各种各样的概念或命名，同时也脱离政府扶持或民间资助等令诗歌汗颜的干预，要让“诗”及诗人有一个自由及宽容的诗歌写作空间，也许会有可能出现伟大的诗作。这里，“道义”或“良知”可能是起码的写作底线，因为一个诗人，他并非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为自己而存在。他所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及存在。他的思考穿越了其目光所能抵达的此在。
傅元峰：在当代诗歌现实中提“重新回到诗歌本身”，就不得不来到原初的诗歌追问中，面对一些这个传统优越的诗歌国度至今在理论上没有彻底回答的问题。什么是诗人？什么是诗歌？现代汉语诗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语言问题，它所具有的危机不是形式美学的建设所能改变的。即使在存有争议的译诗中，也能够频繁地发现一些能够使我们迷醉的佳作。然而，这种发现在历史短促而作品浩淼的现代汉诗中极其稀少。译诗中穿越诗歌物质外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诗人在他（她）的经验、文化以及情感的积累和表达中以形成的浓郁的诗人气质，是包含了崇高、优雅、智慧等基本审美元素的诗人风格。2006年于公开刊物发表的诗歌，整体读来，佳作极少。这些诗作来自不同年龄和地域、具有不同审美倾向的当代诗人，但是，有些总体的趋同性：这些诗制造的大量的诗歌意象都没有回味隽永的意蕴，明朗者多为直白的情绪，晦涩者则充溢矫情，诗行里包含有粗劣的斧凿痕迹。
何 平：回过头看，现时代的诗歌书写中的论争有许多东西很常识。回到诗歌本身，我以为一首诗歌的生产应该包含这些因素：诗人，当然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有思考和批判能力，有着汗味和血性的诗人。词，汉字。物，诗人所置身的世界，当然有底层、也有中层和上层，有草根，也有茎叶和花果。诗人、词与物之间的运行通畅了，好诗才有可能出现。然后是读者。说到读者，传媒和信息时代，他们是一群更加朝三暮四的人，他们的喧闹常常会让诗人“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因此，时代不同了，坐等或者指望诗歌生态有什么好转可能很难。但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便你影响不到世界，其实也很难去影响，那么，就应该保持你的自律和限度。说到底，这样的自律和限度就是精神价值和道义担当的诗歌写作伦理底线。在这里，诗歌和诗人会发生分野。因此，在现时代有着自己精神价值和道义担当诉求的诗人应该抱有自己的理想。至于他人的自恋和放纵，放声歌唱就让他们唱，写国真、慕容式的风花雪月就让他们的写吧，在网络上写诗，总比埋头打游戏强吧。至于那些动不动就把女人摁倒的网络流氓，只要不到街头行凶，由他们去吧，相信他们也会有疲软的时候。
傅元峰：回到诗歌本身的提法指向一个动态的诗歌读写过程。由于写汉诗的人，诗匠居多，诗人极少，这种提法具有现实意义。“重新回到诗歌本身”，必然包含有诗人精神回归和诗歌美学回归这两个内容。现代汉语诗歌实验型写作，流派或群体们所倡导的诗歌观念，往往仅有建筑形式的探索，诗评者过多关注诗歌表层的美学原则，忽略了精神养成。所以，中国当代汉语诗歌，青春写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诗歌现实。在中国，大多诗人的好诗一过性地出现他们诗歌生命的年轻阶段。依靠生命、依靠本能写作，缺少文化积累和文明底蕴，缺乏审美的博雅和风格的相对恒定，这些特性是当代汉诗最致命的症结所在。诗歌的文体意识淡薄、肤浅，诗人身份意识不浓，缺乏精神操守和审美责任担当，在这样的情境下，无论居于公众传媒和民间帮会，“诗人”大多以树立旗号、张扬自我的方式进行病态的个性放大，将青春和浅薄的生命体验用诗的形式咀嚼，吐出意象的残渣。这种远离诗歌本性的写作行为正充斥中国大陆各种诗歌载体，呈现出一个深度物质化的诗歌图景。回到诗歌，需要耐心的精神引领，需要诗美的审美启蒙，需要不懈的追索和试验。因为，我们要回去的那个目标，和失踪的当代诗歌线索一样，迷失在我们的诗歌意识中。要明晰回归目标，并制订回归的路线图，必须对民间、传统、西方等诗歌因素进行慎重的理论梳理，它们都是不可忽略的标识。另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回到诗歌本身，必须恢复诗歌精神和审美两个层面的对物质现实的超越性，救诗歌于鄙俗的物质泥淖。
王素霞：我很喜欢多多的《我读着》：“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父亲/我读着他的头发/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还有他的的蹄子，被鞋带绊着/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我读到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我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当我就要变成伦敦中的一条石凳/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这里，父亲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中穿行，在“我”的目光里永生；而“我”则在生命的另一处轮回。对诗最好的阐释也许就是不解说。但我还是想说，此时，诗人的思绪已越过他的目光奔涌在对人类繁衍存在的历史档案中。这既是个体对生命的追求，也是诗人对人类存在的思索。目光飘越并洞穿了历史。
谢有顺：今天的诗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而从来没有想过，诗人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用鼻子写作、用眼睛写作的。诗人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还有心肠；诗人只想到自己有手，没想到自己也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好的写作，绝对不仅是头脑和手的合作，而更应是头脑和心肠的写作，并且要调动起全身所有的器官，让它们都参与到写作中来，这样创造的文学世界，才会是生动的、丰富的。前不久，我在一个会议上感慨说，我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今天的诗人都耽于幻想，热衷虚构，惟独不会看，不会听，不会闻；他们的世界是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这个感受，我去年八月到乡下小住时，尤其强烈。我本是来自农村的，可这些年在城里工作之后，每次回乡下，都匆匆忙忙，早已丧失了很多乡村特有的经验和感受力。去年八月，我到福州旁边的永泰县一个朋友家小住。那个地方是一个优美、安静的村庄，海拔不低，所以即便是酷暑，睡觉的时候也要盖棉被。一天傍晚，我吃完饭，坐在朋友的家门口，看着夜幕一点点降临，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十多年没有真正感受过什么叫黄昏、什么叫凌晨了！以前在城里，天还没黑，所有的灯就亮起来了，夜幕一点点吞噬世界的情景，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你也根本没有机会感受晨曦一点点将万物显露出来的过程。现在的都市人，普遍过着没有黄昏、也没有凌晨的日子。我们的生活，似乎和自然、和大地是没有关系的。这也就难怪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不生动了。可是，我们看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是睁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也是竖起来的。你在他的作品中，会读到丰富的感受，有很多细微的声响，也有斑斓灿烂的颜色。
王素霞：我非常赞同张清华教授对拯救诗歌伦理的叙述。他说：“伦理的浮出和震撼力不仅表现在一般道义的层面上，同时还表现为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形态——对‘时代’的与生俱来的背弃和没来由的抨击，对文明的异化和人性之沦丧的绝望与忧患。”他举出丁成的一首《2004悼词》，将这一年中人类所经受的海啸、战争、瘟役，种种已知和未知的灾难，极具想象力地粘合在一起，汇聚成一个悲怆而荒诞的时间叙事：“光从高处撒下来。垂直升起的烟柱在雪地上/投下孱弱的阴影。电话的盲音久久回荡/像葬礼上空的哀乐……/一群越冬的鸟，从一侧附冲而下/像占卜者一样，翅膀扑腾之间/将时间远远地拽进一本崭新的日历/不可预知的灾难或者幸福像幽灵一样/深深地隐藏着……”他分析说，这是一首“关于人类文明的抒情诗”，是一种寓言性的或者预言性的大悲剧的叙事。这是我们所缺少的，它是对那种光明、胜利、成功、进步的盲目乐观的权力叙事的有力矫正，这就是诗人的责任与诗歌伦理。（张清华：《新世纪诗歌：格局、问题与趋势》）这里，伦理已不再只是简单的记录生活，诗人以隐喻的形式向既有的存在处境发出质疑。所有的意象都有了极其深刻的象征内涵。拯救伦理意识，也许也就拯救了诗歌。我想用哑默的长诗《飘散的土地》中的几句诗，表达自己对诗歌的渴求与希冀：“走进土地的长眠中/我是它一个个苦涩的梦境，我是梦里的眼泪和抽泣/固结在东方”
施战军：对传统声嘶力竭的反对声浪往往来自诗歌界，我觉得尽管我们无法回到传统的语式和传统的抒情方式，但诗必须正视传统的存在，这个传统绝不仅仅是文言古体诗，还包括西方文学为我们提供的诗学传统。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强调创作对古典传统必须有所敬畏和承接，他不满创作界只读上一代人的作品。可是，我们看到的普遍取向是诗歌界的青年们在口头上不断地打倒前辈，而传统营养更是严重匮乏。有些诗人也喜欢了解中西诗人，可是往往更愿意模仿生活恶习。诗作根基如果太浅太薄，总是摇摇晃晃的醉汉样子，必然影响诗歌的雅观，雅量便更是无从说起了。
谢有顺：我渴望重新看到一个感官活跃、胸襟宽广、精神扎根、同情心复活的文学世界。一个诗人，如果没有灵魂扎根的地方，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我们需要张扬一种使灵魂扎根的写作，一种有根、有精神来源的写作，这样的写作，使我们读了一首诗之后，会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也知道诗人的这种感受是在哪里扎根的，这比书斋里的苍白想象要有力得多。当乏力、贫血的纸上文学遍地，我尤为看重诗歌中那种粗砺、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因为文学是有出生地的，诗人是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的。


张清华：我必须再次说明，我们在此强调诗歌写作的伦理，不是像有的粗暴和专制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以所谓的“道德优势”来压制诗歌的一般规则和艺术标准。这早已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年代，在诗人摆脱了政治管束的年代，还有没有需要自觉和自动担承的社会职责？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在我看来，也许从来就不存在去掉了社会职责、精神良知而单独存在的所谓“诗艺”。在一个到处充满着苦难和不公正的时代里，只有那些浅薄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拥护者，才会反对对“写作伦理”的强调。难道强调了诗歌的写作伦理与道义担承，会必然降低诗艺？难道只有无视底层生存的人才是真诚的人和不虚伪的写作？谁规定没有“底层身份”的写作者就不能关注底层？关注底层就必须是底层生活的主体？如果真的底层人民是不需要这样的“虚伪的写作”、而人民自己又无写作可能的话，那么社会还有谁来关注他们？难道一个没有人关注底层与社会正义的社会，才是诚实和不虚伪的社会？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施战军：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傅元峰：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何 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王素霞：深圳大学留学生部副教授

（此文已发表在《钟山》2007年第2期）


本贴由诗歌大讲堂于2007年4月18日22:49:26在〖扬子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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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对话]现时代诗歌的写作伦理(上) 张清华等】是诗歌大讲堂在2007年4月18日22:48:13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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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石生创作谈：我要看到地球的下半身 第13楼
用户名: 中国垃圾派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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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5-06 09:26:06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创作谈：我要看到地球的下半身

　　以上是我2007年以来，陆陆续续写的一些诗歌。其间因为工作忙，曾经中断过一阵子。虽然是中断，但是从未中断过思考。

　　我本身是学工科的，吃饭的职业也是自己的本行。在所有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中，我总是自觉不知觉地去除掉人的因素，而去观察这个世界本身。真的，真实的存在往往还未留给我们喘息的抒情机会，它就已经在嘲笑我们自己了。在这些思考中，我不得不提到诗人徐慢。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边喝酒边谈天论地，从古到今，从历史到文化，从政治到哲学，从人类到动物，从地球到宇宙，当然也谈到中国的现状与危机。在所有谈论话题已经无路可退的时候，我们只是谈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本身，最后再来谈诗歌和写作。我们都不得不无奈地认为，还是努力活着吧，多赚钱，多行乐，真放不下去的时候，再去利用汉语写作。但不管如何，不要停止对这个世界的审视。

　　其中我们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撕掉自己的面具和虚伪，不管别人怎样，自己首先要脱光自己的衣服，钻到最深的泥土中去，能把自己放多低就放多低，不要再去想着诗人的虚名。和同时代的人有什么可比的，要比就和整个汉语比，和自己的头颅比，和在此之前的所有人类文化去比，要去认识真正的人类和人性，而又不仅仅是文字上的。

基于这些思想，这几天陆陆续续写了一些东西。人就这么奇怪，当你真想有意去操纵文字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些发虚。我能做到吗，这样就行吗，一点偏差都不会出现吗？再想想很多年来的写作，曾经的自满和虚荣，真是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是，我又不得不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哪怕我做了语言的暴君，我还是得鼓起勇气把自己所想的写出来。正如你看到，就是以上的那些东西。不过，因为时间跨度大，难免不是那么纯粹。

当我的东西在诗歌报论坛贴出的时候，一位斑竹十鼓在回帖中这样说道：在熟视无睹的生存环境内你看到了“潜规则”！带有下半身的创作意识。另我觉得第二首的后一句一定要如此吗？如果换掉那个词怎么样？也许你是以这个来强调吗？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确实，下半身或者垃圾派对当今诗歌写作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不管你是赞同或是反对，至少让写作者们记住了他们和他们的方式。但是，我可以说，下半身或者垃圾派都将只是汉语诗歌写作的一个过渡，就像之前的朦胧诗。不管垃圾派如何声称自己在不断前进，但是他们无法走得更远。这里面，对此时的人或者人性进行现场的演绎，虽然本身比之前的诗歌写作是进步的，是紧跟时代需要的，但是，如果一味把目光盯在人的下或者人性的下，还只是一味纠缠在事件或者真相上面，我不能不说，都还犯有相当的思想幼稚病，到最后恐怕都要沦为简单的抒情。因为世界的本质不是这样，它不是人类本身所能决定的，不管你挖掘了多少人的美或丑，这都还是物质世界的一小部分。人性符合人，但是人要符合什么，这才是更大的问题。就算是上升到哲学或者宗教，人类智慧的前沿，可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最终结局不是人类的，不是地球的，不是太阳系的，当然就更不可能是人类的哲学或者宗教的。人类在认识自身或者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往往会想当然地把自己当作主宰。这是十分傲慢和粗暴的。总之记住，关于人的一切，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终的问题，下半身或者垃圾派把汉语诗歌引入到原始词义和真实世界，这是有功的。但是如果仅就如此，还只把目光盯在现在盯的那些地方，势必将成为汉语诗歌的绊脚石，就像你们之前所嘲笑的那些人一样。还是向这个物质世界或者自然科学多多学习吧。科学并不完全可靠，但是科学发展到今天，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而诗歌呢？诗歌只是人类尚在迷途中的符号学和表达学。它们是那么哀伤和悲怆。或许有一天，当人类真正明白了整个宇宙，或者亡于途中。诗歌自此也将消亡。

　　说完这些，连我自己也会觉得：那你还写诗歌做甚？是的，还再为何而写作呢？这就是我和诗人徐慢对话之后，我所想到的，徐慢从人类世界中发现了“活塞”本质，认为我们都是变种和怪胎。但是我却要说，就算你发现了人类正处于“活塞”之中，发现我们都是变种和怪胎，这一切都被你发现。但是，然后呢？宇宙还在运转，在宇宙的小小角落，地球之上，人类还要生存，还要传承和繁衍下去，此时的“我”，我将何为？完全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吗，是垮掉的，田园的，是下半身或者垃圾派的那个样子吗？一定还存在另外的一些方式。而我所想到的，就是作为个体的人，你首先要明白起来，明白现实与困境，明白因果、然与所以然，明白物质世界的微观与宏观，明白下半身的物种特性、明白垃圾的熵递增原理，然后胸有成竹、理直气壮地做个真正的自己，做到智性和洒脱，做到物我相合。除非是又一次遇到人类文明的大倒退，尽量不要变成缩头乌龟、傻瓜和痴呆。人类文明的车轮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这其间，践踏和蹂躏了多少蠢人和智者。它有自身规律，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的任何文化或者具体写作，都将是在认识诸多本质的前提下，对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延续提供非物质支撑。这也正是我的诗歌写作所要努力靠近的方向。

　　当然，说那么大也没用。只是当我看到十鼓说到下半身，我承认我的某些方法或许与之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我还是想为自己做起码的辩解。我的绝对不是下半身的，也不是垃圾派的，这里面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就算是下半身或者垃圾派，我看到的不是人的下半身或者人产生的垃圾，我看到的是地球的下半身以及地球产生的垃圾。

　　仅当作创作谈。也许有一天，我连这些也都不想辩解了，我就真的成熟了。

2007-5-6 凌晨


本贴由石生于2007年5月06日03:46:39在〖北京评论〗发表
发帖人 主题:  斯如：“垃圾派”诞生的那一刻！ 第14楼
用户名: 中国垃圾派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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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6-22 08:32:13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垃圾派”诞生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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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派”诞生于2003年3月15日。这一天，诗人皮旦借“老头子”之名，在稍早就已运行的《北京评论》诗歌论坛上明确提出了“垃圾派”的概念。此后，“垃圾派”便以《北京评论》为大本营，开始演绎一种全新的名符其实的网络诗歌发展模式。该诗派并不特别注重纸质民刊的出版，也不在乎能否得到其他纸质媒介和文学体制的认同，而是一心一意致力于网络诗歌创生可能性的开掘，通过诸如制作、发布流派网页、网刊、增刊、个人电子文集、论战风云录、北评人物排行榜和中国诗歌垃圾榜等多种形式来建构自己的实绩和信心。因为这个原因，《北京评论》也就同时具备了网络诗歌论坛所特有的开放性和“抗震”能力：一方面，出入于该论坛的“垃圾派”诗人，其构成极为复杂，可谓三教九流、泥沙俱下，“垃圾派”的成长也因此显得起伏不定，离合无常。例如，2004年6月，部分“垃圾派”诗人曾一度宣布退出“垃圾派”，新辟“垃圾运动”。另一方面，“垃圾派”在创立后不久还曾数度发起过针对“下半身”和“第三条道路”的激烈论战，或与此相关，《北京评论》曾多次遭遇到网络黑客的攻击。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垃圾派”却能够紧随网络的扩张而不断分蘖、壮大，一大批诗坛怪杰如皮旦、徐乡愁、管党生、余毒、乔牧、杨春光、李磊、小月亮、虚云子、阳明明、力比多、蓝蝴蝶紫丁香、丁目、赵造、一空、典裘沽酒、凡斯、底里、张玉明、陈衍强、管上、野狼、温永琪、仆固怀恩、衣水、刘雯等也得以脱颖而出。可以认为，是网络成就了“垃圾派”的“盛名”。而作为网络的受益者，“垃圾派”诗人则也懂得“知恩图报”，他们以各种风格卓异的“垃圾写作”，将新世纪诗歌话语革命推到了一个向死而生的转折点上。

将诗歌写作倾向自我命名为“垃圾派”，乍一听来，肯定比“下半身”要哗众取宠得多。“垃圾”这个词，很吊诡，悖谬中隐含着诡辩的成分。除非它被用来形容末流诗人的平庸伪劣之作，或是末流诗人拿他来替自己的平庸伪劣之作做开解——“是的，我写的就是垃圾，或许你还不配呢”——否则，人们很难将它和诗歌连在一起。果真属于这种情形，倒不值得计较。但是，如果说新世纪已经有人将“垃圾写作”视为诗歌写作的本义，那就不再是耸人听闻，而是骇人听闻了。徐乡愁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垃圾场，你想掩盖是掩盖不了的。我们就是要大搞诗坛的‘脏’、‘乱’、‘差’，我们就是要把丑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就是要把你身上的屎尿屁（包括我自己的）抠出来挤出来暴一暴光” 。皮旦甚至宣称：“垃圾派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人生态度”，“现代主义诗歌顺理成章发展的话，应该有个垃圾派”，所以，“垃圾派”的到来已是当代先锋诗歌的大势所趋，而“垃圾派如果无意中吞没了你，你不要惊慌，那是你的福” 。为了强化“垃圾派”出场的喜剧效果，皮旦还专门设计出二十五条口号，如“一人垃圾，全家光荣”、“只要再向下一米，你就从敌占区（下半身）来到了解放区（垃圾派）” 等。必须承认，汹涌而来的“垃圾派”因为有着系统的强悍的诗学主张和超常的策划水平而在当代诗坛产生了地震或核爆炸式的冲击力量——而在某些人眼里，这种力量却构成了对诗歌“贞洁的定义”的羞辱。


本贴由斯如于2007年6月22日01:25:53在〖北京评论〗发表
发帖人 主题:  《今日先锋14》目录（主要内容包括垃圾派理论和垃圾派诗选） 第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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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先锋14》目录（主要内容包括垃圾派理论和垃圾派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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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贴由值班于2007年8月06日18:22:50在〖北京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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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赵晓虎《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一） 第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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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08 10:50:08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查看ip] [加入黑名单]
《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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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
（1976——2007）
目 录

第一章 天安门诗歌运动
第一节 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写作
第二节 天安门诗歌运动
一、“四五”诗歌运动的历史还原
二、“四五 ”天安门诗歌的文本特征
三、争论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第二章 归来的歌
第一节 概 述
第二节 “七月诗群”的诗歌
第三节 “九叶诗群”的诗歌
第四节 “壮岁归来”的诗人群
第五节 连接两个时期的诗人
第六节 在积蓄中喷发
第七节 “传统”的延伸与深化
第八节 “新边塞诗”派
第三章 朦胧诗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地下知青诗歌写作
一 白洋淀诗群
二 芒克、多多的地下诗歌写作
三 平民诗人郭路生
四 黄翔的地下诗歌写作
第三节 北岛的朦胧诗写作
第四节 舒婷、顾城的朦胧诗写作
第五节 杨炼、江河等的朦胧诗
第六节 梁晓斌、王小妮的朦胧诗创作

第四章 第三代诗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第三代主要诗歌流派简介
第三节 周伦佑、杨黎的非非主义
第四节 韩东、于坚的他们
第五节 李亚伟、胡冬的莽汉主义
第六节 西川、王家新的“知识分子写作”
第七节 翟永明、伊蕾、唐亚平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群”
第八节 海子、骆一禾等“乌托邦写作”
第五章 九十年代诗歌写作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汪国真现象
第三节 89后诗歌写作：海子终结——西川、王家新等人的突破与崛起——知识分子写作
第四节 90年代写作立场和诗学新概念
第五节 于坚、韩东、伊沙90年代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主张
第六节 世纪末诗歌论争
第六章 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现实与展望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节 沈浩波、朵渔、尹丽川等人的下半身
第四节 皮旦、徐乡愁的垃圾派
第五节 荒诞诗派
第六节 杨黎、赵丽华的的废话写作
第七节 网络化写作
第八节 新时期诗歌回顾与展望
本史纲关键词：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新时期诗歌史纲的主要时段为1976——2007年，有关朦胧诗的论述涉及到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对“复出”诗人的论述会上溯到他们诗歌创作的早期。本史纲沿用“新时期”这一社会学概念，旨在以重要的诗歌现象为线索梳理30年来诗歌发展的历史，给诗歌爱好者提供一个阅读、研究的参考。
对中国新时期三十年的诗歌历史进行梳理是一项十分繁重的系统工程，它促使新时期诗歌史纲的撰写者必须思考并处理多方面的关系。经过反复思考，我们认为本史纲的撰写应遵循如下基本：1、以诗歌的文学性为本位、文化学的视角揭示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大致轨迹。本史纲所选用的一些诗歌作品大都带有很强的文学性，审美特性应该成为诗歌文学性的核心标志；在把握诗歌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将诗歌的发生、发展置放于文化环境这一大背景中来研究。2、以史学的思维方式解决新时期诗歌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雅与俗、新时期诗歌分期等诸多问题，它要求新时期诗歌史纲不能只是诗歌事实的简单罗列，而必须要对诗歌发展中存在的普遍规律作出揭示。3、事实优先、以史促论、史论结合。占有大量翔实的一手新时期诗歌资料是本史纲写作的最基础最扎实的前提工作，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贯穿在整个史纲的撰写过程之中。没有认真研阅大量的史料，就不可能把握新时期诗歌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其承传流变的过程，更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事实证明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有关新时期诗歌的重要结论都不是人为的标签，而是与客观的诗歌事实紧密相连的。本人在撰写史纲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从诗歌现象入手这一原则，并参照他人的诗歌评论，因此新时期经典性诗歌文本、评论家的文章成为本史纲撰写的重要史料和思想来源。
由于受到诗歌史料和审美距离等的限制，新时期诗歌还有很多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诸如文革时期的地下经典诗歌作品的认定、朦胧诗之后诗人移居海外的创作状况以及最近几年出现的诗歌流派等。因此，本史纲的撰写带有极强的挑战性质，同时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填补了中国文学史关于21世纪诗歌研究的空白。
必须说明的是，本史纲只概述中国大陆的重要诗歌创作现象。同时由于史纲的简约性致使一些诗人尚未提及，而一些经典性的诗歌文本、评论文章不能全文（或部分）引入，它们或许应由《新时期诗歌经典》《新时期诗歌评论》两部书来完成。
第一章、 天安门诗歌运动
第一节、 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写作
文革时期诗歌创作表现为“显在写作”和“潜在写作”两种现象：“显在写作”是指可以公开发表在国家报刊上的主流诗歌创作；“潜在写作”是指在特殊环境下秘密传播的“地下诗歌”写作。潜在诗歌摒弃了“代言”的角色，往往采取自我的视角，真实地抒写自己的生命状态，记录特殊年代里的心灵苦难和政治抗议，具有极强的个人化的情感体验。
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文革”中秘密写诗的，有一部分是在当代受到迫害，被剥夺写作权利的诗人。如因胡风集团案件罹难的胡风、牛汉、绿原、曾卓；在“十七年”多次受到批判，“文革”中被“流放”到闽北山区劳动改造的蔡其矫；“文革”中被关押在山西监狱中的聂绀弩；50年代成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的昌耀、流沙河、公刘、周良沛；“中国新诗派”（九叶诗人）的穆旦、唐湜等。有不少诗写于监狱、“牛棚”、“五七干校”等特殊环境。诗人特殊社会地位和身份，决定了诗歌写作方式、保存和流传都有着特殊的方式。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写作活动的另一部分主要发生在知青之中，知青写作在当时最具有叛逆和异端色彩。文革中的知青秘密诗歌写作，最有名的是白洋淀的诗歌活动（在80年代之后，被称为“白洋淀诗群”），代表诗人有根子、多多、芒克、林莽、方含等。在北京、山西等地的一些青年，如北岛、江河、严力、郑义等，也不时造访这里，与之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这批知青诗人的诗歌以手抄本、交换、口传的方式存在于当时的地下诗坛。
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写作的诗人成为新时期伊始中国诗坛最具生机活力的诗歌群体，他们所诞生的“归来的歌”和今天派（后发展为朦胧诗派）直接影响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创作和发展。
第二节、 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四•五”诗歌运动是文革时期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文革时期地下潜在诗歌写作的一次集中体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万分悲恸。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组成的“四人帮” 反党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不择手段地压抑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进一步加快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四人帮”愚弄民众、强奸民意等种种倒行逆施，让中国人民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被激怒的全国亿万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了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在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相继举行悼念活动。四月五日前后，在全国的心脏北京，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日日夜夜，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了成千上万首诗词。这些诗词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表达的对周恩来同志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无比的恨。“四五”运动最终被镇压，天安门诗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动诗歌”，它们的作者和诵者、抄者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但是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珍藏着那些诗歌。天安门诗歌运动的诗歌重见天日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教师以“童怀周”为笔名编选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七机部502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编了《革命诗抄》，《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心碑》，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据“童怀周”的组织者汪文风回忆，在《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之前，天安门诗歌已经向海内外公开发行了200多万册。随着天安门运动正式平反，“童怀周”选编的《天安门诗抄》获得华国锋题写书名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天安门诗歌就完成了从“反革命诗词”向“革命诗词”的合法性转换，纳入到当代政治和文学的双重历史叙述之中。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我们认为必须对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历史还原，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分析把握天安门诗歌运动浓重的政治色彩；对天安门诗歌运动中主要的文体——古典诗词的艺术成就必须给予客观公正的艺术评价；对“四•五”诗歌运动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保持清醒的认识。
一、“四•五”诗歌运动的历史还原
“四•五”诗歌运动的历史还原对研究“四•五”诗歌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四•五”诗歌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随着历史当事人的辞世或对这一现象的淡忘，必然会使这一重要的文学运动的本来面目受到遮蔽。一部文学史乃是作者的复述史，而这种复述必将受到作者的视野、眼光、立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在历史的还原中必然要表现出还原中的变异，对“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历史还原同样不能逃出这一宿命。
我们对“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所谓的经典性的教科书。
在当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客观公正地复述“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一历史事实，这为青年读者提供相关的知识背景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是编著者阐述自己学术见解的前提。无不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一些新时期文学史教材在有意无意回避对这一事实的历史叙述。
在对“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历史定性及评价方面，当代文学史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诸多似曾相识的表述，使高校中文系学生得到的相关文学知识成了相差无几的集体记忆，而历史事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单一论断中消失殆尽。
诚然，在一些学者那里还是体现出个人化的学术表述，诸如洪子诚、刘登翰主编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的有关“天安门诗歌运动”一节的表述是实事求是的，所作的总结和评价也是客观公正的。特别是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事实上也可能与某种政治力量的‘发动’有关”的思想。这一思想有助于我们对“天安门诗歌”真实性的思索，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旺盛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阶级觉悟，这是我们必须贴近历史事实客观冷静加以辨析的。
二、“四•五 ”天安门诗歌的政治色彩及审美特征
天安门诗歌所带有的政治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文学艺术只要与政治运动相关联，它本身的审美属性就会大打折扣，这是被无数的文学历史实践活动所证实的。天安门诗歌的政治色彩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要思考的是，诗歌何以能成为“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有力武器？这大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关，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强调诗歌的重要性，“兴于诗”“止怒莫若诗”“文以载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等思想不绝于史。
丙辰清明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张贴、朗诵和散发过的悼念性的文字主要为古典诗、词、曲、挽联、悼词、祭词、誓词，新体诗、散文诗等，无疑在这众多的表现形式中，古典诗词以其精炼、含蓄等艺术特色成为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最主要样式。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反封建的斗争中，大力倡导白话写作，并且诞生了以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些优秀新诗，时隔半个多世纪，同样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人们为什么却几乎一致抛弃五四新传统所确立的新诗模式，而选择了古体诗词的艺术样式？
天安门诗歌通俗表达了普通大众的心声，其艺术水准的低下及良莠不齐，是显而易见的。用高度审美的艺术眼光来要求带有鲜明政治功利色彩的天安门诗歌，是不切实际的。但不可否认，像《扬眉剑出鞘》《向总理请示》等诗篇还是有一定的艺术性的。
三、争论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旦文学现象与重大政治事件相连，它就会带有非凡的意义。1976年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相继去世，“四人帮”垮台。中国的文学史的分期人们更多地愿意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志，这就使本来就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被众多学者赋予了结束一个“旧时期”或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史意义。这种根据政治格局划分的方式在90年代开始受到激烈的质疑，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把起点定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过也有学者从寻找文学自身的界碑出发，以显示出与政治思维模式相区别的学术姿态。
　　中国新时期文学究竟以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为起始点，还是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始点的争论，这一争论的本身是否有实质性学术价值也是一个令人质疑的学术问题。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始点的文学史似乎无法绕开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文学史的撰写进行适当的历史回溯是必要的；而以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新时期文学起点的学术观点又颇感其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文学带有政治色彩这又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也许明智的做法是对它进行诗意的描述：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滥觞，它点燃了新时期诗歌艺术的圣火。
　　
第二章 归来的歌
第一节 概 述

由于“文革”期间，大多数诗人都经受过程度不同的挫折、打击，因此，可以将大多数诗人都称为“复出”（或“归来”）诗人。但当代诗歌界更愿意把“复出”诗人理解为在50年代就受挫的那部分诗人，因此在新时期伊始如果按着“文学世代”的称谓，这批复出诗人可以说是“老诗人”（雷抒雁、曲有源、章德益等青年诗人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或发表作品，虽然他们的年龄比较接近朦胧诗人，但是诗歌的风格接近“老诗人”，故将他们放置本章表述）。
这批归来的诗人群主要包括1955年因“胡风集团”事件而陷落的七月”派诗（胡风、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彭燕郊、罗洛等），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分子”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周良沛等），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等众多流派和诗人。
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写出优秀的诗章，这批归来的优秀诗人自觉地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上在历史的沉思中关注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生存价值，反思历史成为这批众多归来诗人创作的时代主题，既然历史在这里沉思，诗人没有理由不沉思这段历史。因此可以说这批优秀的诗人的“归来”与“复出”“沉思”几乎是同义语。

诗人艾青复出的标志是，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其一首短诗《红旗》。艾青这个名字21年后再次正式出现在报刊上，就其个人而言，这预示着他的另一个创作期的开始，而就整个诗坛而言，这意味着当代诗坛新时期的开始。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艾青创作了二百多首诗，1980年他出版了复出后的第一部诗集，并命名为《归来的歌》。
同时期流沙河写有《归来》，梁南写有《归来的时刻》，公刘写有《沉思——读摄影作品〈最后的时刻>》等。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我活着从远方回来了，
远得就像冥王星的距离，
仿佛来自太阳系的边缘。
——流沙河：《归来》

我欣然回归世界，世界也座落心里。
一条环海的黎明光带，给我的心绣上了花边，
是祖国的微笑婉约形成。我的心被怀念擦洗的犹如明镜，
她也归来了，望着自己豆蔻花似的年轻……
于是心，在最美的渴望里变得广深。
——梁南：《归来的时刻》
这一时期诗人们的诗凝聚着历史的沧桑，他们最初的创作带着某种“自白”的性质。几乎所有复出的诗人都有以“归来”为主题的诗篇，“归来”的情感渗透在几乎所有复出诗人的思维中。“自白”式的吟唱既是对异常时期生存状态的描述，也是对异常状态下历史某一侧面的描绘。历史影响着一代人，一代人有用诗歌来映射历史，表现历史。历史的劫难改变了诗人们的生存状态，虽然伤痕累累，却使他们的情感更加深沉而真挚，虽然历尽磨难，却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深入观察，仔细思考。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充溢在诗人们的作品之中。

第二节 “七月诗群”的诗歌

“七月诗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诗歌流派，它因大力提倡新诗的胡风主编的文艺半月刊《七月》（1937——1941）而得名。《七月》在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希望》月刊（1945——1949）和《泥土》《呼吸》等杂志成为后期“七月”派的新的活动阵地。该诗派的主要成员除组织者胡风、奠基者艾青和田间之外，还有亦门（阿垅）、鲁藜、邹荻帆、冀方、天蓝、绿原、牛汉、曾卓、贺敬之（艾漠）、彭燕郊等人。他们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
建国后，该诗派领导人胡风被批判，该诗派走向衰落。文革后，牛汉等编辑了诗集《白色花》，著名的七月诗派重新引人注目，绿原、牛汉、曾卓等人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特别是那些最感人的诗篇，大都记录了他们在建国后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的心理内容”。
一、艾青
艾青是中国新诗坛上一位重要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诗唱出人民的生活与心声。从早期“吹芦笛的诗”到建国后“归来的诗”是艾青诗歌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1929年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1932年5月回到上海，加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组织春地画社。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武汉，1938年初到西北地区，同年到桂林，任《广西日报》副刊编辑，又与戴望舒合办诗刊《顶点》。1940年到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不久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此时1944年获模范工作者奖状，并加人中国*。1945年10月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领导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1979年彻底平反后，写下《归来的歌》《光的赞歌》等大量诗歌。
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艾青的一首短诗《红旗》。这是艾青在时隔21年之后第一次在报刊上正式出现，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首诗的价值本身。作为一种标志，它预示着艾青漫长创作生涯中另一种新的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当代诗坛一个新的局面的到来。1978年艾青复出以后，重新进入了自己创作的青春期。在大约5年多时间里，共写了二百多首诗，出版了《归来的歌》（1980）《彩色的诗》（1980）《雪莲》（1983）三部新诗集和一部诗论集《艾青谈诗》（1983）。他复出后最先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一首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长诗《在浪尖上》。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归来的艾青给人们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政治诗人的形象。复出后的艾青所写下的比较优秀的诗篇有：《听，又一个声音》《清明时节雨纷纷》《窗外的争吵》《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向海洋》《鱼化石》《互相被发现》《盆景》《冰雹》等。
艾青是新时期复出诗人的标志性人物，他一生从事诗歌创作六十余年，是许多重要文学事件的见证人。他在中国二十世纪诗歌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综观他的创作实践，无疑三、四十年代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作品传达了时代的声响、传达了中国人民的情绪、愿望，深切地表现了悲苦的民族在悲苦时代的忧愤和痛苦。
二、牛汉
牛汉（1923——）原名史成汉，山西省定襄县人。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地区读中学、大学。1940年发表作品，主要写诗，是“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1955年由于受胡风事件的牵连，遭到两年的拘捕囚禁。“文革”期间，又被关入“牛棚”，从事强制性劳动。70年代初，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等。已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祖国》《爱与歌》《温泉》《海上蝴蝶》及自选集《蚯蚓和羽毛》等，参与主编中国现当代诗选数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半个多世纪，现为中国作协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
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
在“复出”诗人中，牛汉是成绩显著，并对自身的局限做出不断调整的超越者。可以说他几乎所有优秀的诗篇都源于自己曲折苦难的人生遭际，他的诗作与自己的一生紧密相连。
作为一名杰出的诗人，牛汉在八九十年代与许多青年诗人建立了亲切、平等的关系。特别是在“新诗潮”诗歌探索出境艰难的时候，他坚决伸出扶持之手。在任文学刊物《中国》（1985——1986）执行副主编期间，积极支持“新生代”诗歌，使一大批有创作潜力的年轻诗人脱颖而出。
2004年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北斗星奖。评选委员会的授奖辞：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牛汉创作了大量足以传世的短诗、长诗和散文诗，对时代，对历史，对诗人和读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患难，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着诗人的本色和使命。他始终坚持通过痛彻入骨的生命体验的抒写，去触及时代的重要课题。他的身上始终流淌着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血脉。他从不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向导写诗，始终表现出难以驯服的艺术个性。他以巨大的成就回报了诗歌和苦难对他的双重眷顾，并激励当代诗人不断创新。

三、绿原
绿原（1922——），本名刘仁甫，又名刘半九。湖北黄陂县人。1940至1944年就学于重庆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1949年前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49年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对外宣传工作、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1955年因胡风集团案件受“隔离审查”。1987年离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1942年开始诗歌创作，著有诗集《童话》《又是一个起点》《集合》《人之诗》《人之诗续编》《另一支歌》《我们向海走》等。80年代绿原引人瞩目的几首诗，是标明写于受囚禁年月的《有一个哥伦布》（1959）、《重读〈圣经〉》（1970）等。
作为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绿原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从活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或其它先验的题材来源，吸取自己的有待酝酿的诗意；而且立志回避和拒绝对于西方颓废风格的生硬模仿和庸俗社会学的诗歌政治化，走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道路。这位“四十年代青年的歌手”，他的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战斗爱国主义代表作经常被青年们在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的群众集会上朗诵。即使到了今天，一些当年的青年读者依然记得并能背诵他的诗作中的警句。
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绿原半个世纪的诗歌生涯是坎坷的。他深刻体验过人民的忧患，并为诗而受过苦难，其中甚至包括了几乎25年的“被迫沉默”。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他作为诗人的本色不变。他信奉“诗人的坐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是诗的顶峰”，坚持与人民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呼吸共甘苦，从他们的生活和历史中获取灵感与力量，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吟诵。
为了把好的诗作献给读者，他非常用心在诗歌艺术上的艰苦探求。由于他有博古通今的学识，又通晓英、德、法、俄语，所以除了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熏陶外，还能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同行们评论：读绿原的诗，“他深邃圆融的风格，富于哲理的意象，凝炼流畅的语言，都使人耳目一新。”
四、曾卓
曾卓（1922——2002），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湖北武汉人，原籍湖北黄陂。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诗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平反，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生的歌》等，其中《老水生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
在众多有影响的老诗人之中，曾卓是一位不以高产著称，却能写出让人百读不厌的优质诗篇的著名诗人。
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曾卓就以诗集《门》闻名一时。而在60年代以后，即蒙受冤屈历尽坎坷之后，他创作的一部分诗歌影响更为巨大，成为名篇。其中《悬崖边的树》传唱一时，成为其代表作之一，被称为“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的雕塑”。
诗评家张永健教授认为，曾卓诗的最大特点就是：真挚展示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即使是感情中的弱点，也袒露无遗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他的诗都带有自白或自传的色彩，是从他负了伤的、痛苦的，然而坚强又充满青春活力的“骚动的灵魂”里喷涌出来的，凝结着血泪的爱与恨。
　　曾卓诗的感情是真挚的，形象是鲜明的，因此，无论是“荒凉的峭崖上”的“美丽的花朵”（《寂寞的小花》），还是“暴风雨中”失去复“会”的两只小船（《两只小船》），抑或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饥渴、劳累、困顿”的“旅客”（《有赠》）；无论是“在高空自由地盘旋”的鹰（《呵，有一只鹰……》），还是“即将倾跌进深谷”的树（《悬崖边的树》），抑或好似“怀念大海，向往大海”的老水手（《老水手的歌》）……这些生动、鲜明、独特的形象，都有着浓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都融合着一种坚强、无私无畏、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从而进入人们的心灵。

第三节 “九叶诗群”的诗歌

九叶诗派，是在4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个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流派。以《诗创造》（1947年7月创刊）和《中国新诗》（1948年6月创刊）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聚集了一群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为代表的自觉的现实主义者。这个诗派过去被称为“现代诗派”或“新现代诗派” ，直到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人诗选《九叶集》后，才有“九叶诗派”之称。
九叶诗人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多数学习西方语言文学，有较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熟悉西方现代诗的分化流变，其创作与理论在当时独树一帜，曾引起争议。艾青评价“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大体来说：在思想导向上，他们坚持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共振合拍，主张保持诗与人生现实的平衡，但不满足浮光掠影的表象描写，追求深入现实的综合表现。在诗艺探索上，他们倾向接受西方诗歌尤其是以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为代表的欧美现代诗成功的艺术经验，建构新的适应时代的抒情模式和语言意象系统，为诗坛带来生气和新变。
穆旦（1917－1977），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两年后从军担任翻译。1948年赴美留学，1953年归国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反右”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迫害。他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梁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不少俄语与英语作品。他是“这一代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三部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去世后，出版的诗集有《穆旦诗选》《穆旦全集》等。
在40年代，处于创作高潮的穆旦，被认为是最能表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令人痛苦的自觉性”的诗人。他的创作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转向和更大发展。
也许出于某种预感，在中断近20年后，在生命最后的半年时间里，穆旦拿起笔，为当代诗坛留下了《智慧之歌》《演出》《冥想》《自己》《停电之后》《秋》《冬》等二十几首诗作品，这些作品均发表在诗人去世后的八九十年代。
晚年穆旦的诗，节奏趋于平缓，用语也朴素、冷静，为回想的语调所笼罩。生命的回顾虽近于哀痛，但仍不放弃对于温暖的期待。在《春》《夏》《秋》《冬》四首诗中，作者以严冬为基点去回望曾有过的春绿和秋熟，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使这一组诗具有繁复交错的多重情绪结构。
辛笛（1912——2004）是九叶诗人中的长者，原名王馨迪，笔名心笛、一民、牛何之、辛笛。祖籍江苏淮安，生于天津市。30年代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英国爱丁堡大学。著有诗集《珠贝集》《手掌集》《辛笛诗稿》《印象•花束》等。
辛笛的诗创作开始于30年代，40年代已经比较成熟，成为有影响的诗人，复出后他已近70高龄，但仍然活跃在诗坛上。
他在80年代初的诗，少有“复出”诗人常见的苦涩追忆和沧桑慨叹，更多是讲述春天归来的喜悦。因此，海外一评论者认为，“他的诗结束在一个‘希望’的感叹号中”。无可否认，辛笛复出后的诗常有急迫地叙说、议论的冲动，某些既定概念的纠缠，也抑制了感觉、情绪触角的伸张。这也许是复出诗人普遍带有的诗歌倾向。
郑敏（1920——）笔名晓鸣。福建闽侯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52年获美国布郎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6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诗集(1942--1947)》《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中采花》《郑敏诗集》。2000年出版的的《郑敏诗集》，收入她“重返诗的国土”之后的作品。
郑敏复出后的第一首诗是《诗阿，我又找到了你》，它构思于1979年秋在参加了与辛笛、曹辛之、唐祈、陈敬容等为编辑诗合集《九叶集》而举行的聚会回家的路上。当代诗歌界认为她写于1986年的《心象》是她走出早期的诗歌语言，找到适合新的自己的风格的标志。从《心象》开始，“超验力量”，特别是“死亡”是郑敏不断涉及的主题。组诗是郑敏最常用的诗体，代表作有《诗的交响》《裸露》《心象组诗》《不再存在的存在》《蓝色的诗》《秋的组曲》《生命之赐》等。写于90年代初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是评论界和作者都重视的作品。作品的写作源于“九叶诗人”陈敬容和唐祈的相继辞世，作品围绕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一中心展开。她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等文章，是新诗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反省的回声与延续。
陈敬容（1917——1989），四川乐山人。1935年开始发表诗文，40年代后期，参与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工作，出版诗集《交响集》《盈盈集》。1979年重新写作后出版诗集《老去的是时间》，并获1986年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唐湜（1920—2005）浙江温州人。1943年考取浙江大学外文系，开始真正的诗艺探索。1954年任《戏剧报》编辑，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子，后回到了故乡温州。出版的诗集有《骚动的城》《英雄的草原》。文革后重新发表作品后，著有诗集《海陵王》《幻美之旅》《泪瀑》《春江花月夜》《蓝色的十四行》等。
唐湜是“九叶诗人”在当代作品最多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艺术的精灵，唐湜曾在诗坛上放过光芒，也曾从诗坛消失过２０多年。在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才又频频听到他柔曼的芦笛声。唐湜先生再度崛起，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他的大起大落的坎坷生涯和他在苦难中创作的大量诗篇，被文坛称之为“奇异的心理现象”。
在特殊的环境下，唐湜自觉地进行艺术追求，用许多精力来写作以历史和传说为题材的叙事诗，代表作品为十四行体抒情长诗《幻美之旅》：“幻美之旅是一个精神巡礼的行程，一次生命航行的悲剧，那是个歌人对美的幻想，对生命的诗的不断的追求，经历过一连串不幸的苦难而到达那最后的幸福的奋飞。”
在当代，唐湜是最为专注地运用十四行体进行实验的诗人之一。对于他近些年来在诗艺上的追求，他做了这样的表白：我“要求自己返璞归真，归于最朴素的真实，最恬静的抒写。我要以坦率的散文笔致追求一种诗的纯度，展开一片诗的纯静美或纯诗的美。”
第四节 “壮岁归来”的诗人群
“壮岁归来”的诗人群是“归来诗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50年代诗坛出现的年轻歌手，1957年被错误划为“右派分子”，他们重新归来时已经步入中年，主要代表有：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周良沛、孙静轩、梁南、昌耀、林希、赵恺、王辽生等。他们复出后带着受伤的心灵以充沛的激情唱出既悲怆又奋进的归来之歌，成为新时期伊始中国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公刘
公刘（1927年—2003年），原名刘仁勇，又名刘耿直。江西南昌人。1949年入伍并开始写诗。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军旅诗人，他也曾满怀热情地加入了建国之初的颂歌大合唱，如《西盟的早晨》《五月一日的夜晚》《上海夜歌》和《运杨柳的骆驼》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作品。1958年被划为右派，遣送山西工地服劳役。60年代初曾发表过一些诗作。“文革”中再次遭受磨难。1977年重新发表作品以来，又发表有《沉思》《星》《十二月二十六日》《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等反思作品。出版诗集《尹灵芝》《白花•红花》《离离原上草》《仙人掌》《母亲——长江》《骆驼》《大上海》《夜梦钞》《刻骨铭心》《男船北马》等，散文集《酒的怀念》等。其中，发表于1979年的诗集《白花•红花》、1980年的诗集《仙人掌》更是代表了公刘复出后的诗歌风格。诗集《仙人掌》获全国第一届新诗诗集一等奖。大量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
正视现实、直抒胸臆是公刘诗歌创作的灵魂。他说：“诗人可以不写诗，但不可以背叛诗”。在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诗人用敏锐犀利正义的诗行抒发了一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表现中国农民苦难与命运的《父亲》、解剖自我的《解剖》、凭吊张志新烈士的《呼喊》《刑场》等，都因接近生活的本相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艺术真实性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将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和哲理的思辨融为一体，是公刘复出后诗歌创作的又一鲜明特色。“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沉思》）它概括了新时期诗坛的总体时代特征，又显示出诗人诗歌鲜明的个性特征。诗人善于在历史的沉思中思索现实，把现实的政治问题同历史联系起来，在艺术的叙述与抒写中做出理性的评价。在《*者及其家属》《车过山海关》《乾陵秋风歌》《大森林》等诗中，诗人提出民主与法制、诗歌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等诸多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诗作中历史的审视、现实的忧患与未来警示的交融，极大地加强了思想的深度，拓展了艺术的空间。
二、邵燕祥
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 (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收入50年代初期写的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个性色彩的诗，为他赢得了读者的最初的声誉。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评和斗争。在1962年春有些解冻的迹象，他得以写了一个剧本，发表了几首诗和一篇小说，但不久后又遭到批评，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他在1979年初恢复政治名誉。从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八部诗集和诗选，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80年代中期以后，致力于杂文写作。
邵燕祥始终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创作。正是这种责任感让邵燕祥复出后的诗歌中包含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剖析。让他的诗歌呐喊出整个民族的声音，在呐喊中隐含着他的痛苦与激愤。他的《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中就主要收录了他以反思为主的作品，这里既有对时光已逝，往昔不再的感慨，也有对以往创作风格的告别。20年的痛苦经历让诗人想的更多，看的更远。此后，诗人更加注意诗歌中的情感表达，这在他的诗集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诗集《邵燕祥抒情长诗》收录了邵燕祥1982年以后创作的13首抒情长诗。在宏大的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中，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史诗般的结构试图把握整个时代的精神。
三、流沙河
流沙河（1931—）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县人。 1957年1月流沙河、白航等四位年青诗人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的各种流派的好作品，在全国一枝独秀，深受读者欢迎。作品以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为赋，抒发爱憎之情，寓意颇深。 “反右”开始，《星星》被指控为“反党刊物”，《草木篇》则是最毒的“大毒草”。 被错划为右派。此后，在省文联工作。1966年5月被迫回家乡做锯木工谋生，历时十二年。1979年底，身穿破棉袄的流沙河又回到《星星》编辑部。他一边在复刊后的《星星》作编辑工作，一边勤奋地写作。复出后发表了不少诗作，出版诗集《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等，《故园六咏》荣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奖。他还致力于诗歌理论和台湾诗歌的评介工作，出版了《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等，现任《星星》诗刊编辑。
22年的光阴，22年的灾难，失落与伤感在诗人的心中不停的碰撞，这种情绪在《归来》《重逢》《故园别》《人和船》等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抒发。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异常时期生活的酸甜苦辣，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无奈与无助。22年的痛苦经历，不仅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的诗更充满激情，更深沉感人。
四、胡昭、周良沛、孙静轩等
胡昭（1933—2004）本名胡忠臣，满族正白旗，吉林省舒兰县人。1957年反右斗争中诗人被打成右派，从此沉寂长达二十一年，1979年右派问题得以改正。出版诗集有《山的恋歌》《从朝霞到朝霞》《瀑布与虹》《人生之旅》、儿童诗集《雁哨》等。胡昭重返诗坛之后，继续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和那些最可爱的人。曾经的苦难让诗人对人生、理想、爱情等美好事物产生了不尽的向往与追求。
周良沛（1933—）祖籍井冈山区永新。1949年4月参军，开始写诗。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枫叶集》。1958年起因故辍笔21年。七十年代末重新返回诗坛，出版诗集有《西窗集》《雪兆集》《饮马集》《挑灯集》《往昔的时光》等，主要是以被禁声时无法发表的旧作为主。这些诗将异常岁月的心酸痛苦凝聚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孙静轩（1930—2003）山东省肥城县人。复出后的主要作品有长诗《黄河的儿子》、诗集《抒情诗一百首》《孙静轩抒情诗集》等。
第四节 迟到的诗人
刘湛秋、刘祖慈、林子、王燕生、任洪渊等人的复出并没有引起读者太多的关注，他们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写作，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们的创作之路没走多远就被摧毁了，他们的才能也因此被埋没。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改变不了他们对诗那份执着，重返诗坛是为了延续自己多年的梦，对于当时的诗坛来说，他们是迟到的一代，
一、刘湛秋
刘湛秋(1935—)安徽芜湖人，前期创作以散文诗为主，并集结出版了《写在早春的信笺上》（1979年）《温暖的情思》（1981年）。八十年代以来，创作的重心转向诗歌，出版诗集《抒情与思考》（1983年）《生命的欢乐》（1984年）《无题抒情诗》（1986年），其中《无题抒情诗》曾获中国新诗奖。
文革刚刚结束的几年里，刘湛秋的诗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抒情性。他的诗常表现出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审查时的政治性，对动乱时期的谴责，对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喜悦。他的诗和同时期的大部分诗歌一样，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注定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在八十年代中期，刘湛秋一直被大学生誉为“抒情诗之王”，他善于观察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也用自己的诗表现矛盾复杂的社会人生。他没有把笔墨浪费在对痛苦、挫折、黑暗的描述上，而是“激发人们心灵中升起对美好的追求，对社会、对事业的强烈的责任感，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对朋友、对亲人的关切，对爱情的执着的歌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
《无题》（组诗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想
思想的天地没有栅栏
象风那样自由，和宇宙一样宽广

它比光的速度还要快
它比原子爆炸更有力量
它的面前没有任何禁区
探索就是它驰骋的疆场

请给它一片肥沃的土地
请让它自由自在地飞翔
失去思维的人就失去了生命
只有愚昧的人才害怕想象

思想的自由是最神圣的自由，
它胜过人间的一切死亡
当我们的肉体化做灰烬
思想的树却一代代在嫁接成长
　　选自《诗刊》(1984.7.)

没有不下台的演员

没有不下台的演员
也没有不散场的观众
鼓掌一百零一次
还是有一百零二次的落幕

走吧，雨点在无声飘落
泥土并不是它的墓园
只有长长的路是真实的
快乐地、热情地、认真地走吧
选自《刘湛秋的诗》，香港汇信出版社(1986)

其作品清新空灵，富有现代意识，手法新颖洒脱，立足表现感觉和情绪，既面对生活，又超越时空，毫不缺乏理性。他认为现代生活，使人们“得很累”，他提倡“轻诗歌”“轻松散文”“轻松的生活方式”，主张“以轻对重，以轻对累”，于己“既不受名利之累，也不为劣境所苦”，也就是以平常心看待荣华富贵与利害得失，心如明镜如水。淡化貌似严肃、正经的说教所带来人僵化、刻板、不近人情的生活方式。这种“抒情与思考”的结合使情感寄托在“思考”之上，与读者产生共鸣。
二、林子
林子（1935—），本名赵秉筠，云南昆明人，祖籍江苏泰兴。1957年开始发表诗作。1981年第一期《诗刊》发表了她的组诗《给他》中的11首，引起强烈反响，获1981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诗作入选《中国新诗萃》、《中国新文艺大系》等20余种选集，并被译为多种外文介绍到国外。已出版《给他》《诗心不了情》《绿色的梦》等诗集。
林子写诗主张要有真情实感，“我的座佑铭是：‘用诗人的灵魂，铸造诗的灵魂。’一首诗你在写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的感情地震有12级，能传达给读者也许只有10级；但要是你写的时候只有1级或2级地震，这样的诗还是不写为妙。没有积累，没有冲动，我是不会动笔的。因此，我诗歌的产量很低……”
《给他》是一组类似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的组诗，抒发一位热恋中的少女对爱情特有的理解与表白，在诗坛上产生过轰动性效应，为林子赢得“中国的白朗宁夫人”的美誉。林子的爱情诗深受白朗宁夫人抒情诗的影响，从其诗中可见出这种印痕，但是，林子的诗表现的是以五十年代崇高精神价值的爱情，饱含着自己对爱情的独特感受。继当年的旧作之后，作者再次以《给他》为题，写了一些新作，但是已不如旧作那样具有饱满的情感了。
给 他（之三十三）
——林子
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
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
长春藤般柔软的手臂，
百合花般的纯洁的嘴唇，
都在默默的等着你……
爱，膨胀着我的心；
温柔的渴望，像海潮寻找着沙滩，
要把你淹没……
再明亮的眼睛又有什么用，
如果里面没有映出你的存在；
就像没有星星的晚上，
幽静的池塘也黯淡无光。
深夜，我只能派遣思念的使者，
带去珍重的许诺和苦苦的思念，
它忧伤地回来了——你的窗户已经熟睡。
三、刘祖慈
刘祖慈、（1939—）安徽肥西县人。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八十年代以后，除写诗外，开始散文、报告文学的创作。著有诗集《年轮》（1982年）、《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1983年）、《五彩梦》（1986年）、《问云集》（1986年）等。诗歌《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是诗人八十年代影响较大的诗作，它们体现出诗人把现实政治与深沉历史感加以结合的努力。创作于1983——1984年间的《春夜细雨》《陌上桑》《江南，在民歌里》等作品体现出诗人对生活情致较为单纯的美好感情体验的尝试与探索。
第五节 连接两个时期的诗人
李瑛、张志民、严辰、邹荻帆、方冰、沙欧、雁翼、严阵、梁上泉、韩笑、张永枚、纪鹏、柯原、韦丘、野曼、沙白、晏明、孔孚、晓雪、张万舒等诗人从五、六十年代走向新时期的诗坛，他们大多是在“十七年”取得成就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在新时期仍保持“文革”前勤奋多产的特点，其成就超过了前期创作并有了新的突破 ，连接了诗坛由于政治被隔断的两个时期，其中以李瑛、张志民所取得的成绩最大。
一、李瑛
李瑛 (1926---) 现代诗人。河北丰润人。少年时代家境贫苦﹐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在刊物上发表诗作。1949年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先后担任新华社部队分社记者、《解放军文艺》编辑、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务。诗集主要有：《野战诗集》(1951)《战场上的节日》(1952)《早晨》 (1957)《寄自海防前哨的诗》(1959)《静静的哨所》(1963)《红柳集》(1963)《枣林村集》(1972)《红花满山》(1973)《北疆红似火》(1975) 《站起来的人民》(1976)《难忘的一九七六》(1977)《我骄傲、我是一棵树》(1980)《南海》(1982)《春的笑容》(1983)《美国之旅》（1985）《春的祝福》（1985）《江和大地》（1986）等。
李瑛在“文革”期间并未完全停止写诗和发表作品。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是秘密写于1976年初的长诗《一月的哀思》,这首诗成为李瑛新的创作阶段开始的标志，此后李瑛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诗人在保持固有艺术特色的基础上，也使自己的作品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性的因素。首先，努力从宏阔的社会政治背景，来把握和概括时代氛围、社会矛盾和人民情绪。代表作品有：长诗《九月献诗》《欢呼胜利的十月》《颂歌》《九月的汇报》等。其次，在追求从宽阔的角度来把握现实生活的政治事件和社会情绪的同时，李瑛审视和思考的层次也转向历史、人生、生命和自然。代表作品有：《夜过珍珠河》《海》《船》《石头》等。在想象和艺术的方式方面，也有新的变化。如《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二、张志民
张志民（1 9 2 6 —1 9 9 8 ），河北省宛平县（现属北京市）人。12岁读完小学，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全国解放前，在部队做政治工作。1946年开始写散文和诗歌，1947年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著名长篇叙事诗《王九诉苦》和《死不着》等。1949年出版叙事诗集《死不着》，深厚强烈的阶级感情，朴素新颖的艺术形式，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和文艺界的好评。同年出版了反映农民和士兵生活与斗争的短篇集《婚事》。1950年后发表了短篇集《一篓油》、《有我无敌》，长篇叙事诗《将军和他的战马》。抗美援朝中，他奔赴朝鲜前线，和志愿军生活、战斗在一起，写出了战地通讯集《祖国，你的儿子在前线》，1953年发表长诗《金玉记》。1955年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写有歌颂农村新面貌的散文集《梅河散记》和诗歌集《家乡的春天》等。1956年深入海防前线生活，发表反映敌我斗争的中篇小说《飞云港》。1958年写了诗集《社里的人物》、《公社一家人》、《礼花集》、《村风》等。1963年出版了反映西北边疆生活的诗集《西行剪影》，1965年发表歌颂祖国南海人民斗争生活的《红旗颂》。粉碎“四人帮”后，张志民同志以一个人民诗人的敏锐和前所未有的热忱，创作了大量充满时代气息和历史责任感、饱含深沉思辩和哲理的诗歌和诗论，先后出版了《祖国，我对你说》《今情•往情》《边区的山》《梦的自白》《大海•苍天•人世》等2 0 余部诗集和文论集，为新时期的中国诗坛增添了独特的光彩。他的诗歌语言凝炼，思想深刻，个性鲜明，雅俗共赏，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继承与发展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一。他的文学成就，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民是一位有风格、有成就、有影响的优秀诗人，作品深刻，充满激情，具有民歌特色，同时又很注意汲取古典诗词的长处和精华，为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创造民族化、大众化的新诗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

第六节 在积蓄中喷发
与李瑛等诗人不同，蔡其矫和黄永玉等人在五十年代或稍后一段时间，迫于政治或艺术氛围，有较长一段时间在诗坛上销声匿迹，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东山再起。那段隐没的时期的厚积使诗人们的新作得以博发，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一、蔡其矫
蔡其矫（1918—2007）,福建省晋江县园坂村人。8岁随家庭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在福建泉州教会学校上完初中。1934年到上海升高中。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积极投身抗日战争这一民族伟大的救亡运动，开始写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1936年至1938年，20岁的蔡其矫再次回国参加抗敌。1938年辗转到达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39年随该校部分师生到达晋察冀边区，在华北文艺学院文学系任教。1941年开始发表诗作，其间写的《乡土》和《哀葬》二诗分别获晋察冀边区诗歌第一奖和第二奖。 1942年写的《肉搏》于1953年发表，被诗歌朗诵者和剧校考生一再朗读，并以此诗闻名于世。同年写歌词《子弟兵歌》，被选为广泛传唱的军歌。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写剧本写歌词，如《月雪之夜》等。1945年当随军记者，写报道之外，也写诗。他是一位从延安走出来的浪漫诗派的杰出代表。1948年后从事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工作。1953年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任教，后任该所教学研究室主任。
上世纪50年代，蔡其矫主动放弃仕途，保持诗人身份。“大跃进”时代，当人们争相写颂歌之时，蔡其矫却另辟蹊径，写出了直面历史沉痛与生活艰辛的《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等力作，1956年至1957年间发表了许多诗作，分别收集在《回声集》、《回声续集》（均于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涛声集》（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三个诗集里。
上世纪60年代，极左思潮当道，蔡其矫却在诗中“憎恨强权”。随后，他一再被“边缘化”，甚至被流放和投进监狱。1962年后，他从事自由诗、民歌体和古典诗词研究。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打倒“四人帮”之后，他又重新焕发了创作的活力，成为新时期中国诗坛的先驱人物。诗集《祈求》是他写于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作品。在这里依然可见其积极的生活态度，对现实的关注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1989年回福建为专业作家，将20年来所写的诗作收编为《迎风集》《双虹集》《福建集》三个诗集。另有《迎水集》《醉石》《蔡其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蔡其矫诗歌回廊》（海峡文艺出版社版）等15种。
蔡其矫的诗向来的特点是，歌唱我们生活中的光明，但也严肃地正视生活中的落后、痛苦的现象。在50年代，他屡遭批评，原因是他对现实的这种清醒态度，是他在诗中表现的所谓“不健康”情调，是他大量采用的自由体形式。这种批评并不公正，诗的世界不应该是狭窄的，花园里不应该只是单调的热闹。
诗集《祈求》是他写于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作品 。《祈求》一诗写他对于社会发展变革的种种希望，希望以致于祈求，所表明的是诗人急切虔诚的心态。诗人祈求消除禁区，祈求丰富，祈求人间正义，最后三行使得诗的意蕴往上跳了一个层次，祈求不再祈求。这不只是艺术技巧问题，由此可以想象多年来诗人祈求得多么苦。与此题目相仿佛的另一首诗《请求》，写得更有意思。诗人请求爱情给他勇气、果敢和明断，请求自由给他信心、审美和尊严，最后，在获得勇气和信心之后，诗人“把燃烧的挑衅掷给太阳”。这诗写于1976年，诗人以这样哲理性诗句表达了对于爱情和自由的渴望，这在当时是有启蒙作用的，而对于作者，则正好表达了他的体验。
二、黄永玉
黄永玉（1924--），*人。在流浪的青少年时代，当过瓷场工人，中小学教员、记者、编辑等。40年代，他作为画家和美术编辑，在为诗歌创作木刻插图时，也断续发表过一些诗。在当代写新诗，主要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几年。出版有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我心中的歌》，另有散文、随笔集多种。
在当代黄永玉的“身份”主要是画家，他任教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40年代后期曾有诗发表，但此后一直辍笔。直至“文革”后期，以诗为自己“作点鼓舞和慰藉”。1979年，《幸好我们早动手》（组诗）“破门而出”，此后几年一发而不可收。这个期间的作品，都与对“文革”“清算”的主题相关，主要勾勒那个“畸形年月”的各式情状和心态。作为一个画家，捕捉对象的形态特征是他的本领和习惯，这在诗中也得到体现。另外也写一些在当时相当流行的，用概括的判断句构成的作品。《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因为对“文革”荒诞的生存境遇的有力揭发，受到赞赏：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
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
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
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
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黄永玉这个时间的诗，呈现为嘲讽和抒情两种风格系列。与此时相当普遍的激烈和宣泄性诗风有异，他的诗的用语大多平实、朴素，情感也受到控制。嘲讽笔调写的诗，常常带着谣曲的节奏，用素描的笔法，来勾勒制造灾难的“丑类”--出卖朋友的告密者、阿谀逢迎的“马屁客”，如《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擦粉的老太婆笑了》《混蛋已经成熟》《这家伙笑得那么好》等。另一类作品却表现了真挚和柔情，它们是《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献给妻子们》《一个人在院中散步》等。其中，对于普通人、不幸者、所敬仰的品格和人性，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
第七节 “传统”的延伸与深化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被历代诗人所传承。在七十年代末，新涌现的青年诗人中，雷抒雁、曲有源、张学梦、骆耕野、叶延滨、陈所巨、杨牧、高伐林、徐敬亚、李松涛、熊昭政等人的诗歌体现了这种传承性。他们重视诗歌的政治功能，注意诗歌主旨和题材的社会意义，表现了诗人体验生活、感受社会的情感世界，以及对现实的深入思考。
一、雷抒雁
雷抒雁（1942—）出生于陕西泾阳县。1967年9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适逢“文革”，于宁夏某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种田三年，1970年入伍任陆军62师政治部宣传干事。1972年调解放军文艺社任诗歌编辑。1982年转业地方工作，历任工人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主任。1993年调诗刊社任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少年作家班编委，《中国少年作家》主编，“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评委会主任。雷抒雁中学时期开始尝试创作，1975年起先后出版了出版诗集《沙海军歌》《漫长的边境线》《云雀》《绿色的交响乐》《跨世纪的桥》《掌上的心》《时间在惊醒》《雷抒雁抒情诗百首》《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等15本。诗歌《小草在歌唱》获1979年至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作品奖，成为其代表作。诗集《父母之河》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奖。《历史，不会忘记》获人民日报征文一等奖。
雷抒雁以饱满的激情，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揭示哲理，诗风刚健、清新。他写了很多政治抒情诗，涉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歌唱英雄，赞颂新生、美好，抨击腐朽、黑暗。这些诗显然延续了“十七年”中以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诗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的传统，同时又有新的发展。他还有一类隽永精巧的哲理小诗，有的从抽象的命题出发，加以形象化的阐释，如《生活》《探索》《追求》；有的取材于自然的景物，赋予哲理的内涵。
1979年五六月间，与“四人帮”作斗争而壮烈牺牲的女英雄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得到公开报道，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同时出现了许多诗篇，歌颂这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坚持和捍卫真理的女性，如艾青的《听，有一个声音……》、周良沛的《沉思》、韩瀚的《重量》、舒婷的《遗产》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悼女*员张志新烈士》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与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分不开。它突出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运用鲜明的对比，写了一个英雄的牺牲在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引起的强烈震撼；以“我”的自我解剖，来赞颂她的伟大，来写她的英雄品格对群众的教育和影响。诗中以“我”的昏睡烘托、对比烈士的清醒；以“我”满足于按时交党费，在党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对比烈士像刘胡兰、江竹筠一样坚强的党性；以“像松林一样”的七尺汉子的伟岸身驱，对比能“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的“柔嫩的肩膀”。在鲜明的对比中，“我”感到强烈的自责：“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而让这颗罪恶的子弹，/射穿祖国的希望，/打进人民的胸膛!”“我”为自己在“专制下，吓破过胆子”、在“风暴里，迷失过方向”而感到羞耻。通过痛心疾首的对比，“我”终于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这正是英雄的事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也正是烈士牺牲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当然，诗中的“我”并不仅仅是抒情主人公自己，而是与时代、与人民相通的“大我”。“我”的觉醒，代表着被极“左”路线蒙住了眼睛的许许多多人的觉醒。
这首诗在构思上也新颖、别致，采用了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方法，以“小草”作为起兴和贯穿全诗的抒情线索，赋予“小草”以象征意义。作为一首政治抒情诗，很容易写得空泛、乏味，但诗人巧妙地以“小草”起笔，把小草作为抒情对应物，以“小草”象征人民群众。在烈士牺牲的刑场上，生长着小草，小草是见证人，是同情者，让烈士的碧血流进脉管，在花朵里放出清香。小草看起来平凡、弱小，但它们却又是强大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正义和法律变得软弱和苍白，“只有小草变得坚强”“只有小草在歌唱”。诗中这样写小草的歌唱：“在没有星光的夜里/唱得那样凄凉/在烈日暴晒的正午/唱得那样悲壮/像要砸碎礁石的潮水/像要冲决堤岸的大江”。小草的命运就是人民的命运，小草的性格就是人民的性格，小草的歌就是人民的歌。此外，小草柔韧、秀美，又是对女英雄美好形象的衬托。诗人在小草身上熔铸了自己炽热的情感，使小草的形象产生了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
雷抒雁的短诗或哲理深刻，或形象生动，或意境优美；总是通过富有激情的想象，用恰切的比喻、拟人、夸张对生活中的寻常现象进行准确的描摹或深入的思索，用清新质朴的语言给读者刻画出富有灵性的大自然，或揭示出生活现象后面朴实的哲理。在雷抒雁的笔下，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和作者一样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共同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而欢悦。
二、曲有源
曲有源(1943—)吉林省怀德县人,1964年毕业于吉林省农机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同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参加工作。1972年至今做诗歌编辑工作，先后任《吉林文艺》《长春》诗歌组副组长，现为《作家》副编审、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之一。著有诗集《爱的变奏》《句号里的爱情》。《关于入党动机》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立体交叉桥》获1987年《作家》奖；《吸烟的鲁迅》在《诗潮》和香港东方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东方诗潮》现代诗歌大奖赛中获三等奖；首创的《诗人自选诗》栏目在全省期刊评奖活动中获优秀编辑奖。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诗作曾被收入每年的诗选、《全国诗歌报刊集萃》《朦胧诗300首》《八十年代诗选》《1949～1986当代百家诗》。
昨日在路边捡来一句话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归来挑灯细看
原来是四十五年前
我在上小学的路上
随意丢的
空悲切三个字
因为当时还不明白
便留在口袋里
今日翻出来
本想重新合在一起重新品味
不料那悲切二字
只剩一个空字
——《挑灯细看》（选自《诗刊》2001年10月）
这首诗运用形象、生动、上口、幽默的口语，化解“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古典诗意，以散文式起承转合完成结构上的跳跃，诗虽短，却能给读者以久久的回味。
话能够捡吗？“昨日在路边捡到一句话”，“起”句似乎不合常理，却给人以新奇的感受。仅此一句，浓浓的诗意便浮出字面。话能够看吗？“归来挑灯细看”，“承”接起句，运用同样拟物的手法，将时光一下子拉回到45年前（诗人45年前读过，随意丢了），让人遐思无限。其实，还有三个字当时没丢，因为不太明白，留在了口袋里。话能装在口袋里，再一次让人出乎意外，“转”得曲折，雅致。诗的最后又回到起句，准备重新品味，少年时读过的那句古诗却只剩下了一个“空”字。为什么只留下一个“空”字？是空灵？还是空虚？让人回味无穷。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短短的一句古诗，在《挑灯细看》里，我们仿佛能品读到诗人曲折的生活历程与人生体验，这便是诗所别具的无穷魅力。
著名诗人雷抒雁在评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7-2000年全国优秀诗歌奖诗集《曲有源白话诗选》时说：“曲有源善于化解古典诗意，使之与今天的生活发生自己的契合，把常人眼中的普通生活诗化。他并不刻意寻求生活中的戏剧化情节和景物的外在铺张，总是力争在自己捕捉的意名胜和创造的意境里，蕴藏深厚的精神内涵，给读者以回味与咀嚼的阅读愉悦。”
三、张学梦
张学梦(1940—)，出生于河北丰润县。1958年参加工作，1978年底开始写作，1979年5月发表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已出版的诗集有《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爱情箴言》（与他人合著）等。他的主要作品，着重表现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要求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这首诗的副题是“写给和我一样对‘四化’无知的人们”。在历史性的伟大任务面前，他敏锐地察觉到成为实现这一伟业的障碍的，主要来自“人”自身：“我突然感到／精神的苍白／肺腑的空虚／仿佛我是腰佩青铜剑的武士／瞅着春笋般的导弹发呆／仿佛我是刚刚脱掉尾巴的／森林古猿／茫然无知地／翻看四化的图集。”当然，作者指出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水准的问题，还有意识、观念、习惯等障碍。因此，他提出了“人的现代化”问题，人——劳动者的自我意识、价值和尊严，合乎逻辑地成为他诗歌思考的范围：“而这一刻／我重新发现了自己／从庄严的汉白玉石的裂罅中／走出我——／一个脑系健全的个体。／我的双脚／刚离开故宫的台阶／身后是圣洁的地毯／和神的殿宇。”(《我重新发现了自己》)。此后，他的《休息吧，形而上学》《致经济学家》《啊，经济规律》《前进，二万万》等，也都直接抨击了阻碍社会改革的落后现象和陈腐观念，热情地呼唤政治、经济和观念的现代化。
张学梦的诗风粗犷，趋向理性化。对抽象命题的思考，是他的诗的构思的出发点。他的作品惯于以形象手段阐释抽象逻辑的路线，也有意识地将大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辞汇、术语运用到诗中。他要人们“沿着我缆绳似的琴弦／走向步履和车轮交响的公路／走向原子、机械、果实、矿山……走向思想交锋的街垒／走向现实生活的广阔的前沿。”(《前进，二万万》)。这些让激情与政论结合的“钢丝般”的诗，为那个充满矛盾、同时也充满热烈希望的年代所孕育，也为那个年代的广大读者所青睐。张学梦诗歌创作的不足之处是激情有余而意境开拓缺乏，有些作品显得比较粗糙，但这并不影响其总的成就


本贴由赵晓虎于2007年10月08日09:37:25在〖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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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二） 第1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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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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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新边塞诗”派

“新边塞诗”派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文学群体之一。主要成员有杨牧、周涛、章德益、石河、高炯浩、柏桦等。他们都是年轻诗人，其诗作往往在边塞风土的背景上表现开阔的胸怀、浩大的气势，抒写变革时代带来的激奋昂扬、勇于开拓和创造的时代情绪。

一、杨牧
杨牧（1944——）四川渠县人。初中辍学后流浪到新疆，1980年发表《我是青年》一诗，引起很大反响。出版的诗集有《绿色的星》《复活的海》《野玫瑰》《夕阳和我》《雄风》，神话长诗《塔格莱丽赛》，还著有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天狼星下》。
杨牧的创作之根深植于大西北。他描写边塞风光、大漠奇景、多浪河畔的深情牧女、新疆的民族风情，鲜明的地域特色使其诗作在新时期诗坛上独树一帜，而诗人也由此成为“新边塞诗派”的突出代表。除边塞诗外，使杨牧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印象的还有一部分贴近现实、反映时代生活的诗作。
“一个作家，一个有希望的作家，总应该站在时代的高点，怀着对世界和人生的恋情，代表或体现一个民族最先进的思想，最美好的心理，为了民族的精髓而歌唱。”(《在迷纷中寻觅和发现自己》)这是杨牧的自述，也是他创作的自觉追求。他的作品常常抓住生活中令人关注、引人深思的问题，深入到时代和历史的深处，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以充沛的激情对其进行诗意的概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热忱。这一特色在《我是青年》中体现得尤为强烈、突出。
作为“刚刚迈步便遭遇了一场浩劫”，因而“没有完成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应该完成的业绩”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杨牧对流逝在荒诞年代里的美好青春有着无限苦涩的回味和感叹：“青春曾在沙漠里丢失/只有叮咚的驼铃为我催眼/青春曾在烈日下曝晒/只留下一个难以辩清滋味的杏干。”然而，诗人并没有被创伤和不幸压倒，也没有沉浸在哀急和沮丧中顾影自怜，而是眼含辛酸的泪水发出了激越坚定的呐喊。
我爱，我想，但不嫉妒。
我哭，我笑，但不抱怨。
我羞，我愧，但不自弃。
我怒，我恨，但不悲叹。
……
我是鹰——云中有志!
我是马——背上有鞍!
我是骨——骨中有钙!
我是汗——汗中有盐!
祖国啊!
既然你因残缺太多
把我们划入了青年的梯队，
我们就有青年和中年——双重的肩!
显然，这里的“我”代表的已不仅只是抒情个体的独特心态和抒情特征，而是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其中饱含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这“小我”与“大我”的融合中，我们不难看到时代的投影，听到一代人前进的雄健足音。
与主题和意蕴上的特点相适应，《我是青年》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那跌宕腾跃、委婉曲折的章法，使全诗形成一股激越奔放的气势，令读者心灵震荡不已。大量的对偶、排比、比喻、烘托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增添了诗歌的修辞美。全诗构思新奇巧妙，意境辽阔高远，诗情乐观向上，语言刚健清新，充分体出了杨牧诗歌雄健豪放的艺术风格。

二、周涛
周涛（1946——）祖籍山西，1955年自北京迁居新疆。毕业于新疆大学中语系。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及新疆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80年代初与诗友发起“新边塞诗”，著有诗集《神山》《野马群》，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等多部，曾获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奖。90年代转入散文创作，首倡“解放散文”，陆续出版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高榻》等多部，曾三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文艺奖，其《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原《西部文学》的主编郑兴富认为：“周涛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实践感情比较丰富，对生活观察细致入微，并能从中发掘出诗意，塑造了鲜明的历史形象。”同时，作为军旅作家，周涛又在他的诗作中融入了太多的英雄情结。周涛说，他是一位部队诗人，“我的襁褓是一件单薄的军衣”。诗作《神山》《鹰之击》《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军人素质》等等都凝聚着诗人无限的部队情结。
周涛出道晚，但成名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涛就以他的诗成为“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他的诗“以其粗犷、雄奇、刚健、深沉悲壮的艺术风格丰富了当代人的审美空间，开了一代诗风”。有人说他成为“继李瑛之后，对军旅诗整体格局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承前启后的代表性人物”。
周涛说：“新疆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首大诗。它自古到今养育了无数的诗人。在新疆这样一块土地上生活，呼吸着新疆芬芳的尘埃，接触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朴实、勤劳、善良的品格，还有新疆军区10万官兵单纯、欢乐、开朗、勇敢的性格潜移默化对我周涛的诗文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一个磁场，在这个磁场里生活的人，他不能不受到这个巨大磁场的影响。它渗入到你的血液中、渗入到你的灵魂中，使你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所以说我有幸成为我们新疆这个巨大诗歌链、历史链的一节，感到非常的荣幸。”
周涛的诗基本上表现为两条线索。一是写生活在边疆的军人的刚毅、狂放、忠贞的品格，另一是表现他对这块冷峻、神秘而又多彩的土地的挚爱。这两者有时得到结合：大漠、雪山、草原的自然山川和古老历史，与戍边者、开拓者的精神风貌相交错。他追求崇高感的力度，有犷悍、苍凉的格调，并在诗中自觉地进行有关自然、历史、人生问题的思考。在总体粗犷的理性中，那“突厥铁骑的子孙”，桀骜不驯，犹如“兀立荒原”的野马群。

三、章德益
章德益（1946—），浙江吴县人。1964年毕业于上海高中。毕业后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任农工、宣传队创作员、教师，《新疆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专业作家。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大汗歌》(合作)《大漠与我》《西部太阳》《黑色戈壁石》等。


第三章 朦胧诗派——崛起的诗群

第一节 朦胧诗派的崛起及朦胧诗论争

“朦胧诗派”较“归来的诗人”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0——40岁之间。“朦胧诗派”孕育于文革时期知识青年潜在的地下诗歌创作。文革时期知识青年潜在的地下诗歌写作的主要代表为白洋淀诗群、食指、黄翔等。朦胧诗派崛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王小妮等。关于朦胧诗派的人员构成，文学史上是有争议的，朦胧诗派云集了当时思想领域的知识精英，不同的资料对朦胧诗派的成员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是以“今天派”为标准，即以“今天派”成员为朦胧诗派的主要成员。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认为朦胧诗创立于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主要成员为：北岛、食指、芒克、舒婷、方含、顾城、多多、严力、江河、田晓青、杨炼、梁晓斌、王小妮、骆耕野、王家新、孙武军、徐敬亚。文学史普遍认为朦胧诗代表诗人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他们自己的诗歌刊物《今天》创刊于1978年底，停刊于1980年底，历时两年共出9期，朦胧诗的大多诗人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这个自创的民刊性质的《今天》聚集了当时只有平均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诗人，掀起了中国新时期诗歌领域的一场革命。在朦胧诗人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过程中，老一代诗人邵燕祥、牛汉、蔡其矫、王燕生等给与了极大的鼓励与支持。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标志着朦胧诗由地下正式走上诗坛，稍后舒婷发表了她的《致橡树》、顾城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从而对中国当代诗坛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击。
“朦胧诗”以其自我形象的主体性特征和独特的审美意象，所体现出来的对传统诗歌艺术规范的反叛和变革的先锋性特征，使“朦胧诗”诞生之初在中国当代诗坛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论争。正式触发以“朦胧诗”为题的讨论，是章明发表于《诗刊》1980年第8期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分析了老诗人杜运燮的《秋》和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两首诗，认为因过于“朦胧”而“看不懂”。从此发生了“看懂”与“看不懂”的讨论，“朦胧诗”也因此而得名。讨论中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朦胧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最早为“朦胧诗”辩护的是谢冕，他写有《失去了平静以后》，李丛中在《朦胧诗的命运》一文中也发表了与谢冕相近似的看法，石天河、杨匡汉等文学评论家都对“朦胧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提出了十分独到的见解。争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朦胧诗”。对“朦胧诗”持否定立场的有丁力、方冰、鲁扬等，基本持肯定态度的有谢冕、孙绍振、楼肇明等。在如何对待“看懂”和“看不懂”的问题上，意见也颇为歧异。如“艾青”认为：“能看懂的，不一定是好诗，但既然写东西发表了，总要人能懂，让更多的人看懂。下定决心让人家看不懂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等于是游戏，等于是无效劳动。”丁力更进一步地指出，那种“很朦胧”和“让人看不懂”的诗，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欣赏的诗，当然不是好诗，或根本不是诗。使人读得懂和读不懂，不但是衡量诗的标准之一，而且是衡量一个诗人是不是愿意为人民歌唱的标准之一。而谢冕的看法则与之不同，他认为，“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他在《从发展获得生命》一文中又重申道：“诗不能不让人懂，但诗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懂，特别要允许某些诗让人一时读不懂”。晓鸣在《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中进而指出，对于“朦胧诗”的难懂，不要一味指责作者，读者应当多花些力气把它弄懂，应当刻苦钻研“科学论文”那样对待它。杨匡汉在《新时期文学六年》“诗歌”一章中谈到的对于“朦胧诗”应区别对待的态度，反映了诗评界多数同志的看法。
可以说朦胧诗的论战其参与诗人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为新时期诗歌领域论战之最。从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到1984年3月5日徐敬亚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四年时间，为争论的集中时期。在论战中产生深远影响的无疑是持肯定赞赏态度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1年第三期《诗刊》）、徐敬亚的《 崛起的诗群》（1983年第一期《当代文艺思潮》），这三篇文章被称为新诗的三个“崛起”，这三个评论家被称作三个“崛起”论者。在朦胧诗及有关朦胧诗的争论的热潮逐渐消退的过程中，徐敬亚的《圭臬之死——朦胧诗后》（《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6期）对“朦胧诗”在现当代文学中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阐释，是不可多得的带有总结性质的学术文献。
当代诗歌评论家唐晓东在《心的变换：“朦胧诗”的使命》一文中将朦胧诗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滥觞期（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1978年底；其特征是分散、隐蔽状态下“人”与诗的初步觉醒）；涌流期（自1978年底《今天》创刊至1982年；其背景是广泛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主要特征是经由对“文革”和民族命运的反思，高扬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并据此确立诗的主体意识）；发散期（1983年之后，朦胧诗的内部开始分化；朦胧诗所体现的新的价值观和方法已显示出相当的凝聚力，对其追随者和模仿者的创作具有“范式”的意义；由于朦胧诗获得广泛认可，它正从旧秩序的异端慢慢转变为新的“传统”，从而酝酿着新的变革）。学术界对朦胧诗自身“秩序”的建构则是经历了从“涌流期”到“滥觞期”的过程，而“发散期”基本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阶段。
具有“先锋”姿态的“朦胧诗”在1982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1986年，朦胧诗派中犹大似的人物梁小斌写了《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的最终解体。朦胧诗的解体事实上还要更早一些，一般认为是1984年。在这前后，朦胧诗发展为以江河、杨炼为源头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主要包括“东方现代史诗”和带有“新古典主义”色彩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等；另一方面，又一次新潮诗歌的浪潮（第三代诗歌）也开始处在酝酿和成长之中。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地下知青诗歌写作

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一些地方存在着被后来称为地下诗歌写作的活动，这种活动在当时不被主流世界所认可，但在一些大城市知识青年和大学生的阅读中产生强烈的影响。当时的地下诗歌写作主要代表为白洋淀诗群等知青诗歌写作。

一、白洋淀诗群

白洋淀诗歌群落是地下文学重要的文化现象，是文革时期知青潜在诗歌写作的主要代表。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保定正东九十里左右的安新县境内。一片片洼地，联成一气，常年积水，故名“淀”。南北最长处约五十里，东西四十里。其上游有唐河、猪泷河、漕河、瀑河等九条河流，号称“九河下潲白洋淀”。其下游与白沟河汇合，改称大清河。在河北独流并入子牙河，雨季上涨，可向西漫延二十多里，旧县城安州也合并处于一片烟波浩淼之中。白洋淀本身由大大小小三百多个“淀”组成。其大者曰白洋、烧车、藻乍等。淀与淀之间多以“园子”隔开，园子上长满芦苇。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作物。
白洋淀的出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作为八路军一个军分区驻地，朱德总司令曾经视察过这里。著名的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反映敌后抗日游击队战斗生活的照片《雁翎队归来》曾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抗战爆发时孙犁正在同口教书，他描写白洋淀军民抗敌斗争的小说《荷花淀》后来收入中学课本，孔厥与袁静合作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根据徐光耀小说改编的《小兵张嘎》、梁斌的《播火记》等，更是家喻户晓。
白洋淀诗歌群落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第一、它聚集了北京中学生中一批思想敏锐的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撞击，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东西。
第二、每个村的知青基本是以原学校为单位的组合，他们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从中汲取必要的知识信息。白洋淀这个生态龛远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开放系统。
第三、安新县距北京三百里，相对山东、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而言，外地的同学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进一步地扩大了这种交流。
白洋淀诗歌群的根在北京。
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种都市文化。远而言之，它继承了“五四”以来吸收西方文化创建新诗学的努力。它所不同的是它减少了以往所不可避免的工具主义的倾向，多了一些对人存在价值和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近而言之，它是对“十年浩劫”曲折而坚韧的抗争。借助于白洋淀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结出自己的果实。
当年到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无一例外，全是自行联系去的，这表明在限制个性的大环境中追求小自由的一种自我意识。广义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自然包括当时主要生活在北京的地下诗人们，如北岛、江河等人。因此这个群落并不是流派，它不是诗风的集合，而是诗人的集合。
白洋淀诗群自觉地探索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由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严力、林莽、黑大春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

二 芒克、多多的潜在诗歌写作
芒克（1950—）生于辽宁沈阳。1969——1976年在河北白洋淀插队。1970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诗集《心事》《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诗选》等。1969年初，16岁的芒克和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他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76年初，是在白洋淀乡村居住时间最长、后来又仍然保持联系的诗人。芒克现存的作品，最早的标明写于1971年。评论家普遍认为，芒克是一个“自然诗人”。他的诗歌呈现出强烈的感性色彩，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显示出较少掩饰的野性美。如“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即使你穿上天空的衣裳/我也要解开那些星星的纽扣。”（《心事》）“躺在你隆起的怀里/我愿意变成阳光”（《爱人》）等。最能代表他具有反叛的野性的作品是《阳光中的向日葵》：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颗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在把头转向身后
它把头转了过去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
在80年代，芒克发表了两部长诗《群猿》和《没有时间的时间》。
多多（1951—）生于北京，本名栗世征。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与芒克等诗人结下了深厚的诗歌情谊。1972年开始写诗，而且已开始就写出了具有个人独创风格的作品，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阿莫斯特丹的河流》。和大多文革时期地下诗歌写作的诗人一样，多多被诗界较多谈论和重视，则要晚至80年代末至90年代。其中原因除了诗界需要清理和总结因素外，多多作品的发表时间、发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今天》和80年代前期的刊物上，未发现有多多的诗发表。大多数读者较多读到他的诗，是“非正式”出版于1985年的《新诗潮诗集》（老木主编），多多个人诗集的出版于1988年。多多标明写作于7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也难以找到足够的史料依据。多多白洋淀时期的诗尚存40余首，代表性作品有《当农民从干酪上站起》《手艺》《致太阳》等。
《致太阳》
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格言
你让所有的孩子骑上父亲肩膀
给我们光明，给我们羞愧
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劳动
你在黑夜中长睡，枕着我们的希望
给我们洗礼，让我们信仰
我们在你的祝福下，出生然后死亡

查看和平的梦境、笑脸
你是上帝的大臣
没收人间的贪婪、嫉妒
你是灵魂的君王

热爱名誉，你鼓励我们勇敢
抚摸每个人的头，你尊重平凡
你创造，从东方升起
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
这些作品在表现鲜明的时代社会政治的主题的同时，也表明了诗人对语言与自我、诗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多多的一些诗以陈述句作为诗题，如“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我始终欣喜有一道阳光在黑暗里”“当春天的灵车穿过开采硫磺的流放地”等，体现出诗人自觉的诗意探索。
1988年“今天文学社”授予诗人首届“今天诗歌奖”，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断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

三 平民诗人郭路生

食指生于新中国诞生前夜，1948年11月母亲在行军的路上分娩，故取名郭路生。他自幼聪慧好学，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善良、质朴、刻苦读书的好品德。食指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于北京，十五岁开始诗歌创作。
1964年，16岁的食指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失利，初次尝到了人生的磨难。同年在西城区教育局办的文化补习班学习准备下一年的考试。在一次参观美术馆的时候，遇到同在补习班的牟敦白，食指又多了一个文学写作上的朋友。以后，又与张朗朗为首的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有边缘性的接触。当时接触的除了张、牟外，还有郭世英、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董沙贝等。1965年2月开始创作他的重要作品《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部分《波浪与海洋》，与1967—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后有感而发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给朋友》组成了组诗《海洋三部曲》。同年夏天，考入北京第五十六中高中部，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同年加入青年团，因思想活跃和文学追求而受到学校批评教育，并令其退团。食指很难接受；后经父亲与区有关部门反映，学校才恢复了他的团籍。“文革”中他虽然不可避免地与‘红卫兵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的主要兴奋点还是在诗歌、合唱团、话剧团这些方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许多老师被批斗。食指因劝阻其他学生殴打教务主任而遭围攻，后又因写诗被批斗。同年10月参加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他南至广州，西至新疆，对祖国的广阔疆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1967年19岁，步行串联去延安，行至河北、山西交界处，遇到一个仍在坚持工作的“四清”工作队，他与这个工作队一同工作、生活了一个半月。同年创作话剧《历史的一页》。1967年夏天，在北京的学校、工厂、机关上演了十几场。此剧由李平分导演，姜昆等人饰演。一次，在景山公园演出，观众竟达几千人。戏中食指撰写的台词，情真意切，每次都有许多人为之落泪。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何其芳是食指最敬佩的诗人，通过何京颉，郭路生拜访了当时已被打成了“走资派、黑帮分子”的诗人何其芳，何老当时虽处于被审查隔离状态中，但依旧非常认真的接待了他。从此，食指经常向何其芳请教和讨论有关诗歌的问题。在这期间，他还与作家、诗人贺敬之、郭小川、曲波等有过接触。
1968年这是食指诗歌创作的黄金年华，这一年，他写下了《相信未来》《烟》《酒》《海洋三部曲》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代表作。同年5月，因他的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同年，许多思想活跃的青年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张朗朗在逃离北京时在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了四个字：相信未来。甘恢理写下了伤感的离别诗，食指写下了他的名篇《相信未来》。邓朴方被害致残。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害至死……
1968年在北京，大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纷纷离开北京，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青春的放逐。食指在这期间写了一批离别诗，如《送北大荒的战友》《冬夜月台送别》等。12月20日食指也离开北京，赴山西杏花村插队。在赴山西的列车上食指开始了他的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创作。1969年，食指与21名北京知识分子在杏花村落户。食指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流传，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食指写信。在劳动之余，他为大家讲中外名著或故事，还经常朗诵他的诗歌。
1970年春天，食指开始远游。他前后到过湖北、南京，在湖北宋怀云处长住达3个月左右，后分手。4月10日在南京写作《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同年，为另几个青年制作的广播剧《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撰写配乐朗诵诗《我们这一代》。1971年2月在济宁入伍。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了野战部队舟山要塞直属通信营设备架设连。第二年食指被提升到连里任文书。这一年，他在部队写了《新兵》《架线兵之歌》《澜沧江、湄公河》等反映部队生活的诗。1972年2月退伍，在家依旧抑郁寡欢。到北医三院就医，专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几个月后初步病愈，不久进通县北京光学仪器厂团委工作。这年写有《壮志篇》初稿。秋天为写“红旗渠”，只身去河南林县体验生活，途中钱被偷，再次发病，流落街头。二十天后被人送回北京，重入北医三院治疗。
1974年，夏天病愈后入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在单位一内刊工作。该内刊停刊后到传达室工作，后做杂工。无论做什么食指都十分认真。在打扫卫生时，他总是跪在地上一点一点认真地打扫。他说：我干不了研究工作，不能让研究所白养活我，我要尽力干活。所领导多次表扬他的这种工作精神，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为写焦裕禄而赴兰考，在郑州火车站钱和郑州亲友的地址均被偷，按记忆寻找亲友家又迷失道路，身无分文，再次发病。夜宿火车站，饥饿待毙，乞食度日。父亲向各地亲友挂电话寻找，不知其下落。二十余天后，神志忽然清醒，记起新乡技校有一叔伯哥哥，便用腕上尚存的手表换了五元钱，用四元买了去新乡的车票，剩下的一元买了碗粥，一盒香烟，便去了新乡。不料又做过了站，下车连夜步行几十里，清晨抵达新乡。堂兄见其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十分惊诧，陪同他回到北京。食指再一次入住北医三院。1975年，食指依旧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这一年他完成了长诗《红旗渠组歌》的创作。他的病情较稳定。与李雅兰（李立三之女）结婚。七年后离异。
1976年，28岁的食指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年他创作了《我不相信这样的讯息》《最后一班车》《敬酒》《大风大浪不可怕》《有这样的婚礼》等诗歌。1977年，撰写《陨石雨的神话与传说》《无题》。1978年，“伤痕文学”“朦胧诗”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食指再次焕发了一个诗人的创造力，开始了他的创作的新阶段，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同他的本名一样，这也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名字。他认为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着无形的压力，但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于是，他索性用“食指”为笔名，以表达自己的抗争与解嘲。1979年，创作《相信未来》的姊妹篇《热爱生命》。在刊物上发表早期代表作《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烟》《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作，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食指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期。
在八九十年代，因为精神分裂症，食指多数时间生活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但仍然坚持诗歌写作。据说，他远比我们周围很多人正常得多（参见崔卫平《郭路生》，选自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每年都有一两首新作问世。他写得严肃认真，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有《落叶与大地的对话》《愿望》《诗人的桂冠》《向青春告别》《人生舞台》《归宿》等。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相信未来》。1993年春天，《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引起较大反响。
食指的代表作品无疑是我们熟悉的写于1968年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两首作品是文革时期少有的能称得上诗歌的作品，是天然的殉道式宿命诗人的传世之作。仅凭这两首诗就可以断定食指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带着作品从文革中走向新时期的诗人。
《相信未来》是一篇预言性的诗歌力作，当文革的迷雾使人们陷入迷茫与混乱中，人们为命运哀叹之时，食指以一个充满希望的光辉命题照亮了前途未卜的命运，在诗人发自心中呼唤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高傲灵魂中质朴的希望。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撑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食指以亲身经历表现了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上山下乡，离开家园，奔赴边陲乡野时的一首送别诗篇。诗篇以艺术的方式见证历史，成为那个时代宏大的历史事件的最直接的抒写。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两首诗在当时上山下乡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其影响主要是通过朗诵和传抄方式来完成。戈小丽在《郭路生在杏花村》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的厨房。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有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身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著相信未来。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郭路生的诗也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
阅读以《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为代表的食指的作品能时时处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声音，食指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代言人。在没有诗歌的年代，食指写出了影响一代人的诗歌作品，从而确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食指诗歌的最突出的艺术魅力在于诗人以艺术的唯美的意象真实地展现诗人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在6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食指以独立的人的精神和独到的艺术风格，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诗歌是感受、是情感、是直觉、是语言的艺术。食指的诗歌是划时代的，他的诗风直接影响了早期朦胧诗的创作。

四 黄翔的地下诗歌写作

在文革时期知青潜在诗歌写作除了上述提到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山西杏花村的食指外，贵州的黄翔产生较大影响。黄翔（1941—）湖南桂东人，多次被监视，作品一直未能在报刊“正式”发表。现旅居国外。著有诗集《狂饮不醉的兽形》《黄翔禁毁诗选》等。他属于最早的诗艺探索者之一，其诗歌创作在文革前已开始。在写于1962年的一首《独唱》已显示出他的特立独行的性格：“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由于这种特立独行的沉思內省的个性，使他成为文革中最早觉醒的青年之一，其诗歌《野兽》与《火神交响曲》对那个年代发出了最强烈的诅咒：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被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踩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梗住我的可憎恨年代的咽喉
在这样的诗里，不仅作者的意识已跳出了那个“可憎年代”的笼罩，而且其诗艺的尖锐、集中，整体意象的变形，都产生出强烈的形象效果，显示出强烈的探索精神与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与那个时代的干枯的语言迥然不同。他的组诗《火神交响曲》，则借火炬之口发出了那个时代最高亢的呼喊，呼唤人性、科学与真理的复归：“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把暴力与极权交给死亡吧”……“人性不死 /人的良心不死/人民精神不死/人类心灵中和肌体上的一切自然天性/和欲望/永远洗劫不尽/搜索不走”。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还不清楚黄翔的创作渊源及其创作经历，但就现在所能看到的他的诗歌来说，已足以证明他属于那个年代的少有的思想与艺术上最早也最出色的探索者之列。
黄翔在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写作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与路茫、方家华、哑默等创立了“启蒙社”，这一与“新诗潮”相关的民间地下诗歌组织，早于北岛等诗人创办的《今天》。黄翔等贵州诗人，于1978年10月来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贴出总题为《启蒙：火神交响诗》的共一百多张的诗歌大字报。接着，12月到次年3月间又5次到北京。除继续张贴诗歌和争论的大字报外，还散发、出售他们自印（油印）的诗歌作品集，如黄翔的《狂饮不醉的兽形》、哑默的《哑默诗选》等。黄翔在《狂饮不醉的兽形》中说：“我之所以选定北京，因为在那里，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响雷！”黄翔等“外省青年”的“呼啸而来”，影响、鼓舞了北岛等人。
在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的第二编，收有黄翔的两首诗（《我的形象推出形象不可触及》《东方之佛》），黄翔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中情绪哲学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北岛的朦胧诗写作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如果说五四文学运动诞生了白话新诗歌，并涌现出一大批像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杰出诗人，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化运动则诞生了新时期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朦胧诗”派。“朦胧诗”派汇集了文革时期地下知青诗歌写作的时代精英，他们成为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优秀的朦胧诗人，拒绝当时的同声合唱，穿透弥漫在文坛上的浮泛诗情，发出了真实的不和谐刺耳的声音。在“朦胧诗”派当中，北岛无疑是最优秀的代表。
北岛（1949—）原名赵振开，曾用笔名北岛、石默。北京人，祖籍浙江湖州。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1978年前后创办《今天》，成为朦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1989年4月，北岛离开祖国，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居住，主编在海外出版的文学刊物《今天》。北岛曾著有多种诗集，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著有诗集《陌生的海滩》《北岛诗选》《太阳城札记》《北岛与顾城诗选》等。
北岛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表现为：他和芒克、黄锐创办了《今天》。文学史上普遍认为，《今天》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家民间文学刊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今天》杂志创刊于1978年底，作为综合性文学刊物，共设有小说、诗歌、翻译作品、评论、美术摄影作品等多个栏目，其诗歌影响最大，故都把它视为诗歌刊物。文革时期地下知青诗歌写作的一些代表人物以及后来的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食指、芒克、北岛、舒婷、杨炼、江河等都在上面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因此，这些人物都被称为“今天”派。《今天》杂志停刊于1980年12月末，历时2年，一共出了9期，每期印数1000册。其间，组织举行了大量诗歌的宣传活动：各种座谈会、作品讨论会、诗歌朗诵会、集会和*等，这些活动深入到高校、美术馆、公园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北京高校学生中间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今天》作为文学民刊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持续了三年，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今天派成员当时只有平均初中文化水平，可是它刊载的一些诗歌，被编进文学史，走进大学的课堂，成为大学生阅读和研究的对象。“今天派”诗歌是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发端，后来所兴起的诸多诗歌流派无不受到“今天派”诗歌的影响，而诗人北岛被公认为当之无愧的“今天派”诗歌领袖。
北岛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的诗歌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的意义与价值的不懈叩问。如果说地下文学的代表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在面对残酷的现实，表现更加坚信未来的美好的话，那么，北岛的诗则以“世界/我——不——相——信”的战斗者的姿态，于回望历史的思考中唤醒和捍卫人的价值与尊严。诗人把自己看成人类的一员，以个体的自我来承担属于全部人类的一切，特别是人类的苦难。
写于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回答》是北岛的代表作。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经历十年文革，北岛站在文化废墟之上，在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规范被践踏、被摧毁之后，他所要求的只能是最基本的内容，这是北岛的诗文化反抗带有社会的悲剧性色彩，诚如诗人自己的表达：“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在《宣告——给遇罗克烈士》中有这样的表述：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在《结局或开始》中他说：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北岛写给好友遇罗克的两首献诗，直接透露出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被无情地扼杀的残酷事实，以及对热烈期望成为一个“人”的追寻。其中北岛运用温情的口吻抒写出了人的意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执著憧憬。诗人对富有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人”的最基本自由、权利及尊严的维护，是与抗拒非人道的残暴的政治相互交织的。
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社会属性消失殆尽。人被视为牛鬼蛇神，我是他人的地域。北岛在新时期伊始首先以最经典的文学样式——诗歌艺术地反思了这段历史，开创了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先河。北岛诗歌中所表现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充分体现了作为社会良知的诗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对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当代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舒婷、顾城的朦胧诗写作

作为时代知识青年的每位朦胧诗诗人都有自己鲜明的生命特征，他们独特的气质和人格气象都艺术地再现于各自的诗歌创作之中。北岛的外向型领袖气质使他的诗歌更多地体现出诗人作为时代政治英雄的特点，北岛的诗更适宜于广场上朗诵，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它以不可怀疑的力量使读者接受；而舒婷、顾城由于个性内向、情感细腻从而使自己的诗歌显得婉转幽美，他们在日常情感的提炼和升华中完成诗歌的创作，他们的诗更适宜于与普通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进而显示出纯粹的诗美。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和时代性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200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世界文学60家”书系，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学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北岛、舒婷、顾城的精品作品集榜上有名，这是世人给与朦胧诗诗人最高的荣誉与评价。

舒婷（1952—）原名龚舒婷、龚佩瑜，福建漳州人。1966年，14岁的舒婷因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在作文中有抒情表现而受到批评。1969年舒婷读初中二年级，在未毕业的情况下即下乡，到闽西北山区的上杭县插队落户。1971年开始写诗和散文，并得到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福建诗人蔡其矫的指导，其诗也在知青中流传。舒婷1972年回城，在厦门当过泥水工、浆纱工、挡车工、统计员、讲解员、焊锡工等各种临时工。1977年与北岛等北方的诗人结识，成为《今天》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诗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1979年4月，她最初发表在《今天》的《致橡树》被《诗刊》转载，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尽管舒婷的诗已广泛流传，受到读者的喜爱，但是诗歌界却没有完全接受她，对她的诗歌还有许多置疑。1980年舒婷调到福建文联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同年，《福建文学》以“关于新诗创作问题”为题，围绕着舒婷的作品开展长达一年多的专题讨论。这次长时间的讨论与当时的诗歌潮流紧密相连，讨论涉及到新诗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虽然她的《流水线》和《墙》等作品也受到批评，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她的影响也更加扩大，成为朦胧诗乃至新诗潮的代表人物。出版的诗集有《双桅船》《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会唱歌的鸢尾花》《五人诗选》等，现为中国作协理事、作协福建分会副主席。
舒婷的诗贴近生活，具有倾诉性，是她生活感想的随笔，重在抒发情感。舒婷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的作品致力于表现理想、爱情、友谊、自由、命运、责任等传统性的思想主题。在艺术上，则以细腻的刻画、含蓄的表白、生动的描写见长，作品抒情气息浓郁，具有典型的女性心理与情感特征，被人形容为“美丽的忧伤”。 舒婷的诗融古典情趣与浪漫主义色彩于一炉，赢得了阅读趣味偏于传统的读者们的广泛喜爱，奠定了其作为“朦胧诗”重要代表性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舒婷不是以数量取胜的诗人，但她却为当代诗坛留下了不少精品之作。她的脍炙人口的诗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搁浅”型；一类是“赠送”型。
《船》是一首重要的诗，写一种“搁浅”的感觉，凝聚了作者很多的体验。1972年她以独身子女照顾回城，没有安排工作，产生了一种搁浅的感觉。她连一名民办教师也争取不到，现实和理想之间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被她感觉到了。一步，然而遥远。她终于明白搁浅也是一种生活，于是舒婷写成了《船》这首诗。《船》以船自喻，飞翔的灵魂被禁在自由的门槛。在这里，舒婷较好地完成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转换，而不是把生活真实直叙于诗中，或把生活的语言分行排列于诗中。这是舒婷诗的一种类型。属于这种类型的诗，还有《日光岩下的三角梅》《双桅船》等。《双桅船》的写作之时，正是中国社会摆脱“文革”影响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转型期”。人们对于信仰、爱情、友谊、理想的追求依然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渴求，舒婷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写出了这首折射出时代精神的抒情诗。全诗通过“船”与“岸”亲密关系的形象性展示，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于爱情、友谊、信仰（或信念）这些崇高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显示了诗人理想主义的思想情怀。它是诗人运用朦胧诗的写法，采用象征、意象来表达人的主观情绪，从而伸张人性的佳作。全诗表现了诗人双重的心态与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是理想追求的“灯”，另一方面，是爱情向往的“岸”。在执着追求理想的进程中，时而与岸相遇，又时而与岸别离，相和谐又相矛盾。同时，在理想追求进程中，诗人时而感到前行的艰难与沉重，又时而感到一种时代的紧迫感而不让自己停息。
另外一类型是“赠送”型，代表作《赠》《致橡树》《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等。这些作品诗人超越了自己个人情感的天地，进入到更加开阔的艺术空间。情感的细腻、表达的婉转、繁复的意象、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舒婷作为新时期第一位朦胧女性诗人的艺术魅力，只要我们带着审美心境去阅读这些作品就不难感受到这一点。
舒婷出现于新时期诗坛犹如一枝艳丽的奇葩，又如一只报春的燕子，预示着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开启了新时期女性诗歌写作的新景观。

顾城（1956—1993），祖藉上海，在北京长大。顾城生长在一个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的家庭环境中，父亲是当代作家、诗人顾工。十岁之前的顾城拥有一个自由而平静的生活，他爱看书，把家里两柜子的书几乎都看遍了，然而一场改变中国一代人命运的政治风暴将顾城的生活弄了个天翻地覆。工军宣队抄走了家里所有的书，只有一本法布尔的《昆虫记》在他的手中得以幸免。《昆虫记》成了他的至宝，它给了少年时代顾城最初的信仰和生活的依据，给顾城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的大门。
混乱、畸形的社会现实让顾城看到了恐怖，武斗的血腥场面让他瑟瑟发抖，当他听到全家随父亲下放时，他“脸上竟升起一层欣喜”。1969年的冬天，顾城一家被下放到山东省昌邑县东冢公社，住在一个叫火道的村子。顾城的愿望破灭了，他的眼前是暗黑的茅顶、土墙和直达天际的荒滩。他和父亲被分配去喂猪。在偏僻荒凉落后的农村长年的下放生活让顾城学会了在孤独中默默地与自然相处。1974年顾城一家返回北京，他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街道服务的各种工作，当过木工、电影广告绘画工、商店营业员、油漆工、报刊编辑等。1987年赴欧美进行诗歌文化交流活动，1988年到达新西兰，与妻子谢烨隐居新西兰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因情感与婚姻危机等复杂原因，在激流岛寓所杀妻后*身亡，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其短暂的人生。
顾城的诗集主要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岛、顾城诗选》《黑眼睛》《顾城诗集》《顾城诗全编》等。其公认的代表作主要有《一代人》《远和近》《生命幻想曲》等。天才童话诗人顾城是当代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他的诗在广大青年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
顾城很小就开始写诗，1964年创作的《松塔》是他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有些稚嫩，但是充满了孩子的幻想。同年所作的《杨树》则老成的多。“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与后来的代表作《一代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顾城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是在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蒲公英》小报第三期刊登了《生命幻想曲》，受到读者的欢迎。《生命幻想曲》是顾城下放时，在河滩上创作出来的，在寂静与孤独中，他对生命展开了无穷的幻想。在这首诗中，他热烈地表达了对生命的礼赞，对“我”的认知，他要让自己的“生命”去碰撞宇宙的日月星辰，问候自然的万物，将自我溶于外在的世界，使世界染上诗人的个性和特征，从而达到“超我”“无我”之境。顾城的诗歌风格也由此奠定。顾城谈创作这首诗歌的心境：“我似乎真的进入了光的世界，——太阳在高空轰响着，把白热的阳光，直泻在广阔的河滩上，直泻在河滩上的千百个圆形的小湖里，直泻在我脱皮的手和红肿的肩上……我好像被熔化了，皮肤不再是我的边界，大地再不能用引力把我捕获……我是那么地自由，随着滚热的气流在太空中浮动。”“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用金黄的麦秸，结成摇篮，把我的灵感和心放在里边”，诗人那孩子般绮丽的幻想，将常人眼中无法连接的意象巧妙地结合，将自己心中的世界，心中的美直观的展现。不久，诗人加入了《今天》文学社，相继与北岛、芒克、舒婷、江河等诗人结识，开始大量发表作品。同年，公刘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发表在《星星》复刊号上，这是国内报刊首次公开评论顾城的诗，引起了国内外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次年一月，《文艺报》又转载了公刘的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对“朦胧诗”的讨论。这一阶段顾城的诗往往感觉细腻、丰富，语言纯净、透明，意蕴单纯，情感真挚，富有纯粹、动人的美感力量。
在顾城的诗篇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一代人》，全诗一共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它虽然简短却意味深长，道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对于“光明”的渴求，只有经历过“黑夜”的人才能体会，文化大革命的漫长“黑夜”，让顾城对 “光明”有一种执卓的追求。像《一代人》这样政治意味较浓的诗作并不多，他的诗更多的是对“我”，一个自由而真实存在的灵魂的思考。《一代人》既是这一代人的自我阐释，又是这一代人不屈精神的写照。黑暗要扼杀一个人明亮的眼睛，但黑暗的扼杀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反而创造了它的对立物：黑色的眼睛。是黑暗使一代人觉醒，使一代人产生更强烈的寻找光明的愿望与毅力。正是这坚毅的寻找，才使他们看到掩盖在生活表象之下的、使人难以接受的本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诗人性格与理想的最好证明。在他的王国里，痛苦的经历被他的任性剔除，他要构建的是一个和谐纯美、恬淡宁静而又无拘无束的梦幻世界。“永远”的爱情、“快乐”的小河、幸福的 “婚礼”、“玻璃纸和北方童话的插图”，这是一个孩子最美好的幻想。他要“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在这天真纯美的诗句后面隐藏的是一个脆弱的灵魂，如果没有眼泪，没有不幸与黑暗，诗人的愿望不会如此的强烈。“啊，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个树熊，坐在维多利亚深色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上，发愣，他没有家……”诗人最后以一个弱小的形象出现，他将自己安放在理想王国之中，想用“浆果一样的梦”去充实，用“很大很大的眼睛”去观察。但是，他没有得到“蜡笔”，一切都随风而逝，诗人宁愿自己亲手把梦撕碎，让它保存在记忆与幻想中，也无法忍受它被污浊浸染。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顾城的诗歌创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内向、封闭，一味沉浸于自我冥思的世界里，诗的意象与感觉越来越趋向无意识状态，整体风格变得怪诞、晦涩，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如果说顾城前期的诗歌给读者带来的是纯美和希望，那么，他后期的创作则是诗句的自由涌动。《布林的档案》从形式上讲，它很像现代童话，从内容上讲，不过是我们习惯的现实。总之，它展现的是人间，不是在愿望中浮动的天国。《颂歌世界》中，它用平静的语调揭示存在与人内心的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冲突，当然，顾城并没有放弃对那个理想世界的憧憬。顾城曾坦言自己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我喜欢但丁、惠特曼、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最喜欢洛尔迦和惠特曼。”他喜欢洛尔迦的纯美，喜欢惠特曼的“直达本体”，他也不讳言庄子、屈原、李白等传统诗人的艺术熏陶。顾城始终没有忘记中国传统诗歌与自己的联系，并一直努力将其延续。但是，他的诗歌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时，他就离开了这个带给他无限苦难、无限憧憬的世界。“我在幻想，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是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
作为一位 “童话诗人”，顾城用自己的诗为中国新诗的成熟与发展贡献了力量，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元素。顾城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冷静地看着周围的世界的同时，用他的“童心”感知着，他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组织语言，抒发情感，表达他作为一个个体存在，对生命、对美、对爱情、对社会、对时代的看法。遗憾的是，由于受到他性格的限制，顾城无法超越自己，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将自己困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不断舔吻着与现实发生冲突而留下的伤口，最终走向极端。
第五节 江河、杨炼等的朦胧诗
江河（1949—），原名于友泽，北京人。“文革”期间在乡村插队期间开始写诗。出版的诗集有《从这里开始》《太阳和他的反光》等。杨炼（1955—）北京人，出生于瑞士。“文革”后期曾在北京郊区插队。在《今天》的诗人中，他开始写诗的时间较晚，迟至1976年初。主要诗作有《大雁塔》《西藏》《礼魂》《诺日朗》《敦煌》等，出版的诗集有《荒魂》《黄》等。
在《今天》的诗人中，江河和杨炼在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常常被评论家们放在一起进行谈论。他们与当时其他诗人的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不同，提倡和实践者的是表现时代和民族历史的“史诗”。早在1980年，江河就呼唤史诗：“为什么史诗的时代过去了，却没有留下史诗？”他先前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和杨炼的《大雁塔》《乌蓬船》等诗，就已蕴涵着一种史诗的气魄和特质。不过，那时朦胧诗的整体追求还是在寻觅西方新异的声音，并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即使江河、杨炼，那时也不能一味地以历史的眼光流连在古文化遗址之上，他们频频注视着周围广阔的地平线，而被一种现代和现实意识浸润着。如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星星变奏曲》，杨炼的《织与播》《走向生活》，都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现实意识。正是因为“史诗”的非属传统文类意义的范畴，因此江河、杨炼后来使用“现代史诗”“史诗性”“抒情史诗”等概念来解释自己的创作。
江河、杨炼早期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大雁塔》等长诗具有浓郁悲壮的抒情基调。想象丰富、气势雄伟，呈现出政治抒情诗的思辨特征。在形式上也较多地采用当代诗歌铺陈排比的句式章法。他们试图通过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探寻，来获得对现实问题和历史的认知，这种介入“历史”的强烈欲望和鲜明的社会政治视角与北岛等朦胧诗人不同。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杨炼、江河的诗风有了较大的变化，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审美视点逐渐从现实关怀转向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生命意义的“寻根”。随着对现实的反思逐步向历史文化的深层拓展，诗人们意识到不能再一味地去摹写西方的诗歌，所以一部分青年诗人开始回到东方，向古老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层开掘，“文化诗”的潮流在青年诗人中蔓延，而江河、杨炼则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杨炼继《大雁塔》之后，又写出了《诺日朗》《半坡》《敦煌》《西藏》《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大型组诗，为东方现代史诗的创作提供了较早的实绩和范式；江河则在1985年写出《太阳和他的反光》这组现代中国的神话史诗。他们都为东方现代史诗的创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达成了现代意识和民族传统精神的对话。
杨炼和江河的诗歌以对东方文化的反思和对史诗品格的建树为当代诗歌做出了独特贡献，也为“寻根文学”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范式。80年代后期，未见江河新的诗作问世。1988年夏天，杨炼开始了自己所称的“世界性漂流”，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地，诗中继续了他冥想、哲思和想象奔放的风格，并且收获丰厚。杨炼等大陆诗人旅居海外的创作现象，这是有待诗学界进一步研究的话题。

第六节 梁晓斌、王小妮的朦胧诗创作
梁晓斌、王小妮是“今天”诗群之外，与朦胧诗保持着同一或相近的创作倾向的年轻诗人。
梁小斌（1954年—）安徽合肥人。自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他前后曾从事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计划生育宣传干部、广告公司策划等多种职业。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1984年提出“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和道德价值”，其间创作《断裂》组诗。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中国文联1986年版），思想随笔集《独自成俑》（天津社科2001年版）《地主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等。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选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其中《雪白的墙》(选入高中语文教材)获1982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
梁小斌是以《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赢得朦胧诗代表诗人称誉的。他的诗善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一粒沙中见出整个世界。如他以“我的钥匙丢了”这件个人小事，象征着“文革”中失去的理想和信仰，将小小的钥匙置于中国这一大的语境之中，由此形成语境压力，使之具有一种隐喻效应，其间蕴涵的历史内容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作者所说：“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晒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给普通的玻璃器皿以绚烂的光彩。从内心平静的波浪中觅求层次复杂的蔚蓝色精神世界。”他写琴声惊动的鸽子、啃着苹果的孩子，写玫瑰花开，写一颗螺丝钉……在微小的事物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沉重的历史省悟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往往是在轻松的自然意象中呈现的。他的诗另一个特点就是单纯性。他说：“单纯性是诗的灵魂。不管多么了不起的发现，我都希望通过孩子的语言来说出。”他一方面写走出窒息心灵的阴影而获得阳光和自由的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另一方面更以一种童稚单纯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使丰富复杂的内容在纯净透明的意象中呈现出来。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上，梁小斌被评为年度推荐诗人。推荐语中这样写到：
　　 “诗人梁小斌，一个磨难时代的诗歌童话，他坚韧而坚强地持续写作，在生活的边缘依然把诗歌完全融入了生命的状态。 新时期文学启蒙时这位诗人坚实、清澈、透明而深邃的诗句，在中国所有城市的旷野呼啸而过，他朴素而寓意深切的诗歌依然影响着现在的人们。
　　 梁小斌诗歌中蕴涵的深情和智慧，是近15年来汉语写作历程一个多棱面的见证，更难得可贵的是，这样冰块一样生活着的诗人，通过自己卧薪尝胆的努力，恢复或说绵延着一种纯粹、高贵的文学理想：以透明消解阴晦，以深沉埋葬浅薄，以少战胜多。”
　王小妮（1955—）吉林省长春市人。1969年随父母插队于吉林省农安县合隆公社，1972年随父母回城。在长春三中续读中学，1974年中学毕业后，插队于吉林省九台县庆阳公社。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1979年参与发起《赤子心》诗社。1980年8月，去北京参加首届“青春诗会”，诗歌开始在国内多家报刊上陆续发行。曾就职于长春电影制片厂。1985年迁居深圳，自由写作。出版有《我悠悠的世界》《手执一枝黄花》《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世界何以辽阔》《方圆四十里》等诗歌、散文、随笔、小说集。曾获得《作家》诗歌奖、吉林省图书奖、美国安高诗歌奖、《上海文学》创作奖等。2000年秋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诗人节”。2001年夏应德国幽堡基金会邀请赴德讲学。2004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年度诗人奖”。
王小妮80年代初的诗，部分取材于“文革”中曾经劳动过的东北农村生活，着重展现事物和情景所产生的印象和感觉。诗中出现的土地、大山、石匠，常常是物象与感觉的交叠。这种感觉和把握对象的方式，在稍后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我感到阳光》《风在响》《假日湖畔随想》中，有更多的发挥。8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的写作与诗界的运动、潮流，较少发生直接关联，她决定“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在《重新做一个诗人》中诗人写道：海从来不为别人工作/它只是呼吸和想。从1980年写诗开始，诗人从未中断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与探索。她的长诗《与爸爸说话》（1996）《我看见大风雪》（1999）等被公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界优秀的诗歌文本。
王小妮获2004年首届新世界国际诗歌启明星奖，评选委员会给她的授奖辞是：简洁、明澈、沉实而轻盈，于静默中直击或折射稍纵即逝的诗意瞬间。王小妮的诗在整体上令我们想到水晶的纯粹本真。她朴素的诗歌理想在于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相互生成。她的诗自成一个世界，其中布满日常生活的痕迹和气息，却又显示为一种话语的险境。在她的诗中，坚定的个性和精微的风格变化并行不悖。她的诗歌写作是对生活和语言的持续擦亮，同时也不断擦亮我们的眼睛以至灵魂。她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重新做一个读者；又是一个启示，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诗意栖居的可能。



本贴由赵晓虎于2007年10月08日09:47:08在〖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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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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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三代诗人
第一节 概述

大约1983年前后，作为整体出现的诗歌群体普遍分化：大部分复出的诗人诗歌题材、创作激情、艺术创新后继乏力；朦胧诗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既借助朦胧诗的势能，又叛离朦胧诗的“更年轻的一代”（第三代诗人）正在崛起。 “第三代诗人”又可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人”“后崛起”“当代实验诗”“后新诗潮”“后朦胧诗”“后现代”等）：这是比朦胧诗派年龄更为年轻的活跃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的一批诗人，他们大都出生于60年代，以50年代的第一代诗歌和“文革”中诞生的第二代诗歌（即朦胧诗）作为反叛对象，其诗歌的总体特征是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在语言实验方面表现为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代表人物有韩东、于坚、伊沙、周伦佑、李亚伟等，（没有明确诗派的海子、王家新、西川等也属于这一代诗人），他们被关注始于1984年向朦胧诗宣战之时。他们是遍及全国各地以民间群落形式自办诗刊诗报的“大学生诗派”，诗人们在于坚、韩东等的率领下，在与朦胧诗派的激烈交锋中纷纷喊出“PASS舒婷”“打倒北岛”的口号。他们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
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较集中收入了“两报”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展示的诸多诗歌流派。该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朦胧诗派、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莽汉主义、圆明园诗群、星期五诗群、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极端主义、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撒娇派、大学生诗派等；第二编主要展示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诗歌流派——四川的九行诗、黑龙江的体验诗、江苏的日常主义、北京的北京四人、上海的主观意象、江苏的东方人诗派、贵州的生活方式、北京的男性独白、江苏新口语、江苏的超感觉诗、湖南的悲愤诗人、浙江的咖啡夜、湖北的野牛诗、福建的超越派、吉林的八点钟诗派、四川的自由魂、吉林的超低空飞行主义、江苏的阐释俱乐部、吉林的特种兵、贵州的情绪哲学、北京的超前意识、四川的“无”派、江苏的色彩派、江苏的呼吸派、湖南的裂变、福建的新大陆、云南的黄昏主义、山西的太极诗、江苏的新自然主义、陕西的后客观、吉林的霹雳诗、河南的三脚猫、四川的群岩突破主义、湖北的离心原则、贵州的四方盒子、吉林的迷宗诗、北京的情绪诗、安徽的病房意识、四川的莫名其妙、北京的求道诗、浙江的卦诗、上海的情绪流、四川的新感觉派、深圳的边缘诗群、北京的西川体、浙江的现代诗歌、福建的大浪潮现代诗学会、安徽的世纪末、深圳的游离者、四川的四川七君、广东的小城诗派、湖南的东方整体思维空间、上海的城市诗、西藏的雪海诗派等；第三编从地域的角度将第三代诗人加以划分，主要划分为西北、华北、华东、东北、西南、中南等几大地域。
非非主义的代表人物周伦佑在1991年创作的《第三代诗人》颇能反映出第三代诗人的一些特点：
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
孤立得太久， 终于在这一年揭杆而起
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
撒一泡尿 ，使分行排列的中国
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
自吹自擂的一代，把自己宣布为一次革命
自下而上的暴动；在词语的界限之内
砸碎旧世界，捏造出许多稀有的名词和动词
往自己脸上抹黑或贴金，都没有人鼓掌
第三代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金光很大
长期在江湖上，写一流的诗，读二流的书
玩三流的女人。作为黑道人物而扬名立万
自有慧眼识英雄，耀帮哥们儿一句话
第三代诗人从地下走到地上，面色惨白
坐在宣传部会议厅里，唱支山歌给党听
吐出一肚子苦水和酸水。士为知己者死
不该死的先走了，第三代诗人悲痛欲绝
发誓继承耀帮哥们儿遗志，坚决自由到底
第三代诗人由此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学着说粗话，玩世不恭，骂他妈的
上层的天空在中国变来变去，第三代诗人
时常伤风感冒，变得十分敏感和谨慎
太多的禁忌不能说，唯一的逃避是诗
第三代诗人换上干净的衣服，在象牙的表面
做没有规则的游戏，远离心脏和血肉
或者模仿古人的形式，用月光写诗，用菊花
写诗，写一些很精致的文字，从红色
向白色，热情逐渐递减，减至语言的零度
第三代诗人活得很清苦，食人间烟火
说普通话，在茶馆里坐着品茶，喜欢有
茉莉花的那一种。马克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
第三代诗人靠老婆养活，为人类写作
因而问心无愧。打破婚姻铁饭碗
第三代诗人犯过许多美丽的错误
后于弗洛伊德深入女人的舌尖和阴道
在想象中消耗太多的精气，结果阳气大亏
第三代热爱部分的毛泽东，一种农民的朴实
和冲动。在诗中改朝换代的野心是不自觉的
只是感到有屁要放便放出来，香花毒草由他去
被臆想的根羁绊着。抽刀断水，或者
把它暴露得更加粗大，以证明血统的纯正
第三代读老庄，读易经，倾向于神秘主义
或故作神秘主义。用八卦占卜，看一次手相
便学会一种骗人的勾当，再骗朋友和敌人
继而进入气功状态，丹田的位置并不重要
关键是坐的姿势，要做出吐纳的样子
再发几句反文化的宏论，便自以为得道了
当然酒是要喝的，饭更不能少，一代人
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活着，毁誉之声不绝于耳
第三代面不改色心不跳。依然写一流的诗
读二流的书，抽廉价烟，玩三流的女人
历经千山万水之后，第三代诗人
正在修炼成正果，突然被一支鸟枪击落
成为一幕悲剧的精彩片断，恰好功德圆满
北岛、顾城过海插洋队去了。第三代诗人
留在中国坚持抗战。学会沉默
学会离家出走，同时作为英雄和懦夫
学会拒绝，在庭上慷慨陈词，拒不悔过认罪
学会流放，学会服苦役，被剃成光头
在列队与超负荷的劳动中尝试另一种活的方式
周伦佑在峨边闭关修炼，廖亦武、李亚伟
在重庆打坐参禅，尚仲敏在成都写检查
于坚在云南给一只乌鸦命名。第三代诗人
树倒猢狲散。千秋功罪十年以后评说
与朦胧诗的发生地及活动中心以北京为中心不同，作为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他们主要分布于南方，主要指江浙的南京、上海和西南的云贵川，尤其是四川，四川被人们称为“第三代的策源地”。他们在诗歌领域进行着广泛的实验性写作，其作品主要在自办的民刊上出现。第三代诗人以流派团伙行动的诗歌言说方式，一直延续到极具个人化写作的90年代。


第二节 第三代主要诗歌流派简介
一、“非非主义”
四川的诗歌试验活动，最有影响、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非非主义”。四川的“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流派创立于1986年上5月4日。主要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敬晓东、刘陶、何小竹、吉木狼格、李亚伟、小安等，其诗歌阵地为1986年5月创刊的《非非》。他们以“诗歌交流资料”《非非》和《非非年鉴》来介绍他们的史学理论、代表作品和成员构成。后来，还出版了两期报纸形式的《非非评论》。从1986年5月到1988年9月，《非非》共出版4卷。1989年至1991年停刊。1992年9月，出版复刊号（周伦佑主编），在出版了6、7卷合刊后，第二次停刊。2000年8月到2002年，出版了8—10卷。从1992年以后，在这份刊物上提出、阐发的流派诗歌写作命题有“红色写作”“世纪写作”“后非非写作”“体制外写作”等。
这一诗派是第三代诗歌流派中唯一有明确诗歌理论主张的诗派。他们认为， 所谓“非非”，是对宇宙本来面目的本质性描述。“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语言运用与诗歌批评三个方面。在诗歌创作方面倡导感觉还原、意识还原和语言还原。在诗歌的语言方面“非非主义”认为，由于语言顽强地体现着由群体累积而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使用语言进行诗歌创作时，他们坚持对语言施以三度程序的非非处理——超越“是”与“非”的两值价值评价，使所用语言在非两值定向化的处置中，获得多值乃至无穷的开放性，赋予语言新的更加丰富的表现力；在诗歌的创作中，非抽象化地处置语言，致力于革除语言的抽象病；语义确定是使语言丧失活力的致命伤，力争在不确定语义建设和变幻中，重现老化的语言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多功能性。在诗歌批评方面，他们推出创造批评法——其批评致力于一切非创造因素的清除与否或者程度怎样，这一清除工作主要体现在感觉、意识和语言三个方面。“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带有前文化、非文化和泛文化的色彩。代表性作品有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头像》、杨黎的《冷风景》《高处》、何小竹的《组诗》等。
二、他们文学社
他们文学社成立于1984年冬的南京。主要代表人物有：韩东、于坚、丁当、小君、吕德安、王寅、小海、普珉、陆忆敏、于小韦等。作为男方诗人群，“他们”的成员大多蛰居于南京、上海、昆明和福州等相对富庶的消费性城市，彼此间独立又联合，主要刊物是《他们》，韩东是主要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他们》的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韩东在西安编辑的刊物《老家》。《他们》是综合性文学刊物，但主要以诗歌文明于文学界。围绕着《他们》这一份民间刊物，形成一个重要的诗歌社团，不过诗人之间只是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络。没有发表过纲领和宣言，也不曾举行过社团性质的活动。其成员散布于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未曾谋面；韩东等人后来也不认为它是诗歌团体或诗歌流派。《他们》自1985年——1995年共出过九期，其间产生很大影响。“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对个体的生命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强调，对观念、理论的干预的警惕，将个人与现实生活所建立的真实联系作为写作的前题，以及语言上对于“日常语言”的重视等诸多诗学主张，无论是作为诗歌指向，还是作为诗歌风格，都推动了朦胧诗之后的当代诗歌的“转变”。
三、海上诗群
海上诗群成立于1984年秋天，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慢流、孟浪、王寅、海客、郁郁、折声、古代、陈东东、陆忆敏、天游、韵钟、冰释之、赤峰、舟子等。代表诗人是孟浪、郁郁和陈东东。组织的诗社有《海上》《大陆》《撒娇》等。因而有了“海上诗群”“撒娇派”的名目。“撒娇派”类乎四川的“莽汉主义”，但缺乏“莽汉”的野性与酣畅。有些诗人也在《他们》上发表作品，因而有时会被归入《他们》之中。诗刊《海上》从1984年到1990年共出了4期。1990终刊号名为“保卫诗歌”，扉页引用的里尔克的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寄寓着诗人们对特定时代中诗歌“责任”的理解。这一诗群诗人在80年代大多就读（或毕业）于上海几所著名大学。“海上”这一名称，来源于“上海”的“被推了过来”所暗示的孤独：或者正向岸靠近，或者正在远离，而诗，是他们脚下的船，一种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海上诗群没有出现四川那种声势，对80年代诗歌的进程的影响也没有《他们》明显。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关注城市中人的生活与精神处境。他们的一些作品，写城市日常生活的荒诞、人的孤独。死亡是他们经常涉及的主题。另外，怀旧作为一种“逃离”或“自救”的方式，也普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四、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成立于1984年，1986年宣布解散。主要诞生地是四川小城南充。主要成员有万夏、胡玉、二毛、袁媛、刘永馨、胡冬、梁乐、柳箭、马松、李亚伟等。“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它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相当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如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追女人、冒险等。“莽汉主义”就是“中国的流浪汉诗歌、现代汉语的行吟诗歌”。作者以“反文化”自居，自称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代表作品有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李亚伟的《中文系》《我是中国》等。
1986年，在李亚伟执笔的莽汉主义宣言中写道：
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
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
莽汉们如今也不喜欢那些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奥涩的象征体系。莽汉们将以男性极其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地最为直接地楔入。
在创作过程中，莽汉们极力避免博学和高深，反对那种对诗的冥思苦想似的苛刻获得。
在创作原则上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尤重视使情绪在复杂中朝向简明以引起最大范围的共鸣，使诗歌免受抽象之苦。一首真正的莽汉诗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莽汉诗自始至终坚持站在独特角度从人生中感应不同的情感状态，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连锁似的幽默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
五、圆明园诗群
在北岛们的“今天”离散之后，圆明园的废墟之上，曾经有一群北京的青年诗人重新聚集了起来。他们当时看不到中国诗坛如今的景象，于是幻想着扛起“今天”一样的旗帜，重振新诗，于是出现了一个圆明园诗社（1983—1986），圆明园诗群是继“今天”之后产生的影响较大的前卫诗人群
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林学院等院校的艺术节、诗歌朗诵会及其它诗歌活动中，圆明园诗社热情的播下了现代诗的种子。
它成立于1984年，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刑天、大仙、殷龙龙、代杰等，代表作品有黑大春的《白洋淀的献诗》等。
六、星期五诗群
星期五诗群成立于1982年，主要成员有吕德安、金海曙、曾宏、林如心、鲁亢、卓美辉等。吕德安对星期五诗群做如下解释：我们把星期五这个大家都清闲的日子命名于诗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名称跟我们写诗的动机有一定的关系，即带有一种愉快的倾向。这也使我们尽量以平凡而简洁的态度让诗歌与生活处于正常的关系中。我们没有自称什么流派，近乎是为了能更自然的窥视出诗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那部分。
七、四川的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创立于1984年7月。主要成员有：石光华、杨远宏、刘太亨、张渝、宋渠、宋炜等。在诗歌方法、取材等方面受到杨炼等的影响。不少诗人喜欢写作有若干章节的庞大的“现代史诗”，如宋渠、宋炜的《大佛》《大曰是》，石光华的《呓鹰》等。
整体主义的艺术主张集中体现在艺术宣言中：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在于它不断地将人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状态。无论这种状态是生命自身的回忆，还是对于无限的可能性那种深刻的梦想，都将人投入了智慧的极限，即情感的、思辨的、感觉的，甚至黑暗河流底部潜意识的等各种灵性形式聚合成的透明的意识，这种状态同时又显示为既无限孤独又无限开放、既内在于心灵又外在于心灵的生命体验。对于这体验而言，所谓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宇宙、瞬间与永恒……等逻辑主义或语言学的分析范畴，都将因丧失确定对应而被艺术拒绝。在艺术建构的历史中，这种体验必然地显示为自洽而自在的实境，并以此与人的完善、与整体性存在同构，完成宇宙、人、艺术三者的认同，使生命逾越海德格尔所绝望的完整的孤寂。作为具体存在的个人，亦将通过进入和领悟这种艺术的实境，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主观性，获得直接向生命存在开放、向整体趋近、生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蕴结构中，人表现为自身创造的过程，艺术活动也才彻底地被把握为纯粹的创造。
因此，整体主义艺术不排斥任何形式和方法的艺术向度，它只是要求任何艺术实在结构都应该从经验的、思想的、语义的世界内部，指向非表现的生命的领悟——深邃而空灵的存在。
八、新传统主义
新传统主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新传统主义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他们生活在世俗中，却独自向想象的荒野走，烈日燃烧着他们肚皮上旧的胎记。那高踞放肆了亿万年的灵物，绵绵不绝地把活鲜鲜的生机喷射到地球上，它远比任何时代、任何源远流长的传统更恒久。因此，除了屈服于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引导人类向宇宙深处遁去的冥冥之声，新传统主义诗人不屈服于任何外在的、非艺术的道德、习惯、指令和民族惰性的压力。
代表人物：廖亦武、欧阳江河。与整体主义诗人受杨炼等的影响相似，廖亦武、欧阳江河创作了《巨匠》《大循环》“先知三部曲”（《死城》《黄城》《幻城》）、《悬棺》等“现代史诗”。
九、极端主义
创立于1985年，主要成员有：梁晓明、余刚、王正云、李浙烽等。
极端主义者认为：极端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专横主义，它只奚落或重视自己，外界始终是它的房子。你可以找到它的存在讯息，却永远不是它本身。他的头始终在天空中注视日球的升落，它的脚却始终在大地上移动。它一感到自己的今天和昨天没什么变化，便要感到烦闷。
极端主义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创新主义，它崇尚大自然的生长方式，文明对于它不过是一件破衣服。
极端主义者认为，诗歌必须从虚无中走出来，回到最基本的层次。而画面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反语也是。含混也是。
诗歌就是极端。
十、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
创立于1983年夏，主要成员有：宁可、藏剑、任贝、张锋、傅浩、徐德华、诸学伟、袁建明等。
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认为，诗歌不是逃离，而是回到生活的手段。我们从未准备成为修辞学家。我们着手于消灭内部世界的孤独和困惑。写作，你将同意，就是清除那些威胁我们存在和平衡的东西，努力达成和谐、默契和安全。我们期望诗篇发挥类似交通指示牌的作用。我们制作诗篇不仅为欣赏，更为被使用、参加。
生存的诗歌，是一项集体性活动。
十一、撒娇派
创立于1985年春，主要成员有：京不特、锈容、胖山、软发、土烧、撒撒、泡里根、流布流、男爵等。
撒娇宣言摘录：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我们都是中国人，试试看，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写诗就是因为好受和不好受。如果说不该撒娇就得怨人不该出生。撒娇派其实并非自称。只是因为撒娇诗会上，撒了太多的娇，我们才被人称作撒娇诗人。我们的努力，就是说说想说的，涂涂想涂的。看见技巧是因为玩得熟了。写诗容易，做人撒娇不一定容易。我们天性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人给人洗脑子。
穷光蛋碰上穷光蛋撒娇，做了富翁还撒娇。我们中有人就当上了明星。
想到活着很难，还要继续活下去。在我们国家容易活一些。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撒娇；风花雪月江山无限好，我们撒娇。
十二、大学生诗派
创立于1982—1985年，主要成员有：于坚、韩东、尚仲敏、燕晓东等。“大学生诗派”主要作者为78级—80级的大学生，如韩东、于坚、王寅、封新成等，他们当时即通过交换自办的民间诗刊开始前卫文学活动。它的最早雏形源于甘肃《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专栏，那里曾聚集了一批当时各大学的诗歌领袖。1985年由尚仲敏、燕晓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正式提出明确诗歌主张，标志着这一群体的形成。
……
1984、1985、1986年在中国80年代的诗歌乃至文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年份，它们正处80年代的中间年份，在时间和意义上都具有乘前启后的作用。1984年11月，杭州召开“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标志着“寻根”浪潮兴起，次年韩少功等人的理论文章相继出台，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时繁荣的可喜景象。1985年、1986年，被人们称为“方法年”“观念年”。从1984年开始，几乎经过1985年一年的发展，流行于当代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迅速被大规模介绍过来。1984—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论著，引发了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立足于新生代诗人所诞生和活动的这一大的文学背景，不难理解新生代诗歌的构成庞杂、价值多元的特征。

第三节 周伦佑、杨黎等人的非非主义
周伦佑（1952—）生于四川西昌。1970年开始新诗写作。1982年毕业于四川西昌农业专科学校并留校担任教员，1984年创办《狼们》刊物，提倡“狼性文学”，注重“原始的，本能的，没有被驯化的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虽然刊物的出版最终流产，但为《非非》的出现打下基础。出版《反价值时代》《变构史学》《艺术人本论》等学术专著，出版诗集《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周伦佑诗选》等。无论从年龄，还是艺术主张、诗歌风格上，周伦佑都非常接近高扬理想意志的“朦胧诗人”，但却“误入”了第三代。在第三代诗人中，周伦佑是一位以诗学理论见长的诗人他在有影响的《反价值：意义的重建》《“第三代”诗论》《拒绝的姿态》等文章，尤其是《红色写作》中全面系统地论述、清理、总结了“非非主义”诗歌，为流派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他强烈地否定传统，倡导“反崇高、反文化和反修辞”，要摆脱政治和社会对诗的束缚，以语言走向“超语义”和“超表现”的纯粹境界，回到艺术本身。体现出周伦佑内在精神气质和诗歌方法的一贯性——对抗现实的制度化理性秩序。诗人的与现实制度化秩序向对抗，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是所向披靡不遗余力的。但他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又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非文化、非理性是建立在文化、理性基础上的，他在强调诗歌的无功利游戏特征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工具论色彩，诗歌既是他驰骋想象的天然牧场，又是束缚他思维展开的语言牢笼。其代表性诗歌有：《自由方块》《想象大鸟》《第三代诗人》《带猫头鹰的男人》《狼谷》《头像》等。
长诗《自由方块》是典型的非非式的反文化、反理性、反语义的庞大“魔方”，全诗以超语义、反修辞、反逻辑的语言游戏来造成常规语义的偏离和丧失，从而还原到前文化状态。《自由方块》一诗写道：
姿势是应该考虑的。就像仕女注意自己的表情。比如笑不能露齿。比如目不许斜视。……坐如钟。夜半钟声到客船。面壁而坐。皆是圣人的坐法。你不是圣人。不想君临天下。……古来圣贤多寂寞。坐为悟道之本。你不坐便不学无术。孔子坐而有弟子三千。芝诺坐然后发现飞矢不动。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男人喜欢摇尾巴的女孩。睡如弓。大雪满弓刀。……
《想象大鸟》一诗则反反复夫、唠唠叨叨地在一种纯粹体验中论证“前文化”状态“大鸟”的成立：
“鸟是一种会飞的东西/不是青鸟和蓝鸟。是大鸟……鸟是一个比喻。大鸟是大的比喻/飞与不飞都占据着天空/从鸟到大鸟是一种变化/从语言到语言是一种声音……”
杨黎（1962—）生于四川成都。出版诗集有《小杨与马丽》等。90年代也写小说，创办“橡皮文学”网刊。他是“非非”诗歌流派的“第一诗人”他的最大贡献是以声音感凸显造就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诗人愿意将文字看成一个个有声音的“物体”，认为“组合这些‘物体’是诗人的乐趣，也是诗人的目的”（参见万夏、潇潇编《后朦胧诗全集》下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他的《冷风景》被认为是“非非”的代表作。诗中的“物”被不动声色地陈列；意义、情感被放弃，至少是减到最低程度。这种疏离“意义”，让物直接呈现的“静观”风格，实践了他所称的“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
何小竹（1963—）苗族，生于四川彭水。出版的诗集有《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回头的羊》《六个动词，或苹果》等。发表在《非非》创刊号上的包括《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在内的共10首的组诗《鬼城》，并无多少“非非”的“前文化”的特征。渐入“非非”艺术佳境的标志性作品是1988年的《组诗》。90年代以来，何小竹的写作在践行着自己的“减法”（减掉意义、诗意、语感）原则。在《我只有躺着才能写诗》中写道：“我只有躺在床上/让词语也平躺着/一切的动作/尽可能减少对氧气的/消耗”。

总之，诞生于四川盆地的“非非主义”诗歌流派，以其旺盛的创作激情和饱满的反叛能量，对传统的文化思想和语言秩序进行了大胆的不遗余力的解构与颠覆，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具有把语言从传统工具论中拯救出来的性质，它促使人们对诗歌与语言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和长远的理论价值。但毋庸置疑，由于其理论与实践充满着更多的，诸如反价值与坚守价值、反语言与不离语言、反文化与不弃文化、理论先行与创作滞后（分裂）等矛盾，致使其理论太过于超前玄妙，明显带有无论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都无法抵达的理想乌托邦色彩。因此，王光明在《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一文中指出，从“非非”诗派那里“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反抗文化的战叫，一种压抑的情感和心理，而不是一种科学的诗学。”

第四节 韩东、于坚的第三代诗歌

韩东（1961—），南京人。1969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李亚伟等人带动一股“先锋派”诗歌新潮，主张诗歌与“生命”联系，认为“诗到语言为止”，显示出“反文化”“反意象”“反英雄”的诗歌倾向。后由写诗歌转向小说创作。出版诗集《白色的石头》、小说集《我们的身体》、散文集《韩东散文》等。代表诗歌有《山民》《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
于坚（1954—），四川资阳人。1970—1980年在工厂当工人。1980年考入云南大学，毕业毕业后在云南省文联工作。已出版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于坚的诗》等。代表性作品有《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等。
语言是诗歌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历来受到诗人的重视，在选择上大都表现出近乎挑剔的严谨。韩东开始诗歌写作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即80年代初，而于坚更早，从1971年起便开始了写诗的练习。他们在初学阶段不免受到当时的“归来派”诗人，以及后来盛极一时的“朦胧诗”潮的影响。但，很快，他们摒弃了对这类语言和写作范式的模仿，自觉地选择了“口语”写作。正是这种相同的语言选择倾向，使相隔千里（韩东在南京、于坚在昆明）的他们走在了一起，结下深厚的友谊，创办了民间刊物《他们》。“口语”是他们最先抓起的向“朦胧诗”宣战的武器。
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影响着第三代以后近二十年中国汉语新诗的写作。尤其是“诗到语言为止”，连同“口语诗”“民间性”——这三个词及其相互关系，是贯穿于第三代诗人创作的关键。
韩东、于坚对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认同和选择，源于他们对诗歌本质的相近理解。韩东的代表性诗作大多是消解文化或“诗意”，在“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发现空洞与悖谬；于坚的诗歌创作是对“英雄式”的“史诗般”的诗歌精神的偏离，是向着日常经验、生存现场和常识的返还。韩东的《山民》在别人看到生命力勃发的地方看到平庸与倦怠；《有关大雁塔》清除掉了原来附加在大雁塔上的种种文化内涵，往昔意义上的神圣的凭吊壮举，被还原为一次简单的游玩；《你见过大海》消解了传统诗歌里大海的精神特质，大海被韩东调侃似地解构成“你不情愿/让大海淹死”生理性反应。于坚的的《尚义街六号》将一组组日常生活场景自然客观的加以展现，凡俗、琐碎而亲切、随意；《O档案》更是彻底清洗了新传统诗中一味追求形而上和浪漫伤感与矫情的遗风，以一种极端的非诗的方式对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档案文件的神圣性进行消解。
韩东、于坚是第三代诗人中充满诗歌创作活力，并产生广泛影响的诗人。2004年于坚获得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启明星奖，获奖理由是：多年来于坚一直活跃在当代诗歌的前沿。他旺盛的创造力与他的勃勃雄心、他常变的风格相得益彰。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称颂者还是日常诗意的发现者，是从事激进的语言试验还是冷静的五项研究，他的写作始终在俯身探索诗歌原发的、自在的、难以释义的魅力根源。他的诗自由地穿行于生活场景和白日梦、精密的刻画和陡峭的反讽之间。他对语词的具体性、在场感的强调和出色运用，有力地矫正了当代诗歌中不及物的高蹈倾向，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上，改变了我们看待诗歌中词与物关系的眼光。
第五节 李亚伟、胡冬的莽汉主义
李亚伟（1963——）莽汉诗人的代表人物。1982年开始现代诗创作。1984年与万夏、胡冬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同年写作《我是中国》《硬汉们》《中文系》《毕业分配》《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作品。1985年与雷鸣雏、万夏、杨顺礼创办民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1986年，“莽汉”宣布解散。1987年因《峡谷酒店》获得《作家》杂志社的“作家奖”，其后还著有长诗《航海志》《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等。
《我是中国》被认为是李亚伟的代表作，莽汉主义的所倡导的野、粗等莽汉行为在这首诗中有充分的体现。它一反20世纪以来至朦胧诗时期有关“中国”形象的经典描绘与抒情，以日常生活陈速口语的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丰富多样性，对传统诗人心目中的中国崇高形象发出了尖锐的嘲讽与批判。全诗在一系列的高度排比式的“我是……”的游戏替换中展开，在“我”这个所指下作者找到了女人、难忍、臭诗人、半个我、大桥、诚实、烟囱、流浪汉、黄帝、死者、地图、警棍、计算器等能指。在描述能指方面诗人也大量使用了日常口语式语言，如大腹便便、喝滥酒、抽孬烟、大脚农夫、把我扔得老远等，它们形成口语式语言的整体结构。诗人在几乎穷尽了我的日常生活的全部能指后，当他的焦虑的目光掠过中国地图时，终于顿悟般地发出了“我是中国”的思想主题。“我是中国”无疑是对包括朦胧诗在内的正统诗中“中国”形象一次彻底的亵渎与颠覆。诗中那个零碎的、粗俗的、野蛮的、下贱的我，何以代表中国呢？我们又如何判断这不是诗人心目中真实的中国形象呢？
胡冬（1962—）生于四川成都。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莽汉主义代表性诗人。
他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是莽汉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它充分体现了莽汉主义重在莽汉行动的诗论主张，带有鲜明的反文化的特征。全诗以“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反复出现于每段的开头，诗人从掠夺反掠夺、输出反输出、强迫反强迫、享受反享受等多个侧面在本我的潜意识充分释放中体现出文本的快乐。巴黎自近代以来作为中国形象的参照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它是20世纪中国人们心中久负盛名的西方文化圣地，同时也是中国有识之士西天朝圣、取经的必经之地。当然，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过程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对我中国进行了反文化的掠夺与输出。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一诗无疑带有以欺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的意味。诗人首先主张拿回自己的东西“是否去要回唐爷爷的茶壶宋奶奶的擀面杖”，同时进行掠夺“我要走进蓬皮杜总统的大肚子/把那里的收藏抢劫一空/然后用下流手段送到故宫/送到市一级博物馆送到每个中国人家里”。诗人有感于80年代初西风美雨对中国文化的强烈浸润，主张文化输出“把臭袜子和中山服/把里里外外的臭火药/高价卖给那里的收藏家/我要把精湛的烹调技术午眠技术/把精湛的嗑瓜子技术传授给巴黎人民/看到越来越多的蠢驴上当我心头暗喜”。文化反抗明显带有法西斯色彩“我要用手枪顶住红鼻子警察/命令他立即带路去巴黎市政厅/我要在那里集合至少十个以上的市长副市长/办一个学习班，把他们送进巴士底狱”。诗的结尾是任意性戏谑将文本的快乐推向极致，“沿途我将同每个国家的少女相爱/不管是哪国少女都必须美丽/她们将为我生下品种多样的儿子”。总之，好不容易来到巴黎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可以砸碎，该享受的享受（风景、女人等），能施加暴政的施加暴政，完全一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景象。全诗在表达方式上，试图从不同视角开掘反文化的意蕴，并有意延长其文化反叛的进程，从“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的标题中的“慢船”的选择上似乎也能体现诗人在文化反叛的进程延长中所流露出的快意和满足感。船相对于飞机是很慢的交通工具，在诗中诗人说“这大约需要十万分钟/沿途将经过七大洲五大洋”，但慢船无疑又是最具承载能量的交通工具，诗人的这一选择一定是经过精打细算的。

第六节 西川、王家新的“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按照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本人的说法，是指一种具有独立的诗歌精神、广阔的文化视野、专业写作的态度和人文关怀的立场的诗歌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从“词语”出发，进入诗歌，抵达终极的意义和价值。
西川（1963-），原名刘军，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代表诗人，当下诗人评论的重要代表者。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曾在新华社工作多年，现在中央美院任教。出版的诗集有《隐秘的汇合》（1997）、《虚构的家谱》（1997）、《西川诗选》（1997）、《大意如此》（1997）等。
西川是第三代诗人中最引人注目的青年诗人之一。与大部分第三代诗人以反抗朦胧诗模式不同，西川刚登诗坛就能引人注目，这源于他对诗歌本体特征深度的挖掘。他善于在诗歌活动的全部流程中把握诗歌的本质特征。他对诗歌与世界的关系、诗歌与真理的关系、诗歌的审美效果，以及诗歌本身的技艺等诸多问题做出全方位的思考。他独创的“西川体”诗歌，以其深刻的主题思考、抒情的纯洁性及语言节奏的鲜明感，影响着许多当代诗人的诗歌写作。《体验》《起风》《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被认为是西川早期优秀作品，它们表达了诗人对“超验”、对“无法驾驭”的“隐秘”的兴趣与敬畏，其中流露出诗人对诗歌创作饱有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感情。在作于1985年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一诗中诗人写道：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对每一首诗的特征以及诗人的诗风的转变，都可以或隐或显地在生活现实中找到索解它们的密码。进入90年代西川的诗风有所变化，变化的契机大概源于1989年他的两位挚友优秀诗人海子、骆一禾的相继辞世，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他的长诗《致敬》（1992）、《虚构的家谱》（1993）等标志性作品，被公认为中国90年代优秀诗歌之作。20年来西川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诗歌创作激情，他的诗歌创作中总是表现出深厚的学识修养、对基本价值的坚守、对思想感情的节制与内敛。
2004年西川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启明星奖。评选委员会的授奖辞：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王家新（1957—）曾用笔名北新等。湖北丹江口人。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代表诗人，当下诗人评论的重要代表者。1972年入湖北丹江口市肖川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肖川农化厂劳动。1982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等，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触摸》《风景》《预感》等，诗论《人与世界的相遇》。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诗论集、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对隐秘的热情》等。
在80年代初王家新就为读者所了解，在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中，曾将他列入朦胧诗诗人之列。他在较长时期里，他一直游离在诗潮之外，一方面恪守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断寻求调整和突破。他诗风的确立，并产生较大影响实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1989年底，他创作了《瓦雷金诺叙事曲》等作品，被认为是他写作转折的标志。第二年，他又完成了《守望》《帕斯捷尔纳克》等系列作品，他的创作由此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是王家新诗歌创作的基点，命运、时代、灵魂、承担等之类的词语成为诗人作品的情感、观念的支架。在抒写社会转向作用于个人生命体验时，诗人总是汲取西方、俄苏的思想资源，与他心仪的文化大师进行沟通与对话，诗人则扮演着文化价值和守护者和历史命运承担者的角色。在写于1990年底的《帕斯捷尔纳克》中诗人写道：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尼撒曲的振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1990年写作《帕斯捷尔纳克》到后来旅欧期间写作《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等，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些流亡或准流亡的诗人命运是他写作的主要源泉，他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作品中经常有令人警醒的独白，笔意沉痛。1996年之后，以《伦敦随笔》《挽歌》为代表，又开始诗歌的新的探索。同时写出大量又价值的诗学论文，对当下诗歌现象和诗歌问题进行思考，积极参与诗歌批评与历史建构。

第七节 翟永明、伊蕾、唐亚平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群”

与第三代诗歌一同崛起于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诗歌，是第三代诗歌的主要脉流之一。这些女性诗人的生命意识，无疑是基于自身的性别体验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基础上的。她们是一些不囿于自身生存现状的人，并且找到了“最适当的语言与形式”，显示了“每个人身上必然存在的黑夜”，并由此寻找到了“黑夜深处那惟一的冷静的光明”。“黑夜”作为她们共同面对的个体生命的象喻，不仅标志着她们已经回到了自身，而且也表现了对既存文化秩序的男性话语世界的反叛，由此开辟了一片崭新的诗歌话语世界。她们中的主要代表诗人有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
将性别作为诗歌史的分类方式之一，主要基于女诗人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一事实；这从诗集出版状况中也可以得到说明。当然，人们在使用“女性诗歌”概念的时候，显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在一些时候和一些人那里，“女性诗歌”就相当于女诗人的诗。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女诗人写作上表现的“性别经验”和诗歌的“性别”特征，应是“女性诗歌”的基本条件；因而不是所有的女诗人的写作，都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之中。在90年代，“女性诗歌”及其写作者的规模与成绩，是80年代所不能相比的。但是，诗界在使用“女性诗歌”的概念时，反倒更为谨慎、节制。其中原因之一是，诗人和批评家不愿意将“女性诗歌”“表述为一个孤立存在的、高高在上的运动主体”，而可能把诗人、诗歌文本当作“另一意义上的‘副本’或‘注脚’”；如何以有效而充分的“诗学考虑”来定义“女性诗歌”，成为人们关注的更优先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终于出现翟永明的《女人》、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等诗（组），这些脍炙人口的表现女性题材、女性意识的佳作，透露出一个新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昭示着中国诗歌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中华大地上大面积出现女性诗歌，女性诗歌呈现出别有思想深度、别有审美意趣的整体风貌；女性诗歌、女性意识，耸起一片女性诗歌的森林。
翟永明（1955—），生于四川成都。1974年高中毕业插队落户，1980年结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曾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多年。1981年开始创作、发表诗歌。1955年生于四川成都，曾旅居意大利。作品曾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已出版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黑夜中的素歌》《翟永明诗集》等。在新时期以来的女性诗人当中，翟永明是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她希冀用诗歌“在黑夜建造白塔”。如果说舒婷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翟永明无疑是一个男权中心文化模式的反抗者，当然翟永明的反抗又有别于伊蕾的大胆越轨般的惊世骇俗的呐喊。
翟永明作为诗人为诗坛所注目，是在1984年创作完成了大型组诗《女人》之后。这组诗由20首诗构成。诗人以含蓄婉转的笔触，深刻揭示了女性个体的内在经验和生命存在的隐秘。其中的序言《黑夜的意识》，被人们视作8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宣言书。“黑色的意识”是指女性在面对一个外在于自己的男性的文化世界和自身命运时，应该竭尽全力地透射生命，去反抗并且创造出一个与男性“白昼”相对称的只属于女性自己的世界。诗人以一种平静而深邃的忧伤与细腻的近于生命原初性的体验，洞悉了男性秩序下女性受压抑被遮蔽的生存真实。在《独白》诗人说：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在《母亲》中诗人甚至以怨恨的口吻写母亲：听到这世界的声音，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我被遗弃在世上，只身一人……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活着为了活着，我自取灭亡，以对抗亘古已久的爱。
继《女人》之后，诗人又先后完成了《静安庄》（1985年）《人生在世》（1986年）《死亡的图案》（1987年）《称之为一切》（1988年）《颜色中的颜色》（1989年）等一系列组诗或长诗，继续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个体生命的成长及其精神历程，揭示了女性生命的存在情态及其历史。创作于90年代初的《我策马扬鞭》《土拨鼠》《咖啡馆之歌》等都被认为是女性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翟永明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翟永明在1984年以她的第一个大型组诗《女人》独特奇诡的语言风格和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文坛之后的20年的诗歌写作中，一直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在中国诗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欧阳江河称其为“东方最美丽的女人”，并认为“第三代诗人都有翟永明情结”。

伊蕾（1951—）原名孙桂贞，天津人。初中毕业后到渤海湾畔插队落户，两年后调入某铁道兵工厂。1984—1988年先后就读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后调至天津工作。已出版的诗集《独身女人的卧室》《女性年龄》《伊蕾爱情诗》等。
在新时期女性诗人写作中，伊蕾是较早体现出鲜明“黑夜意识”和强烈“突出重围”叛逆激情的诗人。伊蕾诗歌的基本题材和主题就是情爱。她把女性个体生命的“自由”及其价值和意义，聚集在这一基本生存的现实之上。她说：我的诗中除了爱情还是爱情……爱情并不比任何伟大的事业更低贱。她对男性文化的漠视、疏离和对现实处境的抗争、反叛，最终指向并渴望抵达这一情爱自由的境界。伊蕾在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这本诗集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辞：“失去了爱的自由/就失去了整个自由。”在十四首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的每一首后边，她反复吟咏“你不来与我同居”，以貌似放荡的口吻来对抗要求女人做淑女的男权社会。在《独舞者》一诗中，诗人发出了疯狂的惊世般的嚎叫，并呈现出绝望自虐中决绝的抗争：“每一块肌肉都张开口/发出尖锐的嚎叫/把你屈辱的历史对着天空说……挣扎着的肉体/要把心灵和皮肤撕碎的肉体/把空气撕裂的肉体/落入了恶梦……把鲜血的颜色涂满空中”。
伊蕾既是一个现实的叛逆者，也是一位激情奔放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她的诗一改女性诗人的细腻柔婉的诗风，语言泼辣、尖锐，富有力度。那种宣叙直白的语调，率性、自然、真诚，而瀑布般的铺排语式，更是一泻而下，不仅再现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情态，而且对女性的现实处境和传统的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也给予了强有力的冲击。
唐亚平（1962—），四川通江人。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荒蛮月亮》《月亮的表情》《唐亚平诗集》等。代表诗作是组诗《高原的女人》《黑色沙漠》等。
在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中，收入唐亚平的“黑色系列”诗五首：《黑色金子》《黑色洞穴》《黑色睡裙》《黑色石头》《黑夜》。这些诗诗以机智而深刻的反讽，来解构男性秩序，维护女性的独立与尊严。
唐亚平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生活方式作出这样的解释：
“我如此孤寂，才如此独立”。我渴望独立自主地生活，渴望生活得真实些、自在些、完美些。我时常感到生活沉重爱情沉重愤世嫉俗的仇恨沉重。沉重压抑得想逃脱又不能逃脱，实在是无处可逃。但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感受并且承受这些份量，就不配活着。
诗歌，是诗人就用诗表现自己。诗歌属于自然、自由和生命。对于诗人来说“诗没有什么理论，只有经验和灵魂”。对于诗人，高贵的素质和智慧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
“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怀疑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的沉湎于诗的旋律”。我作为女性最关心的是活个女性的样子出来。我想占有女人全部的痛苦和幸福。想做好女儿、好妻子、好朋友、好公民。象普通人一样过日子、象上帝一样思考。

第八节 海子、骆一禾等“乌托邦写作”
在第三代诗人当中海子和骆一禾是游离于任何流派的孤独的抒写者，他们是大地乌托邦、乡村乌托邦的两个构筑者，他们是八十年代末期中国诗坛上两个真诚而富于激情的诗人，构筑鸿篇巨制是他们共同的诗歌追求。他们同为北京大学毕业的优秀的天才诗人。在短短的五年之中，海子写下了《太阳》、500首抒情诗和大量诗学笔记与论文，骆一禾则写下了长达8000行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这使他们成为中国经典性作家。
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安徽省怀宁县人。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段慢速列车轨道卧轨*。海子生前留下大量诗稿和各种遗稿，后经其友人骆一禾、西川整理，先后刊于《十月》《人民文学》等杂志，并出版诗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诗全集》等多种，他的作品还多次被选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年仅25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短暂的诗歌写作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四姐妹》《亚洲铜》《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等。海子自1984年创作完成了《阿尔的太阳》《亚洲铜》之后，便进入了一个诗情喷涌的爆发期，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的抒情短诗。
渗透在海子的作品中的，主要是以浪漫主义为底色的生命意识和乡愁意识。他出身于乡村，对天空、自然、土地有一种特别本真和敏锐的感受，而这一感受一旦经过都市、历史剧变的催发，就很容易转向以“生命关怀”为中心的写作意识，尤其是诗人的精神期待不能落实、以至他发现在现代都市找不到精神世界的栖息之地时，那么死亡和以写作就易于彼此不分，变成一种腾跃于世俗人生和现实世界之上的一缕青烟，一种坦然弃绝于人世的终极价值认同。可以说，这是海子作品中反复出现“天空”“土地”“村庄”“麦子”“农妇”“孩子” “风”“夜”“月亮”“大海”等等指归性诗歌意象的潜在原因。
“麦子”是海子作品中反复咏叹的主题。海子在对“大地”的反复歌咏里追寻生存的本质和精神的故乡，将透明的智慧和纯净的梦想，植入泥土和麦子、河流和野花、粮食和马群这些乡村物象之上。海子书写了一片诗意的麦地、一个麦子的乌托邦（《五月的麦地》）；海子在作品中热切地吟唱“天空”，从对土地“母体”的抒写转向对太阳这一“父本”的吟咏。体现海子纯粹、忧伤之外的另一面：热烈而疯狂（《四姐妹》）；“死亡”是海子作品的另一个抒写母题。“麦子”在他的笔下由温暖变成痛苦：“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答复》），最后变成“绝望”：“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四姐妹》）。海子没有像传统诗人那样沉醉于田园山水中，艰辛的个人乡村生活经验和中国农村贫穷苦难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从神启里既感受到水恒又悟出某种空洞，使海子承受了痛苦与绝望的体验。海子在“丰收”之中看到“荒凉”：“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黑夜的献诗》）；海子以*结束生命，再一次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诗歌主张。
骆一禾（1961—1989），北京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诗歌创作。1984年毕业分配到《十月》编辑部工作，1989年因病去世。主要作品有长诗《世界的血》《海子、骆一禾作品集》。
相对于海子的纯粹、激烈、原始倾向，骆一禾多一些沉稳、阔达和生命的宇宙感应。他的诗作往往寻求“感应——歌咏”的方式。短诗《巴赫的十二圣叹》着力写音乐的溶解力，突出的是对这部弥撒乐曲的心灵感应。长诗《世界的血》，以血为核心，展开生命的主题，更有强烈的宇宙生命感应渗透其间。
戈麦（1967——1991）原名褚福军，黑龙江省萝北县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出版有《彗星》《戈麦诗全编》等诗集。

1989年3月26日海子卧轨山海关，1991年同为北大诗歌天才戈麦焚诗自沉， 1993顾城的杀妻自缢，同时期还有方向、蝌蚪等近20多位青年诗人竞相*，以及颇具先锋精神的老诗人徐迟、昌耀的相继*，这一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诗人集体*现象，预示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命运和知识分子写作潜在的危机。诚然，对这一现象必须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不同层面进行思考，以求得对文化个案的真相和意义的把握。
第五章 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
第一节 概述
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承接着八十年代第三代先锋诗人的写作理路继续向前发展着，并且出现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的集中体现为，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加速了文学活动的边缘化，诗歌的边缘化趋势日益突出。在商品价值、市场经济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文学活动的商业气息也日益浓重。文学活动商业化的过程就是文学价值地位边缘化的过程，就是文学圣殿倾斜沉沦的过程，在文学领域首先是小说、剧本创作最早与商业活动接轨，它们与商人的利益合谋促使了文学价值由社会中心向灯火阑珊的边缘游弋。自90年代以来，当代意义上的“专职诗人”已很少，诗歌批评出现由早先的评论家批评向“诗人批评”转化的趋势。诗人的地位和意义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尴尬和令人质疑，放弃原有的诗人立场，也许是诗人最务实的选择。伊沙的《饿死诗人》也许是最早把握了诗人难逃厄运的宿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活跃于90年代的诗人如果按着“代际”分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是老一辈诗人如李瑛、蔡其矫、昌耀、杜运燮、公刘、牛汉、郑敏、彭燕郊、邵燕祥、曾卓等老一代主流诗人继续活跃于诗坛，尽管他们的创作并不与这一期间的诗歌潮流有多少密切联系，但无疑是90年代诗歌创作成果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像食指、林莽、北岛、杨炼、舒婷、王小妮、梁晓斌等成名于80年代初，在90年代在诗歌实践中与老一代诗人一样，虽然与这一期间的诗歌潮流没有多少密切联系，但是他们在诗歌领域所作的积极尝试和探索，并取得的丰硕创作成果，无疑对90年代的诗歌创作具有导向性的意义与价值。再次，“第三代诗人”于坚、韩东、翟永明、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虽然在80年代初就已确立自己的风格，但在90年代的写作取得长足进展，进入了艺术风格更加成熟的写作时期。最后，是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其中包括虽然在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但创作个性确立于90年代，他们有张曙光、孙文波、臧棣、西渡、伊沙等；还包括90年代中期以后被关注的众多年轻诗人。另外，80年代以来在诗歌领域产生一定应响，并相继移居海外的诗人，如北岛、杨炼、严力、张枣、多多、萧开愚等的写作也是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诗歌现象。上述诸多“代际”诗人，在90年代最为活跃的要数以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他们不仅写出富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颇多建树。他们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直接影响到后来更为年轻的一代诗人的诗歌写作。
在90年代诗歌与80年代诗歌之间的关系问题，即90年代的诗歌是否出现重大的历史“转型”的问题，第三代诗人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认为，90年代诗歌的艺术路向，已由《他们》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所确立，90年代是它的延伸；可能出现一些变化，但拒绝有关“转型”，反对将90年代作为诗歌时期的做法。与此对立的看法则认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诗歌出现深刻“断裂”。早在90年代之初，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一批活跃诗人根据自身的写作境遇和写作意识，已经开始进行“转型”的设计与调整。他们针对80年代后期诗歌存在的“日常性”“平民化”“口语”“文本意义放逐”等情况的反省，为“转型”提出最初的依据。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上，刻意突出与80年代第三代诗的差异。在90年代末，有关90年代诗歌的看法呈现出更复杂的情况。一些当初强调“中断”的诗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而一些诗人和批评家更愿意将90年代看作是80年代诗歌的成熟与深化。
90年代，在诗歌的传播、理论建树和诗歌论争等方面，民间诗歌刊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90年代专门的诗歌刊物如《诗刊》《星星》《诗林》《诗选刊》《诗潮》等仍在继续出版，而民办的诗歌刊物较专业诗刊有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可以说，90年代一些有影响的诗人都不同程度与民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90年代初主要的诗歌民刊有《倾向》（上海）、《反对》《九十年代》（成都）、《现代汉诗》（北京）、《象罔》（成都）、《发现》（北京）、《南方诗志》（上海）、《北回归线》（杭州）、《阵地》（河北平顶山）等以及在海外出版的《一行》《今天》《倾向》等，到90年代中后期，上述刊物有的已经停办。9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民刊主要有《北门杂志》（江苏）、《标准》《偏移》（北京）、《东北亚》（黑龙江）、《葵》（天津）、《刀锋》（湖南）、《小杂志》（北京）《说说唱唱》（上海）、《翼》（北京）、（广州）《诗镜》（四川）、《朋友们》《下半身》《诗江湖》（北京）等。
上述所列举的一些诗歌民刊也只是90年以后代诗歌民刊的一部分，之所以将它们加以简单的枚举，是因为围绕着这些刊物，诗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和意义的诗学命题。这些在90年代产生广泛诗学影响的诗学命题主要有：“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中年写作”“口语写作”“叙事性”等。这些诗歌概念主要由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萧开愚、孙文波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提出或引发而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第三代先锋诗人内部的分化。在90年代的诗歌发展和第三代诗人内部的诗学理论的积极建树中，逐渐形成基本对立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流派（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阵营（立场）之间的关于“诗歌秩序建构”的论争随着世纪末的到来终于以激烈的对立的方式集中体现出来，1999年的“盘峰诗会”“龙脉诗会”是最突出的表现。当诗歌界被虚构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阵营时，引发了阵营之外诗人写作的担忧与不满，新的诗歌群体概念诸如“另类”“第三条道路”等出现。

第二节 汪国真现象
火热于1990年的汪国真诗歌，犹如划过天边的流星、诗坛盛开的一现昙花转瞬即逝。好像还没有来得及给诗歌评论界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当代文学界还没有对此作出客观公正的解释与评价。
汪国真（1956——）北京人，祖籍厦门。中学毕业以后进入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学校时，喜读、写诗歌，1985年起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期间一首打油诗《学校一天》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汪国真自称其创作得益于四个人：李商隐、李清照、普希金、狄金森。追求普的抒情、狄的凝炼、李的警策、清的清丽。毕业后，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后任《中国文艺年鉴》编辑部副主任。1990年开始，汪国真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的专栏撰稿人。汪国真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是《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在湖南杂志《年轻人》1984年第10期上发表，后被《青年博览》《青年文摘》转载。
　　汪诗首先在北京中学生中造成一定反响，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学生中流传。 1990年5月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由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汪国真热”出现于这本诗集出版之后，此书连续五次印刷，印数达十五万册。紧接着又出版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汪国真抒情诗赏析》等诗集。此外还出版了《汪国真诗文系列》九种、《汪国真爱情诗卡》《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青春时节──汪国真抒情歌系列之一》等。汪国真的诗歌先后被《中国青年报》《新闻出版报》《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核心媒体介绍推崇，一时间掀起汪国真诗集销售的热潮，北京高校出现汪国真诗歌演讲热。1990年出版界被称为“汪国真年”。汪国真也赢得了“诗坛王子”的美誉。　
汪国真的诗歌大多篇幅短小，没有宏大的叙事结构，这大概由诗歌的抒情性质所决定的，如《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在诗歌的节奏上比较注意韵律的和谐，讲究句式的整齐押韵，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轻松上口的阅读效果 ；在围绕情感抒发而建构的诗歌意象并不繁复，较为单一与纯净，普通读者都可以感受到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如《感谢》。汪国真的诗在内容上大多取材于日常普通情感的瞬间游思，抒发着普通人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应该如何把持自我的情感，更多带有励志的意味，如《热爱生命》《 假如你不够快乐》《 跨越自己 》《 我不期望回报》《如果生活不够慷慨》《只要明天还在》。一般说来，青少年在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人生激励以促成正确世界观的养成，因此汪诗颇受中学生们广泛喜爱。当然，汪诗的激励价值同样会在成年人这里起到作用，如果说成年人不需要励志，那么诗歌给人们时时提出的道德警觉和基本的价值判断还是必要的，否则社会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生悲剧的发生。汪国真的诗是以通俗易懂见长的，它通俗浅白，通俗得不加任何修饰，浅白得清澈见底。以通俗易懂来诟病汪诗，其实可能不得要领。因为历史上许多优秀的脍炙人口的诗，如李白的《静夜思》，以及白居易的一些乐府诗大多是通俗浅白的。
汪国真的诗歌火爆于1990年，这是第三代诗人内部分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诗歌理论的建设刚刚在被后来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中间进行。作为诗歌另类的汪国真诗歌无疑处于已经边缘化的诗歌的边缘的地位（当然，他诗歌的商业模式是成功的），时至今日无论是诗人内部，还是专业诗歌评论界都没有对这一重要现象作出有价值的客观的总结。



本贴由赵晓虎于2007年10月08日09:50:43在〖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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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二）】是赵晓虎在2007年10月08日09:47:08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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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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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89后诗歌写作：海子终结——西川、王家新等人的突破与崛起——知识分子写作

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转型，诗歌也加速了自己的边缘化进程，同时也开始了相应的“转型”。诗歌领域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3月年轻优秀诗人海子的*(在海子*两个月后，他的挚友和诗歌同道者骆一禾病逝，年仅28岁；1991年9月年仅24岁的诗人戈麦自沉；1993年顾城*）。海子的*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吴晓东在《诗人之死》中写道：“一种深刻的危机早已潜伏在我们所驻足的这个时代，而海子的死把对这危机的体验和自觉推向极致”“海子的*昭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凉意味”“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异于一个神示。也许从此每个人的生存不再自明而且自足了”。
海子的*给西川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海子死后，西川为好友诗文的整理、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劳作。西川是海子诗歌思想和艺术最重要的阐释者）。在《答鲍夏兰•鲁索四问》中西川说：“1989年发生了几件大事。我的两个挚友的去世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我感到耻辱和负疚。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我认识到了魔鬼的存在，我认识到宿命的力量，我看到真理的荒谬性质，我感到自己在面对事物时身处两难之中……对所有的诗人来讲，198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头……青年们的自恋心态和幼稚的个人英雄主义被打碎了，带给人们一种无助的疲惫感；它一下子报废了许多貌似强大的‘反抗’诗歌和貌似洒脱的‘生活流’诗歌。诗人们明白，诗歌作为一场运动结束了……”“语言的大门必须打开”诗歌应该是“人道的诗歌、容留的诗歌、不洁的诗歌，是偏离诗歌的诗歌”。此后西川创作的《致敬》《厄运》《虚构的家谱》《另一个我的一生》等，显示了西川诗风的显著变化，体现出作者自己所称的熔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于一炉的“综合创造”。姜涛在《被句群囚禁的巨兽之舞》一文中将西川的这些诗的艺术风格变化，表述为“从具有唯美气质的高蹈抒情，转向一种包容复杂异质性成分的综合技艺，从结构的整饰转向结构的瓦解”。
王家新在1993年谈及1989年这一时间的“重要关头”的性质时说：“1989年对我个人很重要，……从大体上看，1989年标志着一个实验主义时代的结束，诗歌进入沉默或是对其自身的生存与死亡有所承担……”。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家新创作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等诗歌，标志他创作诗风也明显发生变化。诗人在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广泛使用命运、灵魂、承担等富有使命感、责任感的词语，以沉重的隐痛的独白与倾诉的单纯艺术方式，来突出诗歌表达的时代主题。
欧阳江河（1956—）四川泸州人。1975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到军队服役。1979年开始诗歌创作，第三代诗新传统主义的代表性人物。90年代初曾旅居美国。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等。他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认为：“对我们这代诗人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大致结束了。”他在写出《悬棺》（1983—1984）《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等之后，和其他被认为的“知识分子写作”身份的诗人一样，90年代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开始提出、谈论“中年特征”“知识分子立场”的问题。在写作上也出现明显的变化，90年代他创作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咖啡馆》《时装店》等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诗人笔下的场景大多具有“中介性质”，这些场景已经取代了青春期写作中频繁出现的诸如家、故乡、麦地之类场景，这可以说是中年知识分子写作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欧阳江河的诗作数量不多，90年代末以来就更少，这可能与他对当下诗坛的失望有关。
陈东东（1961—）上海人。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明净的部分》《词的变奏》《海神的一夜》《即景与杂说》等。80年代中期，参加上海诗歌民刊《海上》《大陆》的活动。1988年，与西川等创办《倾向》诗刊。1992年《倾向》停刊后，编印诗刊《南方诗志》。在80年代末，他与西川等提出诗歌的“知识分子精神”。10年后，在“先锋诗界”划分“阵营”运动中，他被分派了“知识分子诗人”（“知识分子写作”）的角色。但他好像不大愿意（参阅《既然它带来欢乐……陈东东访谈录》）。
除上述诗人外，臧棣、萧开愚、孙文波等、张曙光、西渡等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当代诗歌的转型，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也相应发生转变，在他们的理论文章中经常使用“中断”“终结”“从头开始”“及物”等概念来描述这一阶段诗歌的写作状况。他们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他们在《倾向》《南方诗志》《反对》《阵地》《发现》等诗歌民刊上，提出、谈论诸如“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个人写作”“叙事性”等概念，在当下中国诗坛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节 90年代写作立场和诗学新概念
一 、诗歌写作立场的三种表述：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
九十年代诗歌进一步加快了它的边缘化进程，诗人的身份、职业等方面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些诗人开始自己的诗歌理论建设，诗人批评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现象自九十年代初陆续在诗歌民刊体现出来，诗人提出了涉及写作身份、立场、诗歌修辞、风格诸多方面，如“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中年写作”“日常性”“叙事性”“及物性”“综合”等中心性词语。
自九十年代开始，诗坛出现十分响亮的三个概念：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它们实际上都是关于诗人写作立场的不同表述，在这里我们只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学现象，从艺术的角度还原它们的原初的含义。
（一） 个人写作
个人写作的提出企图摆脱某种制约与干扰，具有对抗权利与商业化大潮席卷的意义。对个人化写作身份认定既是九十年代权利与商业话语全面社会化并据持中心背景的无奈，也是八十年代的狂躁喧嚣雪崩般退朝中沉潜下来的人对诗歌品质和艺术律动的觉悟与自律。因此回到个人，回到诗本身，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又是一次清醒而执著的*。
个人写作与产生于八十年代的自我写作相比，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个人写作不仅是有关于诗与当下现实之关系的思考，更是有关于诗之本质的思考，并且这些思考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一般认为海子的去世标志着中国新时期诗歌理想浪漫主义精神的终结，同时也开启了诗歌个人写作的先河（臧棣在1993年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一文中，明确地把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与朦胧诗、第三代诗有别的“相对独立的个人写作的诗歌”作为一个阶段提出）。个人写作的理论倡导者主要有：西川、王家新、张曙光、孙文波、西渡等。个人写作的根本含义在于它提醒诗人回到经验世界中去，只有个人的经验对于诗才是有意义的；除了个人的经验，诗是没有任何落脚点的。这是对诗是什么的本体性思考。个人写作的理论倡导者们意识中的个人写作时与通常所说的个性写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个性写作是一个与风格特色等相联系的概念，它隶属于美学范畴，其用意不过在于强调通过富有个性的创造而产生独具风格的诗作。而个人写作是一个有关诗歌写作的整体性的根本性概念。它的动机是复杂而深切的，是关于诗与存在之关系、诗之本体意义以及如何才能使诗成为诗的一系列的诗的性命的问题。
“个人写作”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诗学概念，它是对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状态的整体性的表述，在第三代诗人那里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分歧。作为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于坚虽然蔑视“个人写作”这个概念，但他在《橡皮手记•1996》中的表述，基本与孙文波、张曙光在《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写作意识与方法》中对“个人写作”的阐释基本一致。诚然，作为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个人写作在诗界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同，有的诗人讥讽这个概念是一个无用的概念：诗既是一个人写的那肯定就是个人的。而基本上赞同这一概念的诗人，如臧棣等人对于个人写作的无节制的恶劣的个人化表示出一定的担忧。
（二）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历史学概念，与个人写作同样不是一个纯粹的诗学概念。知识分子不仅是身份，更是一种立场。从某种角度来说，知识分子写作是当下诗歌写作者的命运，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有：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陈东东、臧棣等。
知识分子写作这个概念的提出最早与西川有关。早在1987年8月，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参加《诗刊》在北戴河召开的第七届“青春诗会”，提出诗歌“知识分子写作”。后来（1993年）西川回顾说：“我提出了‘诗歌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等概念，……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矫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的态度”（《答鲍夏兰•鲁索四问》）。对于西川而言，他的知识分子写作具有昵近知识分子清高品质的形象。1988年秋天，西川、陈东东、老木创办“以知识分子态度、理想主义精神和秩序原则为宗旨”的诗刊《倾向》在上海出版。至1991年8月《倾向》一共出了三期，主要撰稿者有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陈东东、柏华、翟永明、张枣等。
《倾向》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写作”）命题，在90年代，它被不断阐释，其内涵在不同时间、不同阐释者那里，发生多种变化与偏移。刊物《倾向》的最初宗旨是突出诗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并将它与艺术自觉的“秩序”加以连接。在西川、陈东东等人那里，偏重的是诗歌的“古典主义”旨趣，其指向是针对当时“自发性”写作对诗歌品质产生的损耗。欧阳江河则试图将之发展为针对诗歌与历史关系的具有普遍性的命题，他从“专业性质”与“边缘人”的角度理解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他认为诗创作或创作诗是一门专业，他有自己的特性与要求，它不是无边的，其职能是既定的，而非无限的。他缩小了王家新视野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使他的指向更为实际与明确。王家新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阐释者，他把“知识分子写作”看作是一种“承担”的诗学，强调它的诗歌立场与文化理想。他认为，中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诗人的双重身份，既是诗人，又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首先要做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写作几乎是中国诗人的宿命。王家新通过“介入”的方式来解释知识分子写作。王家新认为：知识分子应具有人文精神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知识分子一词暗含着抗衡、抗争、批判、谴责、布道、追求、关心、改造等含义。这种对知识分子身份与职责的确认，再度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社会角色，具有英雄主义色彩。但是，这些诗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承担之理解显然要比过去深刻。这里没有太强的政治色彩，甚至是反对这种色彩的，诗人要求诗所承担的义务也绝非是从前的简单配合抑或是简单的对抗，介入是一种具有深度的介入，是关于人类、人性、精神的介入。
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被谈论得最多也是遭受质疑最多的概念，当批评者将知识分子写作与知识写作等同起来而遭到知识分子写作认同者的反驳时，臧棣与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有不同的说法。臧棣在《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知识》一文中，在哲学的层面上阐释了诗歌也是一种知识——一种特殊的知识。
“知识分子写作”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具有知识分子品格诗人们的诗歌实践活动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探索性诗学概念，到90年代后期的诗歌论争中，它常被从具体语境中抽离，转化为一种与“民间”对立的有关“身份”、诗歌阵营、写作方式的概念。陈东东在《既然它带来欢乐……陈东东访谈录》中对机械地不顾具体语境使用这一概念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把‘民间’或‘知识分子’这样的词加上我们的‘写作’前面没什么特别的诗学意义……1988年编《倾向》时我提到过诗人的‘知识分子精神’，它不应该和‘知识分子写作’混为一谈，就像‘知识分子写作’不应该和所谓的‘知识写作’混为一谈。”
（三）民间写作
相对于“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这个概念是较晚一些时候提出的，它是针对“知识分子写作”这个概念提出的，至少在提出者看来，它是一个与“知识分子写作”完全对立的概念。它的理论倡导者和诗歌创作的实践者主要为韩东和于坚。
韩东在《论民间》一文中指出，民间精神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独立的精神在于拒绝一切附庸地位，摆脱各种面貌各异的庞然大物的胁迫、利诱和无意识的控制，就是将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奉为第一要义。在韩东的感觉中，民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大概形成于1976年，自1976年以来，民间写作实际上已经书写了一部完整的历史。在韩东的“民间”话语里，流露出与主流话语对峙的意味。韩东将“隐蔽”看成是民间写作的一个标志。韩东所说的民间与民间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他认为民间写作是没有历史的是不会完结的。
作为“民间写作”的主要倡导者，于坚几乎不假思索的给出断语：诗歌在民间，或者说好诗在民间。对民间写作的解释，他与韩东基本是一致的：民间的意识就是一种独立的品质。由于种种原因“官方”可能给诗歌带来什么，于坚有很锐利的言辞，但用力更多的还是对西方的抨击。于坚对“知识”能否作为诗的资源，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诗的资源究竟在哪里，于坚运用了一系列形象化的言辞：“诗人应该彰显大地那种一成不变的性质。”“诗歌是穿越知识的谎言回到真理的语言活动。诗歌的语感来自生命。”（参见于坚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于坚也从语言的角度论证了“民间写作”的必然性。他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富于诗性的语言，汉语与世界的关系是抚摸的关系，汉语的性质是柔软温和的。……汉语不仅仅是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箴言。他认为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时间最优秀的诗人置身于汉语中。而这些最优秀的诗人，无疑又是在民间——是一种“民间写作”。

二 诗歌美学范畴新概念：中年写作、口语写作、叙事性
（一） 中年写作
在80年代后期的诗歌语境中，萧开愚是几个最早产生“转型”意识的诗人之一。萧开愚（1960—）四川中江人。毕业于医科院校。80年代开始写诗，1990年1月于孙文波等创办民刊《反对》，1992年移居上海，1997年以后旅居德国。出版的诗集有《动物园的狂喜》《学习之甜》《萧开愚的诗》等。他最早提出“中年写作”这一概念时处于比较实际的原因：年龄的增长使他对诗歌写作产生了困惑，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念头。他面临着如何维系自己的写作的严峻而现实的问题。他感觉到从前诗歌写作的动力——来自于青春的动力正在消失，对于这种消失，并无悲哀，反倒使他看到了写作的转机，他要完成一次由青春向中年的过渡。1989年，萧开愚在民刊《大河》上发表《减速、抑制、开阔的中年》一文，意味着这一转折的明晰性与自信性。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生发了“中年写作”这一概念，并由这一概念生发出许多有关“中年写作”的概念（后来，萧开愚对在不同场合对“中年写作”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中年写作”的对立面是“青春写作”，欧阳江河在他的那篇较有影响的文章《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从许多角度对两者进行了比较。这些比较的结果，显然没有比较出优劣，但高下之分却在不言之中。青春是一端，它的“现在”也就是一个纯粹的现在，它无“过去”。而中年因在两端之间，因此，“现在”这一时间之谜，便会有无穷性的解读。“中年写作的迷人之处在于，我们只写我们爱过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爱的是我们已经爱过的……。”在张曙光[（1956—）黑龙江望奎县人。“文革”中曾下乡“插队”。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后在哈尔滨的出版社、报社任职。著有诗集《小丑的花格外衣》]对“中年写作”的解读中，“成熟”是一个关键性字眼。在他看来，将“中年写作”“称为‘成熟写作’也许更妥贴……。”同“青春写作”大不一样，“中年写作”则显得“客观、冷静，关注经验多于倾注激情，具有历史感，在对事物的判断上也不执于一端，严格的是非判断让位于困惑、怀疑和模棱两可。”（参见张曙光《写作：意识与方法——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讨论》）。孙文波的态度与张曙光的态度基本相同：“‘中年写作’哪怕对于年轻诗人也不是一种年龄的简单划定，而是对于成熟心智的企盼。”（同上）
“中年写作”颠覆了传统的“诗歌写作乃是一种青春写作”的看法。倡导者们所说的“青春写作”甚至不是年龄意义上的，这样，“青年写作”就扩大到过去的几乎整个写作上。同样的是，“中年写作”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年龄概念，它是包括青年诗人也应当追求的一种佳境，它关乎诗的本性。
（二）口语写作
“口语写作”是被众多诗人谈论的一个话题。韩东、西川、于坚、陈东东、张曙光等，都被卷入到了这一话题的旋风之中。这一话题是诗歌领域的一次革命，它对诗的语言是特定的、非日常的、非生活的传统认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里的口语是指韩东、于坚、朱文、吕德安等所理解的口语，而并非西川所说的是与书面语相对应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口语（参阅西川《让蒙面人说话》）。于坚是口语写作的核心倡导者，在《诗歌之舌的硬与软》一文中，他认为诗歌中的口语写作最早兴起于南方，他用两个形容词“硬”与“软”分别代表着普通话与方言口语：普通话在诗人们的潜意识中，乃是令他们舌头变硬的非生活化的官方话语；而方言口语，则能帮助一个人保持生活中人、性情中人的形象。他认为口语写作的血脉来自于方言。于坚的口语写作（或可以理解为“方言写作”）的立场，始终是针对“普通话写作”而言的。但从于坚本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他所使用的语言并无多少方言色彩，他认为用普通话写成的诗可以被朗诵，而用口语写成的诗则可以念，这一解释非常直观的帮助我们认识二者的区别。韩东所理解的口语，与于坚比较一致，但他所理解的口语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他没有将方言与口语等同起来。张曙光是从语气、节奏等角度认同口语写作的（参见张曙光《关于诗的对话》）。陈东东对“口语”“口头语”“普通话”“书面语”等作了辨析，他认为：“口语从来就是令现代汉语充满生机的根本原因”（参见陈东东《回顾现代汉语》）。西渡[（1967—）浙江浦江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与他人合作创办诗歌民刊《厌世者》《发现》等。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等]赞成“口语写作”，但他的前提是：作为诗之语言的口语应是一种纯洁和改正后的口语，“口语写作”并不是唯一的（参见西渡《写作的权利》）。上述诸多诗人对“口语写作”的理解虽有所差异，但是他们认同这一提法的动机却是一致的，即将诗歌推向日常经验的领域：日常经验的呈现，必须依赖口语。
（三）叙事性
叙事性是针对八十年代诗歌的偏爱宏大、夸饰、抱负、空虚、浪漫、抒情诗风、漫无目标、追求纯粹等一系列因素而提出的。传统的诗学观念是：诗是情感的产物或者说诗是表达感情的。叙事相对于抒情。新时期的诗诞生于文革时期的“废墟”之上，新时期伊始的诗歌主要倾向是抒情。张曙光把这一时期的诗歌概括为“抒情过滥”（参见张曙光《写作：意识与方法——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对话》）。叙事性作为诗的一种品质被得到培养与实现，无疑是对诗之现状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诗歌叙事性理论主张的代表人物有张曙光、孙文波、萧开愚、欧阳江河、西渡等。孙文波[(1959__)四川成都人。当过知青，服过兵役。现居北京，1985年开始写诗，80年代曾是“四川七君”成员，90年代参与创办诗歌民刊《反对》《红旗》《九十年代》《小杂志》等，出版诗集《地图上的旅行》《孙文波的诗》等]提出诗人应以观察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其他的身份出现。孙文波谈论最多的是“叙事”，他更在意的是如何叙事而不是叙事本身（参见孙文波《生活：写作的前提》）。萧开愚立志清理八十年代诗歌的弊端。他认为那时的不少诗人在诗作中使用“上帝” “神”“神祗”之类的意象是空洞的，“违反了汉语文明的传统和他们个人的真实信仰，与其说他们的写作无法触及他们想要触及但不属于他们的天堂或地狱，不如说他们的用词污染了汉语，好在那样的污染同样是不及物的，不洗自净。”（参见萧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萧开愚以长达两千行的《向杜甫致敬》表达了他对这一位具有叙事性的诗人的敬意。欧阳江河的《晚间新闻》、西渡的《一封寄自拉萨的信》、孙文波的《村庄》等都是呼应叙事性的产物。
第五节 于坚、韩东、伊沙90年代的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
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韩东、于坚和伊沙等人属于“民间写作”诗歌集团。在九十年代他们没有像知识分子写作诗人那样更多诗学主张和理论建树，更多地体现出其创作风格及诗学主张的一贯性。
作为“他们”诗派的代表性诗人，韩东进入90年代一直坚守着“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回到为自己或为上帝的写作”的诗歌立场。在80年代他创作出《你见过大海》《山民》《有关大雁塔》等标志性作品，它们以强调生活的琐屑、平庸的“日常性”的诗歌方式，震动了当时的诗歌界。由于这些诗作以“客观”“中性”的叙述方法充分贯彻自己的诗学主张，因此当代诗歌评论界认为是韩东本人再难以超越的“代表作”。作者对此感到无奈，他在中篇小说《我的柏拉图》的序中说：“就像当年《有关大雁塔》发表以后，我的诗歌写作似乎再无意义。尽管我自己认为诗越写越好，别人却不买帐。由此我知道所谓‘代表作’的有力和可怕”。虽然，90年代以后，韩东的主要力量似乎放在小说写作上，但他写出了《打鸟的人》《机场上的黑暗》等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具佳的上乘之作。
于坚80年代至90年代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转型”“断裂”变化。在“新生代”诗人中，他是表现出持续创造力的少数诗人之一，在90年代于坚并没有出现常见于其他诗人身上的困窘、停滞的创作现象。如果说80年代中期是于坚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化写作时期，那么90年代于坚则进入了“更注重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时期。90年代写作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O档案》等积极探索了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为当代诗歌写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诗人在坚持诗歌创作的实践中，积极从事诗学理论建设，写出了一定数量的学术随笔和诗学论文。他对诗歌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有极高认定，于自己的写作也有颇高的自负。诗人在《于坚的诗•后记》中说：“在这个时代，放弃诗歌不仅仅是放弃一种智慧，更是放弃一种穷途末路”“诗是存在之舌，存在之舌缺席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于坚诗论的重直觉、个人化、极端化等特点，体现出当前诗人评论的总体风格。
伊沙（1966—）生于四川成都，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执教于西安外语学院。著有诗集《饿死诗人》《结结巴巴》《伊沙这个鬼》《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伊沙诗选》《我的英雄》等，以及随笔集《一个都不放过》小说集《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他的最为人们所知的作品是《车过黄河》《饿死诗人》《结结巴巴》等作品；而《天花乱坠•15》《狗日的意象》《中国诗歌考察报告》等作品同样被认为是民间立场日常口语化的解构力作；伊沙的《和日本妞亲热》《阳萎患者的回忆》等诗作对人的身体的发现和性的刻意强化，是90年代诗歌具有深刻意义的艺术革命，它直接启示并影响了70后诗人，尤其是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诗歌写作的审美风范。诗歌评论界对有血性、有思想的伊沙的这些诗歌评价分歧颇大。
以韩东、于坚、伊沙等人为代表的民间立场诗歌写作，有别于知识分子写作致力于思想批判的精神立场，注重在日常生活的土壤中寻找诗意；在艺术的表现方面，民间立场诗歌写作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对诗歌技术形式的精雕细刻（对叙事性功能的普遍重视、对语言修辞意识的高度敏感与张扬、多种文体的相互渗透等），更多地表现出率性天然活力四射。鉴于对诗歌创作实践与诗歌本质的感悟，诗人于坚颇为自负地提出了一切“好诗在民间”的论断。回顾近20年来“民间写作”的历史，从韩东、于坚、杨黎等人对于语言的“命题”，到伊沙、余怒对语言“命题”的重新开发和补充，再到“后口语”诗人群在创作上体现出来的勃勃生机，直到沈浩波等人的“下半身”诗歌群体对于诗歌写作中身体因素的强调，这期间中国先锋诗歌内部不断涌现出新的诗歌生长点，并且诞生了一些较为经典的诗歌文本。

第六节 世纪末诗歌论争
自80年代初朦胧诗之争的中国当代诗坛在相对沉寂近20年后的90年代末再次活跃起来，其集中表现为1999年4月16-18日召开的“盘峰诗会”及同年11月12—14日召开的“龙脉诗会”。
在“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各占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版图的半壁江山，彼此间营垒对立鲜明。双方在诗歌现状、日常经验、话语资源、知识话语和诗学立场等问题上各执一词，言语之犀利尖刻、气氛之紧张严肃可谓20年来中国文坛所未有。“知识分子写作”一方以西川、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臧棣、陈超、孙文波等为论战精英，“民间写作”一方以于坚、伊沙、沈奇、杨克、徐江等为论战先锋。在“龙脉诗会”上，坚守“民间写作”立场的于坚、伊沙、沈浩波、谢有顺等人在“对方不在场”的情形下，继续审判、驳难“知识分子写作”。由于“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出于“抗议”集体“缺席”，使“民间写作”的诗人们顿感失去对手的“无边的空虚”。在“两会”论争中虽然有陈仲义、张清华、孟繁华、吴思敬、徐敬亚等人的冷静、客观的“中性”评论，但遗憾的是这种声音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争论的声浪所淹埋，没能引起人们充分关注与足够重视。
“民间写作”阵营认为：“盘峰论争”中一个现象十分有趣，“这是一场诗人与评论家之间对比悬殊的交锋。与会的不少新潮批评家都站在‘知识分子写作’一边……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的不是批评家，而是一批没有批评家为之摇旗呐喊的诗人。批评家们不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具体文本辩护，为诗歌辩护，而是在为他们的‘观点’辩护。知识分子诗人们也一样，不是为诗辩护，而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辩护”（于坚：《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诗潮诗歌批评》）。
大概出于论战的意犹未尽，或者出于在论战中“民间写作”的诗人们所感受到的“无边的空虚”，“两会”结束后“民间写作”的同道们继续讨伐“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是好战精英伊沙，在“盘峰诗会”后马上将文章《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电传各地，于坚迅速发表《真相大白》，韩东、谢有顺、沈奇、沈浩波等也纷纷著文予以响应。被“激怒”了的“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等人不间断地著书、撰文予以“还击”。从此，中国当代诗坛两大阵营“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之间纠纷持续不断、旷日连绵。
以“盘峰诗会”为标志的世纪末诗歌论争 的直接原因，来自90年代中期出现的“诗歌秩序”的建构，和由此引发的“对诗歌象征资本和话语权力的争夺”。针对1997年前后“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和评论家出版的带有总结意义的诗选集中出现的偏差与不足，一些在诗歌秩序建构中被忽略、遗漏的诗人和批评家，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论争是以两本诗集（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征讨与维护为导火索的。其实“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由来已久，它们之间的论争可以说是新时期诗歌发展运行中的矛盾在新的特定语境下总爆发。“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可以看作是“第三代”诗中“平民诗”“文化诗”在近10年的岁月中的自然发展，“平民诗”“文化诗”作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前身和文化雏形，虽然在它们诞生之初就已经显示出各自不同的诗学主张，但是它们却一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随着世纪末脚步的临近及大师情结膨胀，诗人们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关口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留给诗歌的空间已经不多了，一改以往中国文坛温柔敦厚风格，以“现身说法”“自我证明”的方式无疑是介入当代中国诗坛的最有效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围绕着“盘峰论争”民间立场诗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性质的文章，主要有于坚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种语言向度》《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诗潮诗歌批评》、沈奇的《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谢有顺的《诗歌与什么相关》《内在的诗歌真相》、沈浩波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韩东的《论民间》。与“90年代诗歌”概念的提出者在处理八九十年代诗歌关系上强调“断裂”相反，“民间”一脉强调的是历史延续性。针对“民间”一派的批评和攻击，被指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和批评家也发文予以回应，他们的主要回应文章有张曙光的《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孙文波的《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唐晓渡的《致谢有顺君的公开信》、西川的《思考比谩骂更重要》、程光炜的《新诗在历史脉络中》、臧棣的《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西渡的《写作的权利》、王家新的《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等（参见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文章极富个人性、极端化色彩，是当前诗人评论的突出代表，它们诞生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是当下中国诗坛不可多得的诗学文献。
世纪末诗歌论争在当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在充分民主的学术气氛下发生的，虽然争论双方的言词一时间过于激烈，但无疑它是新时期以来诗歌界难得的学术论争，各自都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其次，在诗歌论争中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话题，诸如诗人的身份，诗与现实、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汉语写作与全球化语境，语言与写作行为的权力特征，文学经典与文学传统等，这些诗学问题的提出与思考，无疑对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最后，在这次世纪末的诗歌论争中诞生了新的诗歌群体概念，如“第三条道路”“另类”，同时它也成就了一批诗坛新秀。中国21世纪初的诗歌就是建立在世纪末的诗歌论争所创建的格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由此看来世纪末诗歌论争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六章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现实与展望
第一节 概述
承继上个世纪90年代诗歌发展的轨迹，新世纪诗歌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从诗歌的“代际”进行考察：以牛汉等为代表的“复出”诗人在21世纪伊始虽偶有诗歌发表，但影响日渐衰微，在当下诗歌界人们常常称新时期伊始“复出”的诗人群为“凋谢”了的一代。朦胧诗诗人北岛、杨炼、严力等人在海外的创作并未引起中国大陆诗歌界的足够重视，大多不为读者所了解；虽然食指、舒婷、梁晓斌、王小妮等诗人当下的诗歌创作艺术技巧更为圆熟，但他们的创作个性、风貌等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说读者对这些诗人的理解依旧停留在朦胧诗崛起于中国诗坛时的历史记忆之中。
“第三代”诗进入90年后日渐分化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先锋诗歌流脉。相对说来“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内部纷争较小，诗学理论建设能在持守思想批判的精神立场上较为平稳地向前发展，但诗人各自的诗艺风格是较为鲜明的，如王家新好内心独白、西川喜文体综合、欧阳江河多精雕细刻、孙文波重话语叙事、张枣长经营语感、吕德安善驰骋幻想、陈东东亲文本快感……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无名”时代诗歌所具有的狂欢化色彩。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阵营，“民间写作”阵营是一个较为庞杂的诗歌集团，从韩东、于坚、杨黎等人对于语言的“命题”，经过伊沙、余怒对语言“命题”的重新开发、补充以及“后口语”诗歌实践，直到沈浩波等人的“下半身”诗歌群体的出现，可以说“民间写作”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当代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必须看到在“民间写作”活力四射的创作活动中，充满着浓郁的解构气息，内部矛盾纷争始终未断，突出表现为世纪元年的“韩（东）沈（浩波）之争”。“韩沈之争”是“民间写作”阵营“年选”集团与“年鉴”集团矛盾纷争的必然产物，当韩东将沈浩波等民间力量贬斥为“伪民间”时，论战精英韩东和肇事天才沈浩波之间的论争已无法避免。在近两年的“韩沈之争”期间朵渔、尹丽川、李红旗等70后诗人所倡导的“肉体诗学”开始浮出中国当代诗坛，“韩沈之争”宣告了“民间写作”阵营在“口语”和“肉体”两条道路上的彻底分裂。有的诗人将这一现象表述为“在民间，不团结就是力量”。
“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诞生于世纪末的诗歌论争，是在整个中国诗歌界被虚构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以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具有创造性的“后现代范式”的写作姿态，凸现了当代诗歌写作多元化趋向的客观存在。由谯达摩等人主编的《1999年九人诗选》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登上文坛的第一个文本，此后相继出版了2000年、2001年《九人诗选》，并建有自己的文学网站。自2004年起出版了已经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一、二、三卷），2007年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穿旅游鞋的舞神们》。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以其扎实的诗歌实践活动，取得了丰硕的创作实绩。从近年的发展来看，“第三条道路”大有从一个纯粹的诗歌流派演变为文学思潮的趋势，即“第三条道路”除了诗歌之外，还包括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的创作。“第三条道路”无疑是21世纪初最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
“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第三条道路”构筑了中国当下诗坛三种基本写作范式（立场、流派）。但是必须看到，在这三种基本写作规约下涌动着各种诗歌潜流，在21世纪诗歌领域里的创作呈现出可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是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特征在诗歌园地的必然反映，它表现为新一代诗歌群体的诞生、写作观念的更新、写作手段的革命等诸多方面，“中间代”诗人、“70年代出生诗人”（垃圾派、下半身等）、“80后”诗人、祁国等人的荒诞派诗歌、杨黎等人主张的废话写作以及网络化写作等，无疑是中国当下不可或缺的诗歌景观。
“70后”诗人泛指一大批70年代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叶开始创作发表作品的诗人。“70后”的概念最早源于1996年陈卫在南京创办的民刊《黑蓝》。他们在《黑蓝》上打出了“70 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1999年陕西的一份诗歌民办诗报则直接命名为《70年代》，而将这个概念推到极致的是广东的两份民办刊物2000年的《诗歌与人》和《诗文本》。这个时期，70后写作群体开始随着年龄的优势纷纷上场，并在世纪之交迅速使“70后”这个概念连同洋溢的激情四下散布开来。“70后”这一名称真正地产生影响，被诗坛广泛认可并使用，则是2000年1月及一年后，由黄礼孩分两次推出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以及借助海风出版社向世人推出的一本400页的“中国第一部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集”——《70后诗人诗选》。“70后”代表着一大批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代表诗人有黄礼孩、孙磊、胡续冬、蒋浩、王艾、燕窝、盛兴、墓草、曾蒙、刘泽球、朵渔、吕叶、符马活、廖伟棠、李红旗、吕约、尹丽川、康城、阿翔、白鹤林、姜涛、刘春、轩辕轼轲等，其写作特征大致包括以下几点：1、带有色情因素、口语色彩和日常性取向的通俗语境；2、带有情爱、神性、家园色彩和具有明显抒情倾向的传统型语境；3、其它的混合型写作且呈阶段性摇摆状态。
“80后”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80后”的概念最先在诗歌界兴起，2002年概念被更多的人和批评界所认同。2003年《诗选刊》正式推出80后诗人专号、《海峡》连续八期推出80后诗歌展。此后，“80后”诗歌更加活跃起来。新的“80后”诗人不断登上诗坛，风格迥异，令人眼花缭乱。比较引人注目的“80后”有：春树，已经出版了个人诗集《激情万丈》，并主编了几期《“80后”诗选》；李傻傻，2005年作为中国新文化力量代表登上《时代》周刊（全球版），被称为“幽灵作家”；阿斐，《2004-2005年中国新诗年鉴》执行主编，被称为“80后的第一诗人”。对于“80后”诗人来说，他们拥有出色的直觉和才气，比较大胆地试图发现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作品往往富有极大的潜力和活力。

第二节 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一词是在社会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它具有反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功能，作为当下中国诗歌界一个群体性的概念，源于1999年的诗歌论争。在“盘峰诗会”“龙脉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阵营围绕90年代诗歌建构秩序话语权进行争夺，整个论争场面弥漫着浓重的圈子意识、地缘情结，彼此避实击虚、以长攻短，使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世纪末诗坛更加混乱。为了澄清中国诗坛的这一“混乱”局面，诗人谯达摩等适时机智地提出“第三条道路”这一带有策略性的诗歌概念。
作为20世纪最后一个诗歌流派（写作立场）同时又是21世纪第一个诗歌流派的“第三条道路”，在其多元化张扬诗道发展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成果。1999年12月初，谯达摩等人主编的《1999九人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隆重推出，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登上诗坛的第一个文本，收入这一选本的九位诗人是莫非、车前子、简宁、席君秋、树才、殷龙龙、小海、尹丽川、谯达摩；谯达摩等主编的2001年、2002年《九人诗选》也相继出版。2004—2006年谯达摩等人主编的《第三条道路》（每年一卷）由九洲出版社隆重推出，全书收入诗人的诗歌、散文、随笔和相关理论文章，在诗歌界产生很大反响。2007年九洲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穿旅游鞋的舞神们》，收入太阿、邓程、夕婉、朱赤、王学仲、温皓然、云外野鹤、朱枫、简简柔风、高梁、元谷、柳荫、雷火、青海湖、詹海林、月亮、王清音、上帝的拇指、申林、兰妮、兰紫野萍、萧宽、李心释、斯如、孙汝春、严家威、亦言、况璃、黄明仲、原野牧夫、叙灵、谯达摩共32位诗人的作品。其诗歌网络平台为《第三条道路综合网》。
活跃于“第三条道路”的优秀诗人有：谯达摩、温皓然、朱赤、严家威、况璃、萧宽、上帝的拇指、高梁、元谷、申林、亦言、王客枫、原野牧夫、云外野鹤、青海湖、月亮、简简柔风、兰紫野萍等。诗人的年龄、职业、地域构成等方面都体现出“三道”作为诗歌之大道的无限开放性，而诗歌文本的无限开放性无疑是由“道”之敞开所决定。“第三条道路”的无限开放性并不意味它没有自己的边界，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诗歌流派，而它的边界就在于诗歌是创作主体对其所描写的“道”的体验的诗意言说，它与“非诗”无关。这样理解“第三条道路”，我们认为它既是诗歌流派，又是诗歌立场（精神），它其实早已存在于传统的诗歌写作之中。如果上述的阐释成立，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提出的目的在于敞开被遮蔽的诗歌写作之道，而绝不是应时之举。
由于“第三条道路”植根于诗歌传统的写作之中，因此具有实践诗学的品质，而不是仅仅展示一种诗学姿态。“第三条道路”诗论的主要代表性文章有：谯达摩的《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拆解第三条道路：时间诗学的后现代阐释》《第三条道路：后现代主义诗学的汉语之舞》、李祖德的《论第三条道路》、十品的《第三条道路：21世纪初中国诗歌的一次集体诗学行动》、亦言的《第三条道路诗学理念的构建及阐释》等。
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已经走过了七年的历史，正步入它自己重要的发展时期。在当下诗歌写作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时刻，“第三条道路”无论是诗歌文本创作，还是诗学理论建设，都将任重而道远。


本贴由赵晓虎于2007年10月08日09:58:05在〖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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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三）】是赵晓虎在2007年10月08日09:50:43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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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 主题:  《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五） 第2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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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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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沈浩波、朵渔、尹丽川等人的“下半身”
“下半身”写作诗歌流派（立场）主张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追求一种写作的肉体在场感。“下半身”的主要部位包括裆部、腿部和脚，强调下半身写作，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坚持下半身写作的代表诗人有沈浩波（1976—）尹丽川（1973—）李红旗（1973—）南人 、朵渔、 巫昂、 盛兴 、轩辕轼轲 、李师江等人。
坚持“下半身写作”的诗人们大多出生于70年代，是70后诗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歌流派的走向上“下半身”写作可以看作是“民间写作”的余脉。“下半身写作”的诗人在90年代后期出场诗坛，恰逢世纪末中国诗坛的“多事之秋”。他们曾一度认同、追随“非非”“他们”等第三代诗人及90年代诗的日常性取向。但是，很快骨子里与解构闯将伊沙思想相通，压根就蔑视、“厌恶”传统的“下半身写作”诗人就清醒地认识到，仅仅停留在追随“非非”“他们”及90年代日常性的传统层面，是没有出路的。要想在当下诗坛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立足诗坛，必须停止“随波逐流”。于是他们开始质疑“诗到语言为止”，颠覆曾经认同的“口语传统”，机智地提出了“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下半身”崛起于诗坛的过程伴随着与内部民间集团矛盾纷争，集中表现为“韩（东）沈（浩波）之争”。当沈浩波于2000年7月创办《下半身》同人诗刊使70后诗人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诗歌阵地，它标志70后诗歌中最活跃与最“厚颜无耻”的诗歌团体——“下半身写作”的正式诞生。
“下半身写作”发展了“第三代”诗歌“身体诗学”中已经包括的肉体与下半身成分，其目的却在于对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以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激情、疯狂和热情来捍卫人的原始力量。虽然早在韩东《甲乙》、杨黎《打炮》等诗作中已经显示出诗歌肉体化写作情调，但是在当时革命似的“诗到语言为止”倡导下，它只能以萌芽的语言形式体现出来。在新的语境下“下半身写作”喊出了“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并以此作为写作的全部目标。下半身最敏感的肉体部位，毫无疑问是性器官，诗人们的作品总是围绕着“性”作文章，直接或间接将读者引到这上面来，这似乎成了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如南人的《伟哥进入中国市场》《吃冰棍的女子》、尹丽川的《花天酒地》《为什么不再舒服些》等。沈浩波在《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说：“我们亮出自己的下半身，亮出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显然摆出一副王朔当年“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在《我的诗歌有道理》中沈浩波说道：“那些相信和追求崇高的写作为我不齿，那些期待灵性拯救的写作也为我不齿……诗歌中的悲悯情怀是诗人最可耻的一种情结。”放逐诗意、追求性感是“下半身写作”的普遍特点，他们的文本中充斥着诸如干、搞、操、鸟、精液、乳罩、阴茎、阴蒂、性交、避孕套等充满兽欲“快感”的词汇。南人的《奸情败露》《压死在床上》、张守刚的《女人的尖叫》、沈浩波的《牛逼的事情》《他想把我办了》《淋病将至》、戴华的《我想看清一位美女》等诗歌已经明显表现为粗俗的肉体能量的释放。诗人朵渔在《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到了》一文中对70后诗歌的特征和价值作出这样阐释：“背景——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风格——雅皮士面孔，嬉皮士精神；性爱——有经历，无感受；立场——以享受为原则，以个性为准绳”。朵渔在《关于“70后诗歌”的十个问题》中指出“什么样的诗歌都可以，关键是写作时的轻松愉快”。尹丽川直言“如果我写作时不能感到快感，我为什么还要写作？”沈浩波则不无绝对地说“只有找不着快感的人才去找思想”“只有找不着身体的人才去找抒情”。在这样的诗歌思想的指导下，“下半身”诗人开始了无所顾忌的语言暴力下的“段子”式游戏化书写，整个创作呈现出一种轻松、调侃的反讽状态，表现出诗人对抗沉重现实生活的语言策略。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盛兴的《路边店》、朱剑的《无题》、沈浩波的《临终遗言》李师江的《校园技艺》等。
本来“下半身写作”所主张的游戏化、性快乐等创作原则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并无多少新意，但在当下诗坛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开启了新时期以来诗歌由“怎么写”到“写什么”的巨大转向，诗人们以较高的文化修养从肉身本能冲动的生命本然状态切入当下形而下生活现场，开拓了诗歌言说的新天地，它以一股不可阻挡的新兴力量展现于当下诗坛，并在当下诗坛掀起了很大的震动。但必须看到“下半身写作”所倡导的带有革命性质的“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的诗学实践，是以诗意的丧失为代价的，更多显示出对原有诗歌传统的背叛与解构。因此，“下半身写作”是当前诗歌界颇受争议的诗歌流派。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下半身写作”勇敢地闯入早已边缘化的诗歌界并显示出先锋到底的姿态，其革命精神是十分可嘉的。但是，从“下半身写作”以往的诗学主张和实践来看，它又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争名夺利、商业炒作等特点。朵渔说“如果能够让人们谈论，这件事已经做成了一半，我是相信‘功夫在诗外的’”，这种运动主义、江湖主义的价值倾向，无疑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难度。张扬下半身写作无疑在诗歌界具有革命意义，但是仅把人的自然本性当作人性的本质加以弘扬，又明显带有宣泄、色情、媚俗之嫌疑，存在着把诗歌创作推进享乐主义深渊的危险。局限在肉体快感的圈子里，很可能导致创作资源枯竭，明智的做法是走出狭小的自然人性的书写空间，进入更加开阔的艺术天地，赋予“肉体”更多的社会性内涵。
第四节 皮旦、徐乡愁的垃圾派
“垃圾派”出现于2003年3月，创始人是皮旦(老头子)，“垃圾派”是继“下半身”之后另一个引起争议的诗歌群体，在网络诗坛上有“北有下半身，南有垃圾派”的说法。比起下半身和当今诗坛的其他流派来，垃圾派“向下”的姿态与审丑的写法更加彻底， 解构的写法也更加突出。一个流派写法的开始也往往意味着前一个流派写法的失效，两个流派的前后更替，必然出现磨擦和争论。“垃圾派”的横蛮出世，立即引动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争议，“所谓下半身走入穷途末路，垃圾派再接再厉，另开网络诗坛争强斗狠风气”（牧野语）。“垃圾派”和“下半身”之间， 不可避免的论争就这样爆发了。这一次争论简直成了03年网络诗坛的焦点，以“诗江湖”和“北京评论”为主要对峙论坛，波及“扬子鳄”“唐”“橡皮”“诗歌月刊”“诗选刊”“他们”“红蕃区”“原创性写作”“现在主义”等各大论坛和网站。中国网络因此有了2003年是“中国垃圾年”之说。
垃圾派代表诗人： 皮旦、徐乡愁、管党生、管上、小月亮、训练小猪、余毒、路野、典裘沽酒、蓝蝴蝶紫丁香、谢小谢、郭杰、方子昂、一空、乔牧、李磊、谢马、杨春光等。主要作品有：皮旦《两个流浪汉打了起来》《一个仪式》《宠物》《擦屁股的第一》《苍蝇在飞》《我特别喜欢驴叫》、徐乡愁《你们把我干掉算了》《铁杵终于磨成了针》《屎的奉献》《用日字组词》《拉》《春播马上就要开始了》《不是盗版光盘我不看》《菜园小记》、管党生《规律》《旷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小月亮《小月亮的诗》《杀人犯》《我的新中国是什么样的?》、训练小猪《生活》《我所说的两个诗人》等。自办民间刊物《垃圾派》和网刊《垃圾派》，并单独出版了《垃圾派（诗歌）专号》和《垃圾派理论专号》。
垃圾派认为：人们吞食了物质财富以后会产生生活垃圾，语言被打磨无数次以后会产生文化垃圾，电脑使用久了也会产生信息垃圾。当人们在一味地追求精华追求崇高追求审美的时候，却严重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场，人就是一个个精密的造粪机。于是，垃圾派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垃圾时代和人文背景下诞生了。垃圾派认为：一切思想的、主义的、官方的、体制的、传统的、文化的、知识的、道德的、伦理的、抒情的、象征的、下半身的、垮而不掉的东西或多或少都有些伪装的成分，只有垃圾才是世界的真实！为了让世界还原成它的本来面目，他们不惜把自己变成动物，变成猪，变成垃圾，变成屎。在垃圾派看来，在这个虚伪充斥的世界，活着就是人类的帮凶。在既不能生又无法死之间，垃圾派以为只有崇低向下，来表达他们跟时代非暴力不合作的独立品质。他们就是要损坏公物打人骂人，就是要好吃懒做胸无大志，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国家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他们，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知识有文化的所谓人才。祖国啊祖国麻烦你再辛苦一回，把“我们”再变回去，重新做一个抢劫犯杀人犯强奸犯，一个无赖混蛋垃圾。垃圾派的三条原则是“第一原则∶还原、向下，非灵、非肉；第二原则∶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第三原则∶粗糙、放浪，方死、方生”。
“垃圾派”以同样的一路“向下”的“崇低”立场，以“非肉”的姿态解构了刚刚展露诗坛的“下半身”所倡导的“诗到肉体为止”写作策略。如果说“下半身”是以题材的堕落通过“脱”的方式产生了文坛的轰动，那么“垃圾派”则是以灵魂的丧失通过“排”的手段引起文坛的关注，在本质上二者是相同的而非对立。应该说“垃圾派”和“下半身”作为创作主张（流派）切入当下生活的手段并不高明也无多少新意，但是当它堂而皇之地进入神圣的诗歌王国的时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两支“恶之花”，“垃圾派”和“下半身”是最受诗歌评论界争议的。在诗派林立、主义众多的当代诗坛，“垃圾派”和“下半身”诗人在诗歌“写什么”问题上煞费苦心，然而“怎么写”绝不是一个可由可无的问题，它同样需要这两派诗人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来思考。不能否认“垃圾派”和“下半身”诗人们自有自己的文化思考，但是在“非灵”“非肉”原则指导下产生的文本中所展现的价值判断缺失的恶劣化的“真实性”描写无不预示着创作的巨大危机。

第五节 荒诞诗派
2001年底祁国（1968—）、飞沙（1963—）、远村（1963—）、牧野、张小云等成立“荒诞主义诗歌实验小组”，荒诞主义诗派诞生。《荒诞诗工厂》于2002年成立。荒诞主义诗人认为，荒诞诗歌就是表现存在之荒诞的诗歌。在常人看来，荒诞的是不正常的。在荒诞主义者看来，正常的却是荒诞的。而作为诗作者，正常与荒诞不仅错位，而且交融，是与非消灭了界限，真与幻并无鸿沟。在荒诞主义者眼里，事物原本无所谓美与丑的分别，相应的诗歌要给所有的词以平等的待遇，荒诞是存在的本质，人类的活动是在自以为理性的非理性中进行的；对荒诞的书写在于寻找荒诞中的意义，也就是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力图对被控制下的生活进行还原。
作为荒诞派诗歌的创始人之一的祁国在《一个荒诞主义诗人的不完全诗学手记》中对荒诞主义诗歌作出这样的解释：
“荒诞主义诗歌是一次改变阅读和写作习惯的硬性实验，是中文诗歌本质上真正大规模进入后现代的钥匙 。它不是诗歌外部的哗众取宠，也不是那种本质上还是现实批判主义的口语段子”“ 荒诞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发现，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的方法”“荒诞主义诗歌不是反对什么，不是跨越，它是另起炉灶，重新运石垒山”“荒诞主义诗歌的‘无理性、无意义’，是指作品完成之后所呈现的最终指向，并非诗人在写作时不能使用理性”“有很多人把荒诞主义诗歌当成了现实批判主义的讽刺诗，其实是误解了。荒诞主义诗歌不是去反对什么，也不是去歌颂什么，是一种接纳心态的呈现，表面看起来想揭示和表达一切，但最终又将含义化为虚无，让读者成为真正的读者，为作品留下的巨大空间进行阅读上的最终完成”“ 荒诞主义诗歌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打通墙壁、横穿心脏、直达本质的写作，再配以简约的方式、鲜活的口语、反常而又剌激的形式和当下生活的内容，必将在探索上提供一个新的出口”“荒诞主义的实验一直有两个方向 ∶一个语言自身的；一个是内容本身的， 只是作品个案各有侧重而己”“我相信荒诞主义不会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荒诞主义，就像人不会用死亡作为一生的价值追求，但我们应懂得接纳死亡”“我认为一流的诗，表达的是人类心灵普遍难以表达的那部分语言；二流的是可以表达但还没人去表达的那部分语言；三流的是己有人表达但表达得更好的那部分语言， 其余的或为重复或为伪作”……
代表作有祁国的《自白》《打电话》《你说》、飞沙的《 路上》《 门》《我和苍蝇同喝一杯茶》、远村的《我为什么离家出走》《走过疯人院〉》《 休闲》等。《自白》：我一生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 。《 打电话》：喂您好是啊/是我还行不忙/什么噢知道了/没问题小意思还凑合/当然然而反正/听不清大点声听到了/真的吗哈哈哈有意思/嘘小声点其实还有不过即使/唉烦没劲/累人倒霉够呛/哼活该妈的/不要紧哪里没关系/好说嗯是的/假设肯定一定/嘿胡扯扯蛋/不行拉倒开玩笑/啧对了高见/可是但是如果/难讲万一再说/挂了等等最后/好没说的还有/不早说有你的随便/看看就这样再见。
荒诞诗派是一个中国当下诗学思想较为深刻的诗歌流派，它是在诗人们感悟生活，同时借鉴、吸收西方荒诞派戏剧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诞生的。从当前荒诞诗派的诗歌理论和实践看，该流派还缺乏能代表其诗学主张的经典性文本，荒诞主义所带有的“错位感”也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人们接受的难度，因此荒诞诗派的价值还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建设方面所摆出的先锋姿态。

第六节 杨黎、赵丽华等的废话写作　

废话诗歌是“第三代”诗歌“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杨黎的命名，它是八十年代“口语诗歌”及非非主义的延续和发展。杨黎认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官话、套话、假话，诗歌就是让我们说人话。人话常常被人称为“废话”。在这种观念下，于是产生了“废话诗歌”。废话诗歌也被称为口水诗，它是备受争议的诗歌现象。代表诗人有：杨黎、乌青、赵丽华等。
杨黎的《大声》：我们站在河边上/大声地喊河对面的人/不知他听见没有/只知道他没有回头/他正从河边/往远处走/远到我们再大声/他也不能听见/我们在喊。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火车》：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赵丽华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
直觉告诉我们废话诗人使用的语言是日常生活中的最为粗糙未经打磨的原初语言，这是对语言艺术诗歌本质的致命性颠覆。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的审美特性，很少带有实际功利目的，在当下现实生活中这一特性尤为突出。诗人们本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废话写作”，然而遗憾的是诗人们却沉迷并游戏于自己营造的诗歌幻境中，并自以为所写出的“口水诗”诗坛独秀。当“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杨黎、国家一级作家赵丽华写出这样的诗作时，人们难免要质疑当下的诗歌创作现状。
可以说“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现象体现出中国当下文化的“症候”。必须指出的是“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的先锋（造反）解构策略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下半身”通过“脱”的方式引起读者的视觉效应、“垃圾派”通过“排”的途径造成人们嗅觉紊乱的话，那么“废话派”则通过“吐”口水的手段直接诉诸世人的听觉。在这些诗歌流派充分地开掘了读者的感觉功能之后，我们似乎在很难想象下一个先锋诗歌流派将以怎样的解构策略在当下诗坛出场。当前是诗歌界最为混乱的时期，然而危机中恰恰孕育生机，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中国的诗歌由此即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七节 网络化写作
回顾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头文学、书面文学（其间造纸术、印刷术的出现加速了文学的进程）、网络文学三个阶段。21世纪文学借助互联网，对传统的文学的创作、发表、传播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毁灭性的颠覆，它无疑是文学领域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网络以其高便捷、大容量、低成本等诸多优势备受当代文人，尤其是诗人们的青睐。
当下诗歌网站、网络诗人之多几乎难以胜数。从有限的资料看，中国最早的网络诗歌大概源于90年代初期，从1993年起诗阳使用电脑创作诗歌并通过网络大量发表，网络诗歌诞生。1995年诗阳、马兰、鲁鸣等创办《橄榄树》网络诗歌月刊(后曾有祥子、京不特、桑克等加盟)，从此“网络诗人”“网络诗刊”等名词出现。进入21世纪诸如《诗生活》《诗江湖》《诗选刊》《或者》《诗歌报》《下半身》《新诗代》《扬子鳄》《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荒诞诗工厂》《一行》《女子诗报》《今天》《时代》《翼》《蒲公英》《独立诗歌网》等诗歌网站相继诞生，从此中国的网络诗歌进入多元化时代。
网络为诗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诗歌实践的平台，它淡化、消解了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等诸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时代，诗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命题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从当前网络诗人的年龄状况来看，网络诗人大多出生于60—80年代，主要表现为70后诗人。可以说21世纪以来的几次具有一定规模的诗歌论战，几乎都是这批诗人以网络的方式进行的。在“饿死诗人”的谶语早已发出、下一个时刻“不知道风向哪个方向吹”的后工业文化时代，诗人们依旧坚守在这片荒芜的园地，并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其中不乏对诗歌事业的真诚。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时代的文化症候也在“下半身”“垃圾派”“口水诗”等诗人们的一路向下“先锋到死”的写作策略中暴露无遗。
中国当下正步入最为开放、民主、自由的历史阶段，诗歌创作也进入了它最佳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是中国的文化精英、文艺斗士、诗歌先锋们艰苦奋斗的结果。 诗人们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的写作环境，创作出无愧于自己的良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优秀诗歌作品。
第八节 新时期诗歌的回顾与展望
通过上述对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状况极其简单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从新时期伊始“复出”“朦胧诗”诗人，经历第三代诗人、后口语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直到“下半身”“垃圾派”“口水诗”等的发展，30年来中国的诗歌大致走过了复苏、繁荣、萧条、危机的四季循环的历史轨迹。
加拿大原型批评家弗莱遵循循环规律，把文学史上的作品类型依时代分为四类：喜剧、传奇、悲剧和讽刺文学，周而复始，这同一年四季的更替相似。春天，春光明媚，希望在即，对应为喜剧；夏天，色彩斑斓，气象万千，对应为传奇；秋天，草木摇落、萧瑟苍凉，对应为悲剧；冬天，寒气沉沉，了无生气，对应于缺乏正面目标的讽刺文学。即到冬天，春天也就不远，下一轮的循环又改开始了。如果能对弗莱简单的循环理论进行合理的剥离，并用它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恰好走过文学的四季更替的一个循环。新时期中国诗歌的四季循环大致体现为：诗歌的春天（1976——1983）：较为集中的时段只有四年（1978——1982）1978年是艾青等诗人复出的年份，从1979年开始朦胧诗人陆续登上文坛，1980年开始朦胧诗的讨论，1982年朦胧诗内部开始分化，新的诗学主张正在孕育中；诗歌的夏天（1983——1990）：“第三代诗歌”酝酿于恢复高考后的遍及全国各地高校的以民间群落形式自办诗刊诗报的“大学生诗派”中，他们被关注始于1984年向朦胧诗宣战之时，“第三代诗歌”发展的最火热场面是1986年的《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进行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诗歌的秋天（1990——1999）：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此后一段时间三毛、戈麦、顾城等相继*辞世，标志着中国新时期诗歌秋天的来临，诗坛秩序开始混乱。在1999年中国诗歌界的“多事之秋”，“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无疑带有“秋后算账”式的争夺（寻找）诗歌秩序建构话语权的性质；诗歌的冬天（2000——2007）：以1999年的诗歌论战为平台而凸现出的70后诗人，诸如 “下半身”“垃圾派”“口水诗”等是当前网络写作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他们的诗作无论就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不尽人意。将这些带有小萝卜头性质二流、三流，甚至是末流（不入流）的诗人、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常常会有一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感觉，那泥土中更多的是催生的肥料，缺少自然的芳香。
中国当下诗歌的寒冬景象，再一次导致新诗危机的出现，人们也开始对新诗的价值与合法性进行质疑。其实，早在90年代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曾积极支持朦胧诗和“新生代”诗歌探索的评论家孙绍振、谢冕，就已经开始对诗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表现出担忧。他们相继写出《“后新潮”诗的困窘与出路》（1993）《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1997）《“后新潮”诗的反思》（1998）、《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1997）《丰富又贫乏的年代——关于当前的诗歌随想》（1998）等。但是，中国新诗并为因为评论家的担忧而停止它继续在反崇高的解构的轨迹上一路下滑，大概诗歌发展有它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当下活跃的“下半身”“垃圾派”“口水诗”等诗歌流派也自有它存在的文化环境，我们应该正视它、分析它、评价它，而不是无视它、回避它、棒喝它，批评家应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职责，整个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诗歌连同整个文学必将向一个高新的阶段螺旋式发展。
未来的诗歌的走向必将建立在现有的诗歌格局的基础上：网络成为诗人们诗歌写作实践的大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会与纸媒体（民间、官方）和谐共容；70后诗人将进一步活跃网络诗坛，70后诗人在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等的矛盾冲突中内部将产生分化，新的诗歌流派可能诞生，它可能代表着中国未来诗歌的方向；当前活跃的“下半身”“垃圾派”“口水诗”即走入到它山穷水尽的地步，新的转机可能会即将出现，尽管它们现在还是以“另类”的方式存在。我们坚信只要人类还在使用语言，人类还需要表达思想、情感，文学就不会消亡，而诗歌作为文学中最经典的言说艺术更不会消亡。我们更加相信天才诗人雪莱的那句富有预言意义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本史纲核心概念：
新时期诗歌、天安门诗歌运动、历史还原、显在写作、潜在写作、归来的歌、胡风集团、右派分子、七月诗派 、九叶诗群、壮岁归来、迟到的诗人、新边塞诗、朦胧诗、今天派、知青写作、白洋淀诗群、先锋诗歌、第三代诗人、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莽汉主义、圆明园诗群、星期五诗群、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极端主义、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撒娇派、大学生诗派、“狼性文学”、超语义、反修辞、反逻辑、红色写作、“诗到语言为止”、“反文化”、“反意象”、“反英雄”、“拒绝隐喻”、 “口语诗”、“民间性”“知识分子写作”、女性诗人、乌托邦写作、“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 “口语写作”、“叙事性”、“口语”、“口头语”、“普通话”“书面语”、后口语、“盘峰诗会”、“龙脉诗会”、“平民诗”、“文化诗”、“韩沈之争”、 “伪民间”、下半身、肉体诗学、“第三条道路”、 “70后诗人”、垃圾派、下半身、“80后”诗人、荒诞派诗歌、废话写作、口水诗、网络化写作

本史纲涉及的主要诗人：童怀周、艾青 、牛汉、 绿原 、曾卓、穆旦 、辛笛 、郑敏、 陈敬容 、唐湜 、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周良沛、孙静轩、梁南、昌耀、林希、赵恺、王辽生、刘湛秋、刘祖慈、林子、王燕生、任洪渊 李瑛、张志民、严辰、邹荻帆、方冰、沙欧、雁翼、严阵、梁上泉、韩笑、张永枚、纪鹏、柯原、韦丘、野曼、沙白、晏明、孔孚、晓雪、张万舒、蔡其矫 黄永玉 雷抒雁、曲有源、张学梦、骆耕野、叶延滨、陈所巨、杨牧、高伐林、徐敬亚、李松涛、熊昭政 杨牧、周涛、章德益、石河、高炯浩、柏桦 北岛、食指、芒克、舒婷、方含、顾城、多多、严力、江河、田晓青、杨炼、梁晓斌、王小妮、骆耕野、王家新、孙武军、 黄翔 、黑大春、周伦佑、蓝马、杨黎、敬晓东、刘陶、何小竹、吉木狼格、韩东、于坚、丁当、小君、吕德安、王寅、小海、默默、刘慢流、孟浪、王寅、海客、郁郁、雪迪、刑天、大仙、殷龙龙、代杰、石光华、杨远宏、刘太亨、张渝、宋渠、宋炜、廖亦武、欧阳江河、梁晓明、余刚、王正云、李浙、宁可、藏剑、任贝、张锋、傅浩、徐德华、诸学伟、袁建明、京不特、锈容、胖山、软发、土烧、撒撒、泡里根、流布流、男爵、尚仲敏、燕晓东、李亚伟、胡冬、西川、翟永明、伊蕾、唐亚平、海子、骆一禾、戈麦、张曙光、孙文波、臧棣、西渡、伊沙、程光炜、陈超、沈奇、杨克、徐江、谯达摩、温皓然朱赤、严家威、夕婉、云外野鹤、邓程、叙灵、朱枫、简简柔风、高梁、元谷、柳荫、雷火、青海湖、詹海林、月亮、王清音、上帝的拇指、申林、兰妮、兰紫野萍、萧宽、孙汝春、亦言、况璃、黄明仲、沈浩波、尹丽川、李红旗、南人 、朵渔、 巫昂、 盛兴 、轩辕轼轲 、李师江、皮旦、徐乡愁、管党生、管上、小月亮、祁国、飞沙、远村、乌青、赵丽华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当代文学史》王庆生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金汉 总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朱寿桐 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中国当代新诗史》 洪子诚 刘登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国当代新诗史》 洪子诚 刘登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天安门诗抄》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年版。
《北岛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舒婷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顾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徐敬亚等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罗振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周伦佑诗选》周伦佑 著 花城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国形象诗学》王一川 著 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版。
《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语言的闪电》朱大可 著 华龄出版社 2006年版。
《海子作品精选》海子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版。
《北大情爱三部曲》 朱家雄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版。
《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曹文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朱栋霖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主潮诗歌》 李复威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先锋诗歌》 李复威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岁月的遗照》程光炜 编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光芒涌入》 李岱松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版。
《第三条道路》（一、二、三卷） 谯达摩、海啸、刘生龙、温皓然等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04——2006年版。
《穿旅游鞋的舞神们》谯达摩 朱赤 亦言 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07年
论文：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历史将证明价值》、《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丰富又贫乏的年代——关于当前的诗歌随想》。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后新潮”诗的困窘与出路》、《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后新潮”诗的反思》。
徐敬亚：《 崛起的诗群》、《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圭臬之死——朦胧诗后》。
梁晓斌：《诗人的崩溃》
周伦佑：《反价值：意义的重建》《“第三代”诗论》《拒绝的姿态》《红色写作》
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
张曙光：《写作意识与方法》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
萧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
于坚：《橡皮手记•1996》《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种语言向度》《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诗潮诗歌批评》
沈奇：《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
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内在的诗歌真相》
沈浩波：《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韩东：《论民间》。
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
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
唐晓渡：《心的变换：“朦胧诗”的使命》《致谢有顺君的公开信》、
西川：《思考比谩骂更重要》
程光炜：《新诗在历史脉络中》《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不知所终的旅行》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
西渡：《写作的权利》
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谯达摩：《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拆解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后现代阐释》《第三条道路：后现代主义诗学的汉语之舞》
李祖德：《论第三条道路》
谯达摩、邓程：《第三条道路：北京宣言》
十品：《第三条道路：21世纪初中国诗歌的一次集体诗学行动》
亦言：《第三条道路诗学理念的构建及阐释》等。
祁国：《一个荒诞主义诗人的不完全诗学手记》



本贴由赵晓虎于2007年10月08日09:59:18在〖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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